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者博物馆，不只是为了陈列

文_任　春

北京朝阳区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这所国内唯一的打工者博物馆，创立者是打工者，展品的主人也都是打工者。相片、信件、暂住证、就业证、工资单、欠条、工作服、劳动工具、生活用品……2000多件展品，每一件都留存着打工者的体温。

开馆5年来，近3万人走进这家民间博物馆。有人说，这里是国内2.63亿打工者生活状态的真实缩影。

“历史放在这里，并不只是为了陈列，而是为了促进我们思考和进步。”这句“馆长”的话，开宗明义。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就坐落在皮村一座普通的北方大院里。

“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推开博物馆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这行贴在墙上的鲜红大字格外醒目。

约300平方米的空间被分为“打工历史”、“妇女”、“儿童”等5个展厅。电锯、斧头、橘红色安全帽、印着“深圳保安”字样的工作服，挂在博物馆的墙上；暂住证、罚款单、白条……在玻璃柜里排列得整整齐齐。

最醒目的，是名为“我们的历史”的一张图表，记录了从1978年至今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进程。在这个图表中，详尽的数据与起伏的曲线，将逾两亿打工群体的形成与流动诠释得清晰明了。

最形象的，是按照皮村一位工友家的现状1∶1还原的“打工者之家”：6平方米的空间里放着一张窄窄的木板床，小木桌上摆着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暖水瓶、锅和脸盆都挂在墙上。

最触目惊心的，是一双几年前在富士康工作的打工者跳楼后，散落的夹脚拖鞋。

最令人好奇的，是展厅中间一个烤羊肉串的铁炉子。据说它陪伴了主人10年，当这个养家糊口的家什被没收后，主人咬牙掏出200元钱将炉子赎了回来，捐给了打工者博物馆。

身着一件胸前印有“劳动最光荣”的灰色圆领衫的孙恒，是博物馆的创立者，也是最资深的讲解员。

1998年，孙恒带着一把吉他从家乡河南开封来到北京，“瞧瞧外面的世界”。

第一份工作是在火车站扛大包，当搬运工，一个月300元收入。之后，他在北京换了十多种临时工作，打工之余在地铁卖唱，在清华大学蹭课，辛苦却也充实。

2002年，孙恒认识了另一位打工者王德志。一见如故的两个年轻人“合计”搞出了一个“打工青年艺术团”。他俩在业余时间背着乐器，挤公交车前往各个工地为打工兄弟们演出，原创的《团结一心讨工钱》、《天下打工是一家》几首歌，渐渐在京城打工人群中传唱开来。

“打工青年艺术团”名气渐响，孙恒受邀去北京之外的一些工地上演唱。1999年的一天，孙恒在一个工地上遇到了来自安徽的一名建筑工——彪哥。

彪哥又矮又黑，和孙恒相处了三天，一句话没有。第三天晚上，彪哥听完孙恒的歌，将他拉到一边，伸出青筋暴突的手说：“兄弟，我羡慕你有个好嗓子，我只有这双手，只有靠这双手拼命干活，养活一家老小。”

那晚，彪哥和孙恒聊了很多很多事。他的痛处、他的迷茫，句句如锤，落在孙恒心头：“彪哥哪里是沉默寡言？他想说，可平时又有谁来耐心地聆听和关注？”

城市里林立着高楼大厦、纵贯着高架桥，建设者正是默默无闻的“彪哥们”。他们创造着城市的光鲜，推动着历史的发展，自身的状态与想法却往往被人忽略。

孙恒的心中，一个念头忽如闪电般明晰：要关怀这些打工者，让他们有表达的途径，有交流的场所，有一个温暖的“家”。从此，他脑中形成了一条“打工者文化链”：不仅有一个文艺团，还要有民工子弟小学、工人大学、一个打工者图书馆、一个剧场，还包括一个属于打工者自己的博物馆。他说：“让真实的展品‘站’出来说话，记录下打工者群体的文化与历史。”

2005年，孙恒用自己发行的首张专辑所得的酬劳，在居住地北京皮村办起了一所民工子弟小学。这一年，他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进城务工青年”。不久后，在香港乐施会等机构的资金支持下，孙恒和几位工友将原本是琉璃瓦厂厂房的5间屋子租下来，修葺一新。2008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国内首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静悄悄地对外开放了。

带着“体温”的展品最有意义

展品是博物馆的灵魂。

“可能在一些人眼里，打工者博物馆的一些展品太廉价、太边缘化，甚至就像他们丢弃在路边的废品。但这里是我们打工者展示自己生活的真实空间，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说这话时，孙恒有些动情。

