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三五支队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首由陈毅填词的新四军军歌，我从小就能哼唱两句。小时候，听父亲一人唱过，特别是他们几位战友相聚，酒过三巡，他们就会以筷子敲打盆碗赋以节奏感，唱起这首歌，悲凉、雄壮而又充满热情的旋律就会冲击我幼小的心灵。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全国各地都在以各种形式纪念抗战。我再次怀念起父辈当年的经历。春暖季节，我特地到余姚，在沈老弟的陪同下，蜿蜒向上，重走了一条山道（这条山道，也许当年的父辈们走过不知多少次）。山道顶端即是当年赫赫有名的浙东抗日根据地——梁弄镇小王村。沈老弟的外祖父在1946年任根据地梁弄镇办事处主任。三五支队北撤后，不幸遭到还乡团清乡，被捕牺牲于此。奠拜英烈，使我再次对新四军的光荣历史又有探究之意。

抗战初期的江南八省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938年2月时，下辖只有4个支队，10个团。当时国民党怕共产党借抗日为由扩展武装，所以限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给共产党两个军的编制（黄河以北的红军改编为第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但共产党有的是办法，积极在各地建立根据地、游击队。到1940年1月，新四军分别成立了江南指挥部、江北指挥部、游击支队、挺进纵队、教导总队，共辖属35个团。1941年1月6日，在安徽皖南发生了著名的“皖南事变”（后来改编成电影《七天七夜》），周恩来为此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有名题词。皖南事变导致新四军军部近万余人牺牲，整个军部被毁，党中央急派周恩来、刘少奇南下。同年1月25日，重组新四军，下辖7个师，1个独立旅，共辖26个旅编制。其中就有“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这一番号，和当时的以余姚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相配套，具有军政合一特色，政委谭启龙，司令员何克希。

当时，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根据地只有19个。浙东根据地作为其中之一，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根据地的中心在余姚的梁弄镇，辐射到慈溪、鄞县、宁海、上虞、绍兴，甚至还辐射到嘉兴一带。父亲当时被人介绍南渡杭州湾，从慈溪进入余姚，加入浙东游击纵队辖属的第三支队（游击纵队司令部辖属的第三支队、第五支队后来被浙东军民自称为“三五支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任务与战略》的指示，根据抗战胜利后的全国形势，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新四军江南部队奉命北撤苏北、淮北。北撤，是一段很艰难的战程，国民党军队一直在围追堵截。三五支队北撤后于1946年6月被编入华东野战军。1949年2月，改称为第三野战军。父亲所在部队先被改编为一纵，后改为第20军，参加过涟水战役、孟良崮战役和解放上海战役。新中国成立后该部队曾驻军在杭州、无锡一带。

从三五支队北撤到宁波解放，这段时间里，差不多可称为白色恐怖时期。当时有不少没有随部队北撤的地方同志坚持在浙东留守处和余姚办事处，遭遇还乡团等反动武装的搜捕。朱洪山和沈老弟的外公就是在那一年先后被捕遇害的。我的眼前可以塑起一个群像，是当年和父亲一起在三五支队的一帮宁波战友。

蔡伯伯和他的夫人，长期在浙东根据地工作，特别是北撤后留守鄞县，和朱洪山一起在四明山继续战斗，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宁波×局领导，生性耿直，和父亲为知交。

谢伯伯，余姚人，曾和父亲在三五支队各大队担任司务长，因为是当地人，对父亲很是照顾，父亲尊称他为谢大哥。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回家乡，很早退休在家。倒是姐姐1975年前后从黑龙江迁户口到余姚梁弄，谢伯伯的儿子（我们称为谢大哥）等一帮战友帮了不少忙。

洪伯伯，余姚人，也是三五支队×部司务长出身，后来转业去余姚人民银行工作。当年我参加银行工作后，常去余姚看望他，他身体倍儿棒，声音洪亮，年过七十还步履矫健。

竺叔叔，慈溪人，三五支队×大队机枪排长。因为打仗勇敢，人称“小老虎”，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国营棉纺厂做领导至离休。他儿子和我同一工厂，同去当兵，同进银行，也算是父子二代交往。

陈叔叔，余姚人，同样是司务长出身，可惜转业后一路坎坷，和父亲多有来往，互帮互助。记得姐去余姚那几年，陈叔叔跑上跑下也帮了不少忙。

张伯伯，山东人，和父亲同部队同年转业在×局工作。生性豪爽，典型的军事干部。记得来我家吃饭，酒足饭饱，便指东道西，牢骚满嘴，哈哈，也是一直肠子山东汉子。

……

再加上原来一班从四明山上下来的，后来在地方上工作的沈、陈、张……这一组群像是很饱满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70周年之际，余姚梁弄镇重建了烈士陵园，作为浙江省的革命教育基地，也算告慰父辈们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