蒋士铨诗歌简论

蒋士铨是清代文坛上享有盛名的诗人之一。他从十五岁学诗，用四十多年的心血，写下了二千五佰多首诗歌。这些诗，从思想内容看，反映了人民的疾苦，揭露了统治阶段的凶残，在一定范围内展示了清中期社会的历史画面，真实地记录了诗人一生坎坷的经历和思想感情。在艺术上他继承了李白的浪漫主义和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兼取苏黄，饱览百家，综合诸家之长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诗歌形式上，他的格律诗远追唐，近效宋，既严谨又潇洒。他又善于向民歌学习，并融合宋词和元代散曲的格调，写了大量的“新体诗”。他自称这些诗为“今体诗”。在古体诗中，他除了能熟练运用七言、五言古风抒情叙事外，还写过近似词曲的九言、六言诗，对诗体的解放，起了一定的作用。

蒋士铨诗歌创作，大致经历三个阶段：青年时期，他求学壮游，对人生充满着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对未来怀抱着直造青云的理想追求。因此他早期的诗、风格豪放飘逸，清新流畅。袁枚说他“摇笔措意，横出锐入，凡境为之一空。如神狮怒蹲，百兽慑伏；如长剑倚天，晨星乱飞；铁厚一寸，射而洞之；华岳万仞，驱而行之。”^[1]壮年时期，他实现了“一飞仪虞廷”、“直造飞青上”的壮志，进士及弟，官任编修，复因惧谗而辞官归，寓居金陵，受聘讲学，六载于越，三载于扬，在人生道路经历大转折的时期，他既有人生得意的喜悦，又有世道坎坷的感慨，既有壮志难酬的痛苦，又有再振而起的雄图。这一时期，他深入接触了社会各个方面，了解官场的黑暗和人民的疾苦，因而诗风为之一变，有的沉郁雄浑，有的绮丽清新，有的含蓄蕴借。他学习杜甫、白居易所写的《京师乐府词》等诗，“运龙门纪传体于古乐府音节中，详明赅洽，仍自伸缩变化，则尤为独开生面，前无古人。”^[2]晚年时期，他“感激再出山”，淹滞京中六年，忧愁增添了白发，疾病消磨了壮心，“致仕”与“退隐”的矛盾斗争，使他晚年的诗歌显得深沉怨切，而诗歌的表现手法更加熟练，格律更趋精严，风格婉曲细腻。有位河北上谷郡人读过蒋士铨填词后，曾书其感想于古江州（今九江市）之庾楼，说这些词“怨慕情深，低回欲绝，而故宫禾黍之怨恍缭绕于波涛浩渺间，有令人慷慨唏嘘不知涕之何从焉。”^[3]以此评价蒋士铨晚年的诗，亦无不妥之处。

一

蒋士铨一生坎坷曲折，即使在京任官时期也是在很不得意的时光中挨过的。残酷的现实使他看到官场的腐朽，看到处于社会最低层人民的痛苦，看到所谓“乾隆盛世”光环中的阴影。因此，在文字狱遍布国中的时代。他没有胆怯，没有畏惧，而以诗为武器，将胸中的郁愤化作笔底惊雷，写下了不少现实主义的诗篇，具有人民性的特征。

反映民生疾苦，是蒋士铨诗歌内容的主要方面。《京师乐府词》写于乾隆二十五年，共二十六首，一首一事。即事命题。诗中塑造了缝衣穷妇、街头泼水卒、值勤兵、打更卒、乞丐、官妓等下层市民的形象，构成了一幅王都难民图。如《缝穷妇》写出了迫于生计而顶风冒雪在街头为人缝补的妇女的悲惨命运，揭露了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饱含着诗人同情人民的疾苦的感情。《鸡毛房》写的是一群沿街乞食的乞丐，他们在“冰天雪地风如虎”的季节里，既无蔽体之衣，更无栖息之所，“黄昏万语乞三钱，鸡毛房中买一眠。”如果连“三钱”也乞不足，那就只好“柳木棺中长寝息”了。冻毙街头将是他们的必然归宿，这是对“极乐王都”的无情讽刺。

