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

那一年，我们从新兵连分到师后勤部的船队。同去的是同年参军的宁波城市兵，周、孙、陈、张四人，从年龄上排，可分为周大、孙二、陈三、我老四。那两年的城市兵，还有来自上海、杭州、南通等地的，但都是从学校来部队，不像我们四人在各自的工厂里干过两三年。和学生兵比，我们的社会经历要比他们丰富得多，并且我们四人各有特色，各有专长，心还比较齐。所以不到一年，已在部队里小有名气，被大家戏称为“四人帮”。

先说周大，近一米八的个头，国字脸，浓眉大眼，壮实的身材，宽厚的心胸。什么事只要让他一分析、一评判，是对是错，一览无余。他一身正气又宅心仁厚，最绝的是力气惊人。部队中经常有出力气的活，或农活，或专业上的活。加之我们船队基地在淮河的支汊里，由于水位枯水期和泛滥期差异很大，有时码头到船上有三四十米的斜坡阶梯。船上的供给，粮米、油等都靠战士肩挑背扛运到船上。一袋大米200斤，要从仓库到码头，走下阶梯到船上，最要命的是要肩扛一袋大米经过颤颤悠悠近十米的跳板。我们的周大哥不惧不怕，一咬牙，扛上一袋大米，走到船上，中途没有一次休息，由此赢得船队百来号官兵的尊重，也因此改变原先对城市兵的偏见。第二年，周大当了一班副班长，第三年，荣登一班班长。我们船队有拖船四条，当时都是排级建制，后来是分队建制。驳船都是载重五十吨位的，一个船队出航，驳船按一、二、三、四……班排列。第一条驳船即为一班班长所在，它的重要性，一是体现在船队航行中，二是靠码头和离码头时。先说离码头，第一船是和前面拖船紧密配合的，它只要顺利挂上缆，那后面的驳船一个个都能顺利挂上。再说靠码头，第一船首先解缆，但第一船的船长（即一班班长）要看水流、风向，更要看码头的情况，指引后面的驳船顺利靠上码头，便于装卸货物。最后，在航行途中，如遇急流险滩、风雨交加时，第一船必须把握航向，它稳了，后面几十条驳船才能稳。周大哥在一班班长的位置上干了两年，成了我们船队骨干中的骨干。

孙二哥是和我一个厂出来的，一米六五的个头，敦实，寡言，重义气，跟厂里的前辈们练就一身太极功夫。当时社会上流行“以武会友”，我们厂里一班打铁匠常年习练太极拳。功夫高深者已多次获省市推手前几名。孙二哥的功夫在船队可是显露过两次。当时，农村兵与城市兵互相瞧不起，前者看后者，文弱书生，光耍嘴皮子，干活不怎么样。一次劳动结束，一东北大个挑衅城市兵，孙二看不下去，出头与他比试，硬是用一招单鞭加并步崩拳将对方打下船去。后来又碰上一农村兵欺负陈老三，又被孙二以双峰贯耳加如封似闭打得趴下。从此，大家对他敬畏有加。其实，孙二是个很细心很专心的人，还是个多面手，用在厂里当机修工的知识，经常为船队的维修出力。后来颇受当时我们的船队队长（1961年当兵，参加过全军大比武）青睐，他经常将孙二带在身边搞技术革新。

陈三哥当兵前是在一工艺美术品厂里工作，他以美工见长，写得一手好字，能文善画，文字组织能力较强。但他不善体力活，所以一有劳动他便要写墙报，或者为领导写点总结报告、经验交流之类，以扬长避短。陈三哥口才了得，雄辩、狡辩、诡辩，无人匹敌，经常搞得对方哑口无言，头昏脑涨，是大家既喜欢又惧怕的人物。

我呢，和他们三人比，文不如陈三，武不如孙二，力气与稳重又不如周大。但对他们三人的优点与长处，我也略为兼而有之，加之我生性喜钻研，好奇心强，又在工厂有些电器知识，所以四年里一直在一号拖船上当舵手、水手和驾驶副班长。记得有一年雨季，从码头到船上的照明电坏了，机电兵们来回跑了几趟都没查出原因。我细细回想在工厂时师傅教我的查故障技能，判定问题出在中途的电缆接口上，一查，果然如此，并且发现部队的机电兵知识落后于地方上，遂把机电知识传授他们，也获得敬重。那时，我们都要学业务，学技术，并且时常被领导讲评，我在其中脱颖而出，成为业务尖子。最牛的一次，在长江上航行，恰遇七级风浪，拖船和后面十几条驳船上几乎人人呕吐头晕，而我正好在拖船上操舵，起伏摇摆之间，并未觉得身体异常，看得我们队长都对我称赞有加。

1979年，孙二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周大和陈三于1980年退役，我是第二年底复员。周大进了一家国企，后来股改上市，成为厂部领导班子成员之一，他是最早成为“红色资本家”的。孙二复员后先是去了糖烟酒公司，后来生性自由的他自己下海经商。陈三回到家乡后先是在一家机关做了两年局长秘书，后去公检法系统任职，遗憾的是他积劳成疾，因病早逝。多少年来，我从三位战友兼兄长身上学到很多。他们也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给予我不少帮助。在我一人独处时，我时常会想起他们，禁不住哼起那时我们常唱的《绿岛小夜曲》。我也时常在梦中重返我的部队，我的船队，我生活了五年的淮河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