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讲课学生逃跑

家乡还未解放的时候，我们村的祠堂里有一个私塾，一至三年级的三十几个学生同在一个课堂上课。哥哥上了一年级，我常常跟着去祠堂，上课的时候在外面趴在窗口看“热闹”。

教书的老师姓白，50多岁的年纪，可已经满头白发，学生和村人都叫他白先生或白老师，因为他的左眼有点小毛病，故有顽皮的学生背后叫他为“白眼老师”，甚至称为“白眼老头”。他的家在邻村的凤洋，虽离家不远，但晚上也住在祠堂，一日三餐是在每一个学生家吃三天轮流转的“百家饭”。大多农家虽没钱，但也会“穷大气”地割点肉打斤酒来招待先生用膳，以致酒后的白先生脸上就会布上红云，精神和心情也显然特别的好。

白先生上课时，讲桌上除了放着课本和粉笔等教具外，还有一块令学生望而生畏的教方——红木制就的犹如年糕条子的木板。“教方”的含义大概是“教学之方”吧，因为这“年糕条子”是在孔夫子像前礼祭过的，用于罚打犯错的学生手心的用具。不尊重师长的要打，背不出课文或算术口诀的要打，没完成作业的要打，上学迟到的要打，听课开小差的要打……白先生犹如操纵刑法的判官，打或不打、打的数量、打轻或打重，他完全可以随心所欲。但是白老师还是“秉公执法”的，而且除了教方外，从不用手或其他物件打学生。

教方在用于打学生的手心外，当然还有别的作用，例如上课时白老师拿它在低矮的黑板上点着字当作教鞭；上音乐课时因没有风琴，他口里哼着歌，用教方敲着讲桌，用“笃笃”的声音押节奏；写字绘画时则成了他压纸的压尺；有一次村里失火，他用教方敲着脸盆在第一时间招来了邻村的水龙。

早上的第一节课是动用教方最频繁的时间。没完成作业的，不会写作文做错算术题的，旷课的，迟到的，还有村人来告的“状”，学生打来的“小报告”等等劣迹过错，白老师都要在此时用教方惩处解决。

教方打手心最多的为六下，最少的只一下。挨打的绝大多数是男生，女生极少（读书的女生也少），至于打的数量多少倒是次要的，打得重与轻才是关键。有的怕打的学生打了一两下就涕泪并流地“痛死了，老师，以后再不坏了”地哭叫着求饶，这些学生怕挨打，也最能改过纠错。也有德才兼备的优秀学生是从来不用教方处罚的。

罚打手心的时候，白老师虽然以公正公平为原则，但也不是铁面无私的包拯，对某些学生还是手下留情的。住在村东七架屋的小毛家境殷实，对私塾也有所资助，他虽然只比我大一岁却超前上了学，因不肯做作业又背不会书，那教方自然也会经常光顾他的手心，但只是装模作样地轻轻按几下，小毛还嬉皮笑脸地“打呀，再打呀”地叫。学生中也有不怕打的“硬骨头”，我家的邻居阿龙大概和教方结下了不解之缘，差不多每天都要尝尝这“年糕条子”的味道，而且每一下都是结结实实地打得“噼噼”作响，久而久之，只要老师一点他的名，还未宣布何事何情，他就会预先伸出手等候挨打，每次挨打后往手心里吐一口唾沫照样谈笑风生。顽皮的祥贵也是挨打的“专业户”，白老师边狠狠地打，边问他记住了吗？他说记不住。问他痛不痛？他咬着牙关直呼不痛！有一次连打八下，他连呼八声不痛，连白老师都打得软了手。打后他就奔到外面稻田里，用烂泥涂在打肿的手掌上，面不改色地像没打一样，被学生们称为“打勿煞”的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

其实不管是阿龙还是祥贵，不怕打是名不副实的，他们只不过是在众人面前强充好汉而已，不然的话，白老师的教方岂不成了摆设。一天放学后，阿龙去放牛，让牛自由吃草。自己则跳进河里泅水，上河后发现牛吃了十多株长根家快抽穗的早稻，还眼睁睁地看着长根老头走进祠堂向“白眼老头”告了状。阿龙自知罪责难逃，明天的手心绝对难免“六大板”。于是在当天晚上，他约了难兄难弟祥贵做帮手，翻过祠堂的围墙，钻进窗户，偷出了那块恨之入骨的沉甸甸的教方并扔进了祠堂河。

白老师的教方失窃，虽然谁是“贼骨头”，他心知肚明，可无赃证实据，只气得他闷声闷气地病了两天。没有了教方打手心，那些调皮捣蛋的“草头王”着实猖狂了好几天，但没过几天白老师就托村里的木匠又做了一块，那块教方因找不到红木而改用了青柴木，虽然轻了点，但打起来照样是痛的。

1949年春，家乡解放了，私塾自然停办，学生们转到大碶或凤洋的小学读书，白老师也回了家。

1960年，白老师因病辞世，他的很多学生前去吊丧。当时已任生产大队大队长的阿龙跪在灵桌前泪水长流，还悔恨地承认了偷教方的过错。

60多年过去了，早做了爷爷的阿龙、祥贵、小毛他们还惦记着白老师，还时常说起小时候的顽皮，说起白老师教学的一片苦心，说起为不打不成才而存在的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