京城是这样，在广大的农村中，则是另一幅惨象。清初，顺治、康熙、雍正虽然在农业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良措施，如扩大耕地面积，大力兴修水利，实行“摊丁入亩”的赋税政策，使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满汉官僚地主的土地兼并却在继续进行。到乾隆中期，这种兼并更加剧烈，差不多有将近一半以上的耕地面积已经被地主瓜分，大量的自耕农变成了佃户或耕丁。^[4]一般佃农在生活上毫无保障。丰年尚不足温饱，一遇天灾人祸，就不得不忍受高利贷的剥削，甚至卖儿鬻女，流浪他乡。《饥民叹》记载的就是这种惨象；连绵淫雨，使得“田亩漂沉乡井改”，“迫使万姓为饥民”。他们“雨中行乞水中死，尸积河濡人满市。”《米贵》一诗则运用对比的手法，鲜明地展示了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是“天目奔穷流，饥鸿泽中集”、“千钱米四斗、典鬻到裙帻”，一方面是“官厨酒肉臭，舞榭纱帏幂。富家餍盘餐，馀粒饱鸡鸭。”此诗的格调、思想与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有相通之处。《飞蝗》写的是虫灾，那真是惊心动魄的画面：“雨压连畦烂，风闻隔县惊。黄云千亩阔，一夜尔铺平。”诗人深深地同情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人饥若已饥，谁解急其事？”“关心百姓无衣者，安得求它化作绵。”《杂感十九首》（其二）写的是一个丰收之年，人们喜气洋洋，准备趁丰收之余办婚事。然而催租逼债的却成群结队地找上门来了“租吏回怒嗔，杂坐柴荆下。一笑饱鸡豚，持钱满腰裤。”他们餍足了酒内，带着农民们半年的血汗走了，留下来的，仍然是贫穷和饥饿。

暴露官场的黑暗，揭露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是蒋士铨诗歌具有人民性特征的又一重要方面。《拟古乐府》（其三）写了一个昏庸糊涂，只想搜括民脂民膏的官吏，“识牒一纸钱数百，十讼九年一二结”，即使治内发生了人命案，他也漠不关心，“闾胥里长报路毙，无钱报纸不能递。”蒋士铨痛恨的就是这样一批官吏，他认为就是这些贪赃枉法、不学无术的官僚政客，败坏了国家的大事。在《竹飗诗谕汪溶川同年》一诗中，他尖锐地质问：“孰窃田畴平？孰窥家室好？孰戕箧笥藏？孰作贫盎搅？猫懒久尸位，百物任偷剽。”竹飗是山间食笋之鼠，他把竹飗作为弱小者的代表同情，“以竹作稻梁，穴土长子孙”，“于人实无害。于物取殊少”，他对人们不加区别地责备竹飗鼠深表不平。他认为真正残害人民的是那些贪官污吏即“久尸其位”的“懒猫”，是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势，随心所欲地倾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八年以后，蒋士铨还写了一首《果子狸》的诗，与前一诗可说是姐妹篇，批判的锋芒却更犀利。开篇即写：“强者纷纷吞弱肉，鼠食松花鼯食竹”，接着尖锐指出：“君辈食禄多隐慝，跖行夷言资贪取。但能欺罔无不为，五能技巧夸鼷鼠。若将功罪记锱铢，血肉难辞膏鼎俎。”这两首诗应该联系起来看，竹鼯和果子狸的形象是同一的，它们吃的是竹笋和野果；虽然也是“无功窃食”，但毕竟只是“大嚼百花丛”，“于人实无害”，这类弱小者其实就是蒋士铨等一些官职卑微的文人的自我写照。而“懒猫”和“君辈”的形象也是同一的，它们行踪隐慝，暗地里无所不为，贪婪攫取的本领竟可以在“五技而穷”的鼯鼠面前夸耀。^[5]这实际上就是那些窍居高位的贪官污吏的化身。对这些人怎么办呢？诗中说：“主人不之责，搜括但旁挠”，批判的矛头直指统治阶段的上层人物了。

