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知青朋友

聊知青话题，按理我没有资格，因为我既没插过队，也没当过“兵团战士”，然而我又可摆点“老资格” ，因为我有太多的学生是知青，而且不少人还与我挺知心，比如何窪那五个小伙子便是。

五个人中有的向我学过几年外语，算是正牌学生；有的跟我学过几手拳击，只能算作半拉子“徒弟” 。三个是66届货真价实的高中毕业生，其他两个在“文革”开始时正在读高一下学期。跟我学外语没得说，我本来就是个外语教师，向我学拳击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我在学校里体育名气比外语名气还响亮，是田径、拳击二级运动员，这不仅在学校是独一份，在小县城里恐怕也绝无仅有。再说那是个师生都须参加“战斗队”的疯狂岁月，我与那些少男少女们都是毛主席麾下的同一战壕的战友，学拳击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当五个小伙子到何窪插队的时候，我和另外九个老师也被县上派到县里的“西伯利亚”去创办新校，和小伙子们成了大邻居，只是我们在小镇上，他们在生产队里，队、镇相距约两公里。“邻居”不免有来往，他们到镇里来交公粮、购化肥，会顺便到学校来讨口水喝，并向老师问声好；学校组织进山“学农”挖中草药，也会借他们的锅灶煮饭烧开水，或者顺便请他们给学生们作个报告。

五人插队小组“学大寨”战天斗地之不要命，严格律己学习之抓得紧，在公社、在县里是排得上号的。几年中家庭出身“红”一点的先后被吸收入了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考验虽不免会长一点，但也先后被评为大大小小的先进模范，比如有个国民党空军航校教员的儿子，因劳累过度昏倒，导致脾脏跌破被切除。农民观察人很实在，他们见这几个知青娃子能吃苦，没私心，有文化，便或选他们担任生产队长，或推举他们做大队干部，或提名他们去当义务兵、当工农兵大学生。六七年间有几个学生先后当了生产队长和大队干部，一个当了兵，一个当了国营大厂的产业工人，一个当了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

在生产队务农的岁月，我好几次去看望过他们，四间原来堆杂物养牛羊的泥巴夯成墙的茅草屋，一间半用来住人，两间半既是厨房又是堂屋。堂屋右侧堆着锄头、箩筐等农具，屋中央放着一张大方桌、四条长板凳。墙角土台上有两盏煤油灯，晚上移到方桌上，学习就得靠它们照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饭基本上可以吃得饱，至于菜只能种啥吃啥。越是农忙越吃得马虎：咸萝卜干、腌菱角泡子，一盆酱油葱丝蛋花汤算是有点荤腥了。头发是买个推子来大家互相修理，用他们自己的话讲：或者“黑浪滚滚” ，或者“狗啃和尚头” ，或者“新揭马桶盖” 。白天干活再苦再累，晚上也定要学习。学什么各人自便，有人读针灸疗法，有人读机械原理，有人读农林水利，有人读《鲁迅选集》，也有人啃马克思的《资本论》 。

“文革”结束时，何窪几个小伙子都已走光。一个姓薛的去当了兵，一个姓曾的到合肥一家大工厂当了工人，一个姓王、一个姓林的当了公社干部，一个姓谈的则上了安徽师范大学。在本县工作的三个，包括提干转业回地方的小薛，我们还常能见到面。念安徽师范大学的小谈，我也到芜湖顺便去看望过他。真正一直未谋面的是我的正牌学生小曾，听说他工作非常踏实，已被提为车间主任，后来又当了工会副主席。最让人惊诧的是我那拳击弟子，那个只读到高一，还被摘除一个脾脏的小谈，中文系毕业当了几年中学语文教师后，竟考上上海财经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看来当年在何窪他啃《资本论》是下过真功夫的，小林讲小谈几乎可以把《资本论》背下来，我知道那是夸张了，《资本论》是不可能背得出的，但肯定熟悉到家了，考研究生可不是随便闹着玩的。

1986年夏天，乘改革开放东风，我被调回阔别近30年的故乡宁波工作。此后我曾三次回访倾注了我全部青春年华的那个皖江小县，知道留在县里的三个何窪知青全都当上了局长，更巧合的是其中两个一个搞农林，一个抓水利。还得知那个凭自学考上硕士研究生的小谈，如今竟成了上海财经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后生可畏，信哉！！在三个局长欢迎我的宴会上我表达了我的欣慰钦佩之情；局长们说当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往后命运会怎么样，只觉得做人就该这样做而已。

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我根本没能力说清楚。我以为中断高考，耽误一代人的青春肯定不妥，但是个人前途究竟如何，路还得靠自己去走。在我的当“知青”的学生之中，何窪五小伙可能是比较出挑的，这应了一句老话，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如果一定要从宏观视角找好处，成千上万知青上山下乡最大收益可能在于让一代人真正明白了我们一穷二白的国情，而这是花大钱买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