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里收割麦子但是忘了拿东西

文_邢小群

我从小就经常参加劳动，四五岁时，已经跟着别的孩子挖野菜、给牲畜割草，或干别的力所能及的活了。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劳动强度虽然不十分大，却总让你闲不着，没时间玩耍。这固然是给自己家里做事，其实也和农场的童工差不多。所以说，我的童年谈不上多少幸福，没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

在父亲的安排下，我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从春天说起吧！有农活时当然要干农活，没农活干的时候也得割草或挖野菜。夏天更要忙活一两个月的样子。那日子真是相当紧张，麦收的时候争分夺秒，一天只能睡四五个钟头。为了说明夏收时间之紧，老百姓中流传着一个关于杜鹃（我们那儿叫布谷鸟）的传说，是笑话冬烘先生的。说是有个私塾先生，原以为没看到麦子发黄熟透，不必急着去收割，可是等到麦子完全发黄了再去收割时，大半麦粒儿已经掉落到地里了。他气死后变成了布谷鸟，在麦子快熟的时候，就从早到晚地叫：“边黄边割！边黄边割！”叫得口里直流血。我四五岁时，还干不了麦地里的重活，但要捡麦穗，干活时间之长，有时还超过大人。因为大人要歇晌，这时就让我去看麦场，以防别人把麦子偷了。到了六七岁，我就开始跟着大人割麦子了。大人割四垄，让我先割一垄。他们在左右割，把我夹在中间，不断地催着我快点，说割慢了，镰刀就要够着我的屁股了。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外交部干校被当作重劳力用，割麦收稻确实干得又快又干净，还随收随捆好。这都是从小学会的。

夏收时天气很热，麦地里和麦场上没有一棵树，没有地方乘凉，一晒就是一整个夏天。在这种情况下，有时我也想法子逃避劳动。我老伴十几年前回我老家时，我嫂子还给她讲了一个我的故事。说是有一天，我不想下地，自己用筛子往身上这么一扣，就趴在床底下睡觉去了。全家人不见我的影子，紧张极了，使劲喊，到处找。我迷迷糊糊地知道有人叫，但是装作没听见，不吭声，继续睡。大家怀疑我是叫狼吃了，因为我们那儿狼很多。后来他们还是在床底下找到了我。父亲并没打我，我在家里也从来没挨过打。可能就是因为我平日干活绝不偷懒，一般是找不出我什么毛病的。

一年的农活从没有干完的时候。夏收忙完，就得赶紧翻地准备秋种了。即使地里没活，有空还得去割草。我那时就学会了弄虚作假。草割少了，父亲免不了会数落我一顿。所以往往草割得不多，还要想办法让家里人看起来挺多。这就得把草抖得很松，从外面看，筐子里的草堆得高高的，但里头并不瓷实。到了秋收时，又一次紧张起来，而且农忙的时间要长得多。一会儿摘棉桃，一会儿掰玉米，一会儿拔黄豆，一会儿又摘豆角。黄豆是熟了以后连根全拔，绿豆、豇豆、扁豆等，都是哪些长熟了摘哪些，几乎得每天早晨去摘。因为太阳出来一晒，摘时就会碰破豆壳，把豆粒撒在地上。干这类活儿，手经常被扎破。

冬闲时，一般人家农活都少了，可是我们家特别，活还是多得够呛。除了管牲口、积肥、摘棉花、修农具，还要找像运盐这类活干。养猪是妇女的事，侍弄牛、马等大牲口的活儿则归男人，而且相当费劲，铡草、喂食各有讲究。农民对积肥很重视。牲口在圈里拉屎拉尿，把地踩得稀烂，必须及时垫上干土。用干土，先得把土从地里运回来，然后晒干，保存在雨雪下不到的地方，圈里脏了就撒进去。起圈也不简单。在我们家，牲口是圈在一起的。牛吃饱了要卧，马什么时候也不卧。起圈时得先把牛和马牵出来，牵的时候老得防着挨马踢。连粪尿带土的圈肥，每次去起，总能起出一两尺厚的样子。起出后用车推出去沤上，就成了农家肥。干这些活都有我的份儿，特别是晒土、垫圈。

总之，我是从小参加劳动，很少休息，尝够了劳动的辛苦。小的时候吃穿也都很差。吃，只有过旧历年那些天好些，从初一到初五，可以连着吃年前就包好、蒸好的包子和饺子。穿，我很少穿新衣服新鞋，多数是哥哥穿过的。因为老是穿不合脚的鞋，我的脚趾头从小就挤得互相摞着。现在回想起童年的生活，仍然感到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