由于清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蒋士铨对现实的批判与揭露只能采取较为隐晦的手法。即使是这样，也还免不了担惊受怕。他辞官归家的第二年，写了一首《渔市》，以隐喻的手法揭露了文字狱给广大知识分子带来的灾难。“既苦转鹭饕，复虞罾网密。……苍皇浮与沉，恐惧入还出。敢求濠梁乐，窃慕沧海逸。避饵饥且忍，畜池生莫必。……连樯饭舵楼，引类泣鱼骨。腥风拂我舟，砧血渍鳞乙。垂涎戒朵颐，鼓棹去宜疾。”泣鱼即泣已，也泣已之同类，难怪他在力拒某显宦的罗致之后，便匆匆忙忙地辞官，真是“鼓棹去宜疾”了。

二

由于政治上的不得意，生活上的贫寒，蒋士铨写了大量以咏史、抒怀为内容的诗。这些诗真实地反映了诗人的人生态度和思想变化过程。有对功名、前程的渴望，如“料理椒兰焚蕙帐，绿罗门外待朱轮”（《弹冠图》），有对壮志难酬的感叹，如“用世心犹热，谋身虑久空”（《消遣》），有时双亲妻儿的思念，“欲遣双鱼问消息，江河横隔几重津”（《感忆》）。或借咏史，或借咏物，或直抒胸臆，或触景伤情，曲折地表现了诗人对社会的褒贬和心灵中的痛苦。在这些诗中，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咏史诗。蒋士铨大半生飘泊南北，名山必登临，胜迹必观览，所谓“游履所至，不负古人也”（《游记》）。在游览过程中，创作了大量凭吊古人，寄寓情怀的诗歌。这些诗歌一部分是赞扬民族英雄江万里、文天祥、谢枋得、史可法等，^[6]诗中凝聚了诗人对这些人的仰慕和崇拜。一部分是对历史上荒淫暴虐而至于亡国的君王的批判与谴责，如吴王夫差、秦始皇、项羽、唐玄宗等。诗人咏的是史，实际上却是以历代兴亡的历史借鉴来喻今，寓意十分深刻。

青年时代，他就写过《止水亭吊江文忠公万里》等诗。江万里是文天祥的老师，南宋时曾官左丞相，蒙古军进逼江南时任湖南安抚大使。不久，襄阳、樊阳相继陷落，他抱定为国殉身的决心，特在江西饶州（今波阳县）自己的府弟中凿一池，题曰“止水”，表示一旦元兵攻入饶州，就投池殉国，后果一门殉难。诗中热情歌颂了“国存与存亡与亡”的耿耿忠臣，并对他的“丰碑不存”表示极大的义愤。在满清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还是歧视与控制的条件下，蒋士铨敢于这样大胆地颂扬江万里，其精神是可贵的。此外，他还不止一次地写诗悼念孤军奋战扬州，十日城破，慷慨就义的抗清英雄史可法。《梅花岭吊史阁部》《题史道邻阁部遗相》等诗，大胆肯定史可法“甘同马革自沉湘”，誓死不降清的精神，叹息他“须眉凛然社稷臣，生不逢时死得所”，赞扬他“梅花岭头冰雪魂，生死南枝最孤直。”在《岳鄂王墓》一诗中，他诅咒那些卖国贼臣的误国危民，慨叹岳飞的抗金大业未成。在《文信国琴》《题文信国遗像》等诗中，他赞美“出入万死身提戈”、“十载幽囚就柴市”的文天祥，倾吐了诗人的一腔悲愤。“乡人谁复继前贤，一拜须眉一流涕”，诗人和文天祥同是江西人，因而他在缅怀古人的深情中，还隐隐露出了继承前贤遗志的决心和壮志难酬的悲哀。直到晚年，他还写了以文天祥、谢枋得志存恢复，以身许国为内容的杂剧，并名之为《冬青树》，可见其仰慕之深。