在孙恒眼里，暂住证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展品：“暂住证最能引发打工者的共鸣。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收容制度被取消，对打工者来说意义重大。以前走在路上总觉得不安全，警察、联防队员随时都能来查你的暂住证，没带就罚款，没有就被送回老家。”记者注意到，一张孙恒在2002年因为没带暂住证而被罚50元的罚款单也在展品之列。

在特别设置的“女工”展厅里，广东的一个女工寄来了她的工卡，正面是她的照片，背面则打印着冷冰冰的规定：“上班时间不准上厕所！”

一个玩具厂女工的一封家书被装裱在镜框里挂在墙上：“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啊，寄回去的钱收到了吗？你们多保重身体……”4个月后，这名女工丧生于一场大火。在那场震惊全国的特大火灾中，与她一起遇难的还有80多名姐妹。这封家书正是那场大火中的幸存者去探访这个女工双亲的时候，从她父母那里取来赠给博物馆的。捐赠者在电话中对孙恒说：“这封信不值钱，却让人揪心。”

也有一些展品让人感到温暖和欣慰。“儿童”展厅里，大量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们展现出他们在诗歌与绘画方面的天赋，一些获奖作品，令人看了心生欢喜。博物馆还挑选出一些获奖作品制作成T恤衫出售，这些衍生产品，精致得一点不输那些市面上售卖的同类产品。

大婶的《煎饼诗》令人动容

马千里是一个“海归”，在法国读完“艺术史与文化遗产”，前年回到了北京。他住在北京的西北角，只要不出差或不加班，每周日他都会换乘地铁、公交车，辗转两个半小时来打工者博物馆报到。

“北京有那么多博物馆、艺术馆，为什么偏偏选择来打工者博物馆当志愿者？”

面对疑问，他说：“因为这个博物馆在世界上都可以称得上别具一格。当我第一次从网上看到打工者博物馆的展品时，就被深深感动，被一种难以言表的来自大地的力量所震撼。”

在打工者博物馆当志愿者的一年间，小马发挥自身特长，梳理完善了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和团队一起着手建立打工文化历史藏品档案库。此外，他还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共同承担了讲解工作。

在征集收藏打工工友的实物之外，博物馆还对工友的经历进行访谈，这是打工者博物馆的一个原创之举。采访对象中既有主动上门来倾诉的，也有孙恒他们平时发现的“特别有故事的人”。他们想要记录这些人或平凡或跌宕的打工经历，记录他们或喜悦或酸楚的打工心情，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

在小马的访谈笔录里，在北京卖了14年煎饼的徐芳大婶创作的《煎饼诗》令他动容：“每一张煎饼，我都摊得如十五的月亮般圆，就像在祝福每个人，家庭和睦，团团圆圆。”那种在艰辛谋生的同时持有的对生活的热爱之情，让他这个对生活时有抱怨的都市白领汗颜。

去年，徐芳返乡时，将跟随自己14年的煎饼车捐给了博物馆。斑驳生锈的车轱辘里，记录着多年打工生活的艰难。

而令社工小碧最难忘的一次“口述笔录”，来自在皮村借居的河南瓦匠周哥。他喃喃地向小碧说道：“我今年31岁，对付陌生是我最擅长的，我每到一个地方打工，都是从陌生开始的。”

虽然经历过工伤，虽然被黑心老板欠薪，虽然还没找到合意的姑娘，但周哥身上有一种在困境中寻找光亮的坚韧。正是这种坚韧，支撑着他不断地尝试在新的地方生存，在新的地方寻觅希望和幸福。

“新工人”的称谓正逐步置换“打工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卜卫，一直十分关注打工者博物馆。

“截至2012年，全国打工者数量达到2.63亿，打工人口已占全国人口数量的1／5。这个庞大群体生存和发展的状况，足以引起深切关注。”

在卜卫看来，“新工人”这个更有尊严感和主体感的称谓正在逐步置换“打工者”。他说：“这个博物馆就是一种‘新工人’群体参与叙述自己故事的渠道。他们叙述自己的经验和故事，并肯定自己的经验和故事是值得被表达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赋权的过程。”

在卜教授的视角里，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记录打工人群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用实物、文字、档案等，构筑起不同于主流叙事的另一重发声空间；另一方面，扎根于皮村社区，致力向本地居民提供全方位的文化服务。

采访中，孙恒流露出喜悦：“您要是傍晚来我们这个院子，那可就真赶上热闹了：打工艺术团忙着排练表演、图书馆也开放了、电影院里放映着故事片、孩子们在操场上跟着老师唱歌……”

但孙恒也有焦虑：皮村可能面临大规模拆迁。他们目前正在筹划再建一家网络博物馆。无论将来以何种形式出现，打工者博物馆所承载的文化使命将纵贯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