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彤霞 黄一凡
快到二老家的时候，天降小雨。那栋位于北三区的公寓，在树阴的遮蔽下，安详而静谧。
开门的是陈老，干练爽朗的她让人很难想象是一位古稀老人。不大的客厅，东西摆放得井井有条。招呼我们坐下后，陈老轻唤一声“福邦”，不一会儿，便见白发苍苍却又神采奕奕的宗老缓缓走出书房，笑着与我们点头。品着香茗，二老讲起了故事……
老式爱情，别样的浪漫
宗福邦和陈美兰都是广东人，进大学之前他们并不相识，但当时填报的志愿都是“北大，武大，中大”，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缘分。而这段缘，一结便是半个世纪。
宗福邦1955年进入武大，1959年毕业之后留校任教，陈美兰是比他小一届的学妹，但因为学制是五年，再加上中间作为划船运动员参加比赛，直到1962年才毕业留校任教。既是同乡又是师兄妹，在求学期间互生情愫应该很正常，然而，大学时代的他们很少说话，见面也就是打个招呼，彼此并不是很熟悉。
性格外向、活泼的陈美兰大学期间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内向、沉稳的宗福邦则低调很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自习室。1962年，陈美兰毕业留校任教，成为同事的他们有了进一步接触。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们被彼此的真诚所打动，渐渐走到了一起。当时陈美兰住在湖滨一舍，宗福邦住在湖滨三舍，每逢周末，他们便徜徉于东湖之滨，谈生活，谈人生，谈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或是在周六的晚上带上小板凳到梅园小操场看电影。陈老说，当时就是这些活动，再没有其他的娱乐了。
说起来，宗福邦还算是陈美兰的“第一个学生”。刚刚毕业的陈美兰为了讲好第一次课，便请宗福邦听她试讲。空荡荡的教室，陈美兰在讲台上认真地讲，宗福邦在下面仔细地听，从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到深受学生欢迎的教授，她教师生涯的点点滴滴，他一路见证。
结婚之前，时逢陈美兰生日，宗福邦将在家乡的中山大学采摘的红豆，连同那首著名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送给了陈美兰。回忆起这段往事，陈老记忆犹新:“当时他是用手帕包着送给我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宗老更是打趣地说:“这在当时不敢说啊，会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1964年，两人登记结婚后回到广州。当被亲友们问及“何时举办婚礼”时，他们推说“暑假回去就办”；返校之后又告诉同事婚礼已在家乡办过，只是请同事们吃了点喜糖，甚至连结婚照片都没有拍，两人年轻时唯一的合影，还是他们在东湖边闲坐时被一位同事抓拍的背影。但对他们而言，那些都不重要，只要有爱就足够了。
纵使艰辛坎坷，依然相濡以沫
结婚之后，宗福邦搬到湖滨一舍。在那间仅有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里，他们一住就是十三年。然而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二老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段低谷。
“文革”期间，整个学校的教学科研全部停止。时任所属教研室党支部书记的宗福邦被迫每天在校内劳动。陈美兰虽然受到学生管制，但因为与学生关系很好，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无休无止的学习、批判，使得两人心情极度压抑，但即使这样，他们依然相互鼓励，相互扶持，不离不弃。陈老说:“劫难不会动摇我们之间的感情……大字报、批判，不能动摇对一个人的最根本的看法，我太了解他了。”在那个“儿子揭发父亲，妻子揭发丈夫”的年代，他们丝毫没有怀疑过对方，正是这种无条件的信任，让他们在爱的温情中，坚强地走出阴霾。苦难愈深，感情愈坚。
在那段日子里，宗福邦曾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认为学校是个大染缸，总是洗不干净，还不如到海南岛去，好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净化自己；而陈美兰却难以割舍已打下的事业根基，想留下来做点实事。两个人在这件事上产生了分歧。最终，出于对事业的不舍，对武大的留恋，他们选择留下，这一留又是三十年。其间，面对家乡名校抛出的橄榄枝、亲戚朋友的劝说、定居香港的诱惑，他们都只是微微一笑，却从未真正动摇过。
“文革”之后，各种教研项目重新开展。1985年，宗福邦开始作为主编编写《故训汇纂》。最初预计十年左右就可以完成，但由于各种原因，直到2003年，《故训汇纂》才正式出版。
宗福邦坦言，三十年的时间里，他的科研精力基本都花在了《汉语大字典》和《故训汇纂》上，其他的成果出得不多，也没有什么外快。陈美兰的工资比他高，名气似乎也要大些，就连学生的孩子也曾对他说:“陈奶奶要比你有名些!”对此，老两口显得很坦然，“都是在高校当教师，不太把钱看得很重。”虽然陈老是一位颇受学生欢迎的教授，口碑相当好，如果多到外面讲讲课，可以多赚不少钱，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专注于自己的科研，希望能够做点实事。
古稀之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陈美兰思想活跃开放，能和年轻人打成一片；宗福邦则比较保守，“甚至有些迂腐”。性格迥异的他们能够几十年风风雨雨携手走过，心灵的交流与相互的理解也许是婚姻幸福美满的秘诀。
每天茶余饭后，二老都会聊聊天，常常坐在饭桌旁一聊就是半个小时。和过去一样，他们谈人生，谈生活，当然也谈时事。宗福邦是个“电脑盲”，陈美兰操作电脑却已经很熟练。从网上获取的信息，陈老有时会和宗老“透露一点”。“只敢和他说一部分，不能都说，有的怕他接受不了!”陈老笑着悄声对我们说。
至今，二老依然保持着每天散步的习惯。去年，宗福邦患上了颈椎、腰椎疾病，医生嘱咐倒着走走对康复有好处。从那之后，陈美兰就每天陪着宗福邦爬上长长的坡，看护着他倒着走，生怕他被石头绊倒或被突然冒出来的汽车撞到。刚开始路人都盯着看，他们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一年多的时间，二老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走过。每每走到珞珈山，陈美兰常会留心身边的一草一木，有时会惊喜地发现“这棵树还在这儿呢!”当纤细的小苗长成参天大树，岁月的痕迹已爬上他们的面庞，回头一看，爱依然如故，有珞珈为证。
（原载《风景名胜》杂志，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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