蒋士铨生活的时代，正是大一统的清帝国由盛转衰时期，而这时的民族矛盾也已降居于次要的地位。因此，他虽然歌颂历史上的复国英雄和具民族气节的志士，耿耿不能忘怀宋灭于金、元，明灭于清的历史教训，但是并不反清，相反，他对清王朝倒是很愿效忠的。他推崇申韩的变法、王安石的改革，他总结历史上的教训，目的在于揭出社会的弊病，以供当政者借鉴。这与他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与诗人的世界观的矛盾是密切相关的。

《读始皇本纪》四首无情地嘲笑了秦始皇愚昧和暴虐：“既欲求神仙，如何穿冢穴？”“苟能得长生，神仙亦尽诛”，“生游阿房宫，死游骊山墓。行乐到魂魄，膏灯照泉路。”《响屧廊》借吴王夫差为西施建馆娃宫响屧廊一事，揭示了统治阶级荒淫无道、醉生梦死而招致灭亡的历史教训。《杨太真双鱼镜》咏的是物，但是“千秋金鉴录何轻，鼙鼓渔阳动地惊”，见物思古，“安史之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五百多年的大动荡，大分裂，这个教训难道还会轻吗？在乾隆皇帝不惜民财多次东巡南游的年代里，蒋士铨反复地以诗咏史，希望统治者以史为鉴，其讽谏之意，是十分明显的。

蒋士铨还有为数甚多的山水纪游诗，这些诗清新壮拔，气势磅礴，写景状物，出神入化，反映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热爱，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名宦谁能乐山水，诗人我或惭龙虎”、“行年三十气淋漓，谈笑轻他尺寸基”（《再过河口天池庵题壁》）“磊落作壮游，不知行路难”这些诗句，读之使人感情激奋，意气昂然。值得注意的是《牵舟》一首：

轮国万斛舟，突兀百丈强。牵于逆水中，

如蚁缘丘陵。忝然负　者，肩腹伛偻承。

孑孑饥寒躯，日暄淫雨蒸。嘘呵邪许词，

一唱群声应。扣舷我何逸，相习意悯矜。

长绳划然断，倒退难遽升。劳者已颠蹶，

逸者何所凭。悟兹倚伏理，庶几为我惩。

这首诗写于乾隆二十九年，蒋士铨辞官航行在归家的路上。诗的前部分写的是牵夫的疾苦，体现了诗人的深切同情，后半在自责的基础上转到对“长绳划然断”这一细节的描写，诗人从“绳断”的情形中，悟出了祸福倚伏的道理，形象地表明了统治阶段的享乐是建筑在老百姓的痛苦身上的，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拖着“国家”这条船，才能在逆水中前进。而一旦这根维系宝座的“长绳划然断”，那高高在上的“逸者”便无所凭依。诗人的目的并非自责，而在于暗暗警告当政者，“驭民”当有个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使得“劳者已颠蹶”，那么危机就会出现了。

