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河抗洪小记忆

近期我最听得进的口号莫过于“五水共治”了，我以为这绝对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哪一条不与国计民生有关，甚至直接与每个老百姓的身家性命相干。

想着，想着，忽然莫名其妙地想到小时候参加淘河、中年时参加抗洪的事情来。几十年过去了，竟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新鲜，岂非咄咄怪事？

以前还要填写家庭成分，我家为乡居的“城市贫民”，在土改中竟然也分到了两亩土地。土地标志着权利，当然也意味着有一定义务，比如也要参加淘河和其他水利劳动。寡居的母亲小时候缠过脚，下河去挖烂泥显然不太合适，于是我作为大儿子十几岁就出马上阵了。淘河修水利通常都安排在冬天，所谓的“息冬”时节，因为这时候田头没什么农活，再说又正值江河的枯水期，影响面比较小。

说影响面比较小，对我的影响可大了，简直终生难忘。上世纪50年代，宁波的冬季是相当冷的，基本上滴水成冰的日子很多。那时候不兴穿长筒胶靴——农民也根本买不起，于是大家都是打赤脚干活，最考究的也不过套一双土布缝制的长袜子。结果那个冷简直要人性命，不仅冻得鼻涕直往外流，脚也很快就失去知觉了，不少人脚板被破瓷片碎石子划破淌血了，却根本不晓得痛，腿脚完全麻木得像两截棍子。你冻，我也冷，大家反而都咬牙挺着，拼命下力气铲泥甩土，结果往往上身淌汗，甚至洇透布衫，现在想想真有点不可思议。淘河的地点在庄桥李家大河，六十多年过去了，想忘也忘不掉。

除了淘河，我们还修过江堤，地点在邵家村村外的余姚江江边。活计倒是不轻，但不冷可穿着套鞋干。有专人用铁锹挖土块，黏土块四四方方的，每块足有一二十斤重，弯腰捧泥块，一会儿就会腰酸背痛。修江堤最有趣的是有时会挖出“大刀蟹”——一只脚钳小得要命，另一只巨螯却不成比例地大，看起来十分可笑，但大家看见了都抢得挺欢。

成年后参加抗洪是我在安徽当教师时的经历，太惊险，三言两语也根本说不清楚，我曾写过一篇《抗洪记》发表在《文学港》上追述此事。某一年，滁河突发大洪水，不但农民上堤抗洪，连机关干部、教师、医生、军垦农场指战员也都临时上阵抢险。且不说具体抢险战如何，讲个小插曲，一个青年农民因有事临时回家迟迟不归，回来后还强词夺理说：“少我一个人大堤就塌了，刚巧我不在，堤就溃破啦！”气愤中，有人问怎么处置。大家居然众口一词：“跪下，揍这个兔崽子！”区干部别转脸装作没看见，当生产队长的亲叔子还真把那个小子狠抽了一顿。我很难判断这种乡村土“王法”对还是不对，但当时恐怕只有这么做才能万众一心保住大堤，也许这就叫作“战场纪律”吧！

“五水共治”的确是大家共同的责任，而绝不是书记、区长、市长等领导所能担当得起的日常事务。万众一心了，事情就有希望；如果都像那滁河边小伙子一样自行其是，“五水共治”就只能是一句好听的口号，到时候倒霉的是我们大家，就像雾霾天气，谁都别想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