此外，蒋士铨还有不少以议论为主的诗，用于题册、题画等方面。自从盛唐杜甫开辟了以诗论诗，以诗论艺术的道路后，不少文人竞相仿效学习，经过韩愈的发展，到宋代而大盛，至清朝则已成为诗坛的一时风尚。蒋士铨的议论诗主要是学习杜甫，虽然他爱国忧民的思想深度，艺术语言的朴素亲切不及杜甫，但其说理之精辟，语言之简洁，议论中又兼抒自己爱憎之情，或以形象来寄寓褒贬等方面，确也深得杜诗工力。在艺术上他非常推崇郑板桥、罗两峰，为他们的字、画题了大量的诗，分析评价他们的艺术风格，探讨其表现手法。如《题郑板桥画兰送陈望亭太守》《题两峰画屏》十六首，《题罗两峰画“鬼趣图”八首》等。他高度赞扬郑板桥，说他的书画是“别辟临池路一条”。他对“展足裂地维，放手破天械，”在艺术上不“束缚规矩中”的罗聘也极端推崇，对他的作品爱不释手，“如玩索靖碑，寝食俱可废”，甚至“求益同买菜”。蒋士铨对书画音乐戏曲都有着广泛的爱好，而这又反过来有助于他的诗歌艺术的提高。

三

蒋士铨的诗歌创作活动，是在他的诗歌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他的诗论散见于他的诗文中。蒋士铨的艺术思想基本倾向是偏于儒家入世主义艺术观的，他遵循孔子论诗的“兴、观、群、怨”的现实主义原则，自觉地学习杜甫、白居易、韩愈的诗歌，把史家“直笔”，屈原之“气节”看作诗歌创作的根基，敢于讽刺和鞭挞腐朽的官僚制度，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悲愤之情。

蒋士铨诗歌理论的形成，与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一样，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始，他主张写诗要善于学习古人，“文辞比稼穑，艰苦成美好。又如毫末树，岂易到合抱”。^[7]诗歌创作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要下苦功夫学习，积学以储宝，功到自然成。在儒家“兴观群怨”的诗论影响下，他的艺术思想逐步形成，“九河倒泻入胸膈，吞吐湖海凌韩苏。江山助人长奇气，吏治化汝为真儒”。（《送熊肖石南归》）“千钧笔力气嶙峋，一代文章侍从臣”。（《题荆公集后》）正因为诗人把写诗与成为“侍从臣”、“真儒”联系在一起，所以，就必然要求诗歌创作具备“诗教”的功能，为移风易俗，宣传伦理道德服务。在创作实践中，他的讽刺，鞭挞，赞美，歌颂，都是以这个基本观点为依据的。后来，他又提倡诗主“性情”的理论，主张“不依傍古人”而直抒胸臆。“创调别唐宋，格律焉能圉”、（《倪鸿宝》）十分重视诗人的个性和独创性。康雍乾时期，清代诗坛有许多流派，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影响都极大，袁枚分析和批判了“神韵派”和“格调派”的是非功过，提出了“性灵说”，重视诗的“性情”。蒋士铨是袁枚的挚友，自然深受其影响。不过，蒋士铨同袁枚反对“温柔敦厚”的诗教的观点又有不同之处，他力图把儒家“兴观群怨”的诗论与“性灵说”统一起来，在重视“诗教”的前提下发挥诗人的个性和独创性。

“一字苍生系，残缣浩气凭，何人速官谤，甘负读书灯”，（《题茅鹿门训子书卷后》）蒋士铨把诗歌创作与“苍生”联系在一起，他以“稷契”自许，不愿做为艺术而艺术的“雕虫篆刻人”。在他看来，贫困坎坷的人生道路，是孕育诗人气质的先决条件，“岩岩气象杂悲歌，浩气难平未肯磨。自古风骚皆郁勃，人生不得意时多。”（《读昌黎诗》）这种诗歌理论与韩愈的“不平则鸣”及欧阳修“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也”^[8]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正因为如此，蒋士铨强调诗歌创作的现实性和战斗性，用诗来抒发自己胸中的“郁勃”之气，表现人民内心的悲吟。《饥民叹》《果子狸》《缝穷妇》等诗篇就是这种思想主导下创作出来的。

“诗以性情深”。诗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同个人的性格、爱好、兴趣、学术修养和生活经历等方面密切相关。诗人认为：鲜明的个性是诗的生命力的表现。情感是构成艺术美的要素之一，诗的形象只有铸入诗人的情感的“血液”，才能激发人的心灵，引起读者的共鸣。蒋士铨提出“诗以性情深”的理念，所强调的就是诗的个性和情感问题。他说：“性灵独到删常语，比兴兼存见国风”（《怀袁叔纶》）“文章本性情，不在面目同，李、杜、韩、欧、苏，异曲原同工，君子各有真，流露在句中，气质出天禀，旨趣根心胸”。（《文字四首》）他把《诗经》的《国风》作为诗美的最高标准，重视“比兴”手法，认为诗人的个性，情感根于“心胸”，在创作时是自然“流露”在诗中的，而这个性与情感必须“真”。

蒋士铨所谓的“真”，是艺术的真实，是与艺术的“神似”密切相关的“真实”；“奇趣生象外，细审乃逼真”（《乞罗两峰画屏》）形象、意境是诗的重要构成因素，“真”是蕴含于这形象、意境之中的。蒋士铨的山水诗、咏物诗创造了不同风姿的形象与意境，有的壮美，有的优美，有的熔壮美和优美为一炉。诗人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来写、追求艺术的“神似”，所以，“奇趣”能生于“象外”，“言有尽而意无穷”，在有限的描写中展示无限的境界。蒋士铨是一位有高度的艺术鉴赏力和表现力的诗人，他论诗、论画、论书法篆刻，把“风”、“神”、“气”、“韵”作为美学标准，既重视艺术的创作规律，认为“百千万变合规矩”，又反对谨守规矩不知变化的做法，认为“束缚规矩中，所守亦已隘”。他要求诗人、艺术家“放手破天械”，“万卷重开笔有神”，“笔藏化机”，创造具备“风神气韵”的美学特征的艺术形象。在《乞罗两峰画屏》《题祝枝山画卷为龚悟生司马作》《赠井坐》《乞方竹楼画杂花屏风》《文字》《题郑板桥画兰送陈望亭太守》等诗中，反复阐述了这种讲究美的意境、“真”的内容与“神似”的理论。

蒋士铨为了开拓诗歌创作的新路，不仅在艺术实践中作了辛勤的探索，而且在理论上也作了认真的总结。他反对模仿抄袭，主张在继承中创新。在清代诗坛辨论唐宋诗优劣的情况下，他大胆地提出两个观点：（一）“寄言善学者，唐宋皆吾师”。（二）“创调别唐宋，格律焉能圉”。在他看来，诗歌创作“若无新变”，就“不能代雄”。只有继承前人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重视自己所处的时代特征，开创“别开生面”的新诗风，才能使诗歌的长流永不枯竭。在《辩诗》中，他系统地阐述了自己求“变”的美学思想：

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变出不得已，运会实迫之。格调苟沿袭，焉用雷同谋。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奈何愚贱子，唐宋分藩离。哆口崇唐音，羊皮冒虎皮。习为廓落语，死气蒸伏尸。撑架陈气象，桎梏充威仪。……李杜若生晚，亦自易规矩，寄言善学者，唐宋皆吾师。

此诗强调了“通变”规律的重要意义，讽刺了只知模仿抄袭的作者。杜甫认为诗人要“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9]赵翼认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10]蒋士铨《辩诗》阐述的就是这种艺术思想。他上窥风骚，旁及汉魏乐府，以陶潜、王维、李白、杜甫、韩愈、苏东坡之诗为借鉴，近学郑板桥，袁枚，赵翼的长处，兼工各体，推陈出新。他的这种“通变”的艺术思想，对清代诗歌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开辟了一条新路。

四

蒋士铨以他丰富的诗歌诗作，实践了他的美学思想。他的诗风格独具而又纷繁多采。过去人们评论蒋诗，也总爱把袁枚、赵翼放在一起谈论。《铅山县志·蒋心余传》称：“钱塘袁枚、阳湖赵翼先后与士铨同馆、彼此心相契、名亦相埒，时有袁蒋赵之称。然云菘（赵翼字）自谓第三人；子才（袁枚字）固笼罩一切，而文章出于气节，至今犹景仰藏园。”正因为蒋士铨写诗“出于气节”，发诸心胸，才使他的诗歌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连袁枚也深为景仰。

风格的独特和多样是蒋诗最鲜明的特色。他一生“嶔崎磊落”、“以古丈夫自励”，形成了他诗歌豪放沉雄的主要风格。阮元说他“当其意气触发，如雷奋地，如风挟土，如熊咆虎嗥，鲸吞鳌掷，山负海涵，莫可穷诘”，虽略嫌过誉，却一矢中的。他青壮年时写的一些山水纪游诗，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作。如《十八滩》：

前滩髑突奔长洪，后滩诰屈趋黄公，

狂波数里势一折，积铁四立山重重。

……

辊雷轰轰动地轴，却驾大艑驰长风。

连樯疾上破逆浪，峭壁横塞惊途穷。

……

大笑往来失阻碍，一泻千里开心胸。

读着这样的诗句，我们仿佛看见，诗人驾着一叶扁舟，在“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江河中大笑往来，破浪前进。这气魄，真不亚于李白的《蜀道难》，苏东坡的《念奴娇》。在妙高台上，他“纵目青天下”，向往着“仙槎如可借，我欲泛沧溟”。登上“绝顶轮囷不可上，危蹬百级高盘旋”的从姑山，只觉得“脚底群山自罗拜，眼中直欲无人烟。”在游览中，他忘怀不了事业：“临风欲拓钱王弩，一射潮头十丈山”（《登城隍山》）“壮心愁跋涉，射虎意飞腾”（《晓泛》）直到晚年，他犹壮心不已，“乞我黄獐三斗血，为君重唱少年行”（《射猎图》）这些豪迈的诗句，信笔挥洒，发自肺腑，给人以勇气，给人以力量，是诗人认真学习李白、苏东坡、黄庭坚的结果。同时与诗人的壮游生活是分不开的。

仕途的坎坷，生计的窘迫，使他中、晚年的诗歌一变而为沉郁。沉郁不可强求，它是以生活为基础的。作为一种沉郁的风格，作者的感情是深沉郁积的，虽有千言万语，却不能喷薄而出，只能曲折地透露。清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的疑惧心理，康雍乾时期残酷的文字狱，是造成蒋士铨诗歌沉郁风格的社会原因，而诗人“嵚崎磊落”的性格、对社会的担忧、壮志难酬的苦闷，则是其主观原因。他中晚年的诗多慷慨悲凉，充满抑塞磊落之气。如：“卧听儿曹鸣镝声，尚有雄心暗倾泻”（《听射示儿辈》）“底须更动凌云想，起拍阑干酹酒痕”（《宴金山江天阁题壁》），但“暗倾泻”也罢，“起拍阑干”也罢，雄心壮志是无法实现了，难言的苦闷，只好借酒来浇，但一樽薄酒，又怎能消除深沉的忧虑，面对着傲霜斗雪的梅花，诗人只能发出“横斜堪一笑，何补朔风天”（《梅花》）的叹息。“梦中曾倚修文案，长叹声中泪如倾”。诗人只好放声大哭了，这类诗以情动人，风格凄恻宛转、深切悲凉，揭示了诗人心中的无限痛苦。

蒋士铨是个多才的作家，袁枚把他和苏东坡并称，说：“蒋君心余，奇才也”，决不是没有根据的。阮元评其诗曰：“古诗胜于近体，七古又胜于五古，苍苍莽莽，不主故常。如昆阳夜战，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海立云垂，实足开拓心胸，推倒豪杰。”（《蒋心余先生传》），他的五古和七古，确实是意境清新壮拔，语言通俗晓畅，姿态纷繁，别具一格。

侬影孤如双港塔，郎身远似喻坊船；

三十六湾团转路，湾湾相望不团园。

《鄱阳竹枝》

酒旗低卷绿荷香，柳屿花汀互掩藏。

鱼引游人戏莲叶，四周穿到镜中央。

《李园高咏楼销夏》其二

半夜移灯上画船，残星明灭尚分悬，

一声长笛穿桥过，吹散垂杨万缕烟。

《李园高咏楼销夏》其十一

这些诗清新恬淡，意境优美，诗情画意，洋溢其中。诗的意境是一种美，这些意境优美的诗，与上面那些意境壮美的诗一样，都是诗人所创造的艺术美。它是诗人认真学习乐府民歌的表现手法，细心观察生活的结果，可惜这种诗在诗集中并不太多。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低回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岁暮到家》

低丛大叶翠离离，白玉搔头放几枝？

分付凉风勤约束，不宜开到十分时。

《题王石谷画册·玉簪》

这些诗婉曲细腻：情感逼真自然。“不敢叹风尘”两句传神地写出了诗人母子之间爱恋的情深。后一首则宛转地表现了诗人惜花爱花怕花开早的心情，因为花开十分，凋谢就开始了。

蒋士铨还有不少诗写得艳丽工巧。“载酒船依宫树绿，踏青人爱画楼红”（《偕袁简斋前辈登清凉山》），酒绿灯红，构成绮丽的色调。“见惯风光题句懒，习归魂梦到家先”（《自杭州赴润州涂次口号》），“落絮几团惊宿蝶，游丝千尺系飞鸢”（《风日》），“岸树青回知节改，帘衣朝卷验寒轻”（《依依》）这些诗句对仗既工巧，意境也很清新。还有一些诗写得潇洒自然：“秋云漠漠雨绵绵，一夜湖东水拍天。隔岸红衣摇落尽，浪花堆满寺门前。”（《秋日过浮州寺》）秋雨绵绵的季节，诗人荡舟鄱湖，经过浮州寺，只见一夜秋风，把对岸的红花吹落净尽，水波荡澜漾，把落花推送到寺门前。全诗不加一点修饰，写景抒情极真切自然。

蒋士铨认为他的诗到“五十岁”，始“不依傍古人而为我之诗矣”，从风格的形成和发展来说，这倒不是虚言。我们认为，蒋士铨诗的风格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验的增添而日趋成熟的。从总的倾向看，他的诗多呈宋调，兼取苏黄，在追求一种豪放与瘦硬相结合的诗风。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诗局限于某一方面，生活本身的无比丰富的内容和绚丽多姿的色彩，是他追求风格多样化的客观基础，他也善于根据所写题材的不同而因势利导，对不同的反是非曲直对象采用不同的笔调来描写。因此，就造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诗风。在一个基调上追求风格的多样化，的确是蒋士铨诗歌的一大特色。

（原载《上饶师专学报》1981年第4期。本次收入有删改。）

【注释】

[1]见袁枚《忠雅堂诗集·序》。

[2]见《铅山县志》卷十五《蒋心余传》。

[3]见《忠雅堂文集》。

[4]参阅剪伯赞：《历史问题论丛》，第124页。

[5]见荀子《劝学》：“鼯鼠五技而穷”。五技：相传这种鼠能飞、能缘、能游、能穴、能走。

[6]谢枋得（公元1226—1289年），字君直，号叠山，江西弋阳人。宝祐四年与文天祥同科进士。德祐元年为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知信州，率兵抗元。城陷后，流亡建阳，以卖卜教书度日。后元朝逼其出仕，福建参政魏天佑强制送往大都，乃绝食而死。有《叠山集》。

[7]见《忠雅堂诗集·王淡人雨中见过出桧门先生诗卷相示，淡人作五言一首见寄，次韵奉答》。

[8]见韩念：《送孟东野序》与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

[9]杜甫《论诗六绝句》。

[10]赵翼《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