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的食堂

和尚是寺宇里出家修行、不尝荤食的男性佛教徒，脚踏布鞋、身穿灰色大襟长衫或袈裟，光光的头上还有明显的受过戒的几颗小点点，通常在寺院里敲着木鱼押节奏，像唱歌似的念着经。我的心中难以忘记的两个和尚却是既没受过戒、又不念经，鱼肉荤腥囫囵吞的厨师。

20世纪70年代，镇海县文化馆举行的文艺创作、创作学习（培训）、作品加工等会议的地点往往选在柴桥旅社，其中不仅是因为当地有一支全县首屈一指的强盛的业余文艺创作队伍，而且还有一个求餐方便、服务热情、价廉物美的食堂——柴供食堂。

柴桥供销社食堂设在离旅社不远的一个弄堂内，其貌不扬，里面却规模不小，求餐的人摩肩接踵。食堂内由一个男女老少都叫他和尚师傅的人把厨掌勺。“和尚”50岁左右的年纪，身材高大，白皙的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引人注目的是他“硕大”的头部——一发不留而油光发亮，不言而喻，和尚的称呼就是出于他的光头。据说过去“和尚”也开过饭店，至于饭店的店名人们并不在意，大家只知柴桥有爿“和尚”饭店，光头的老板菜炒得“呱呱叫”，价钱也“平值”。

“和尚”对文化界的朋友似乎情有独钟，见面的次数多了，彼此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亲切，大家都口口声声叫他“和尚师傅”，他乐呵呵地称我们为动笔头的秀才，还和文化馆搞创作的李老师称兄道弟成了至交，以至我们有会议时食堂的菜会比平时丰盛，还允许我们开小灶加几个菜。排队售菜时见我们的人来了，他往往会从售菜口伸出头来，大声海气地打招呼：“来，对不起，让一让，让客人先来！”奇怪的是从未有人反对他这几乎不合理的主张。我们的队伍中也不乏“杜康”的信仰者，当“和尚”忙完售菜后，见我们还在举杯言欢，就会端来自己的菜和我们拼桌，挈过自己的酒壶给每个人斟满白酒，非让你喝得脸红闲话多不可，要知那时的酒还是凭票供应的紧俏品呵！

一次创作会议将结束时，为了表示我们对食堂热情支持的谢意，大家提议写一封感谢信。写什么内容呢？被人们誉为文人的我们抓耳挠腮地倒拟不出好句子，还是时为郭巨文化站站长的乐老师脑子灵，“柴供食堂饭热菜香，服务工作令人赞扬”，提笔一挥而就。当“和尚”接过感谢信时，大大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线，活像寺宇里的弥勒菩萨。

久存心里的还有一个“和尚”。那是1978年冬，我和一个同事随县曲艺二队的胡先生去鄞县天童公社上山塘大队（旧称）唱走书伴奏。上山塘是离天童寺不远、和北仑的杨岙村夹岭相邻的山村，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村民特别爱听传统曲艺走书，演唱艺人亦身价倍增。村里把我们安置在大会堂的侧屋，并指派一个和尚负责我们三人的伙食。

和尚名叫德明，但村里人都直呼他和尚，原来他是天童寺伙房的大厨，是个不受戒不念经的俗家弟子，成了寺里不是和尚的和尚。封寺后被下放到村里做社员，因不会农活只得打杂“抲差”。他是金华人，从小失去双亲成了孤儿在寺中长大，20多岁到天童寺。看他40多岁的年纪，穿着一件久而不换油腻腻的中式棉袄，乱蓬蓬的长发有时还沾着松毛丝之类不雅观的“头饰”，显得有点邋遢。

“和尚”不愧是大厨出身，菜炒得咸淡适中、口味适宜，四菜一汤、有荤有素、吃了爽胃舒腹。他每三天去趟市场，买来菜洗、切、剁、煮，殷勤地为我们三个“神仙”的嘴巴服务，吃饭时与我们共同举杯，一见如故。

半个月后，正当一部书快唱完时，老天下了整整一天一夜的大雪，漫山遍野银装素裹，厚厚的白雪封了道，断了交通，社员们休工坐等听书，原来的夜场还加了日场，一部书唱完换上了另一部书，可我们的伙食却成了问题。大雪盖路，不能去市场买菜，大队仓库里只存放着两样“长下饭”，咸带鱼（用冬笋从舟山兑来的）和山上掘来的大堆冬笋，还有让你永远喝不完的用番薯干自酿的几十埕白酒。几天下来，平时还难吃到的冬笋烤咸菜、盐水冬笋下白酒吃得胃隐隐胀痛，“和尚”厨艺再高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会无奈地“咋弄弄？呒办法”地自我嘀咕。有一天，一早就不见“和尚”的踪影，我们只得自己弄饭吃。正吃中饭时，他汗涔涔地背着蛇皮袋回来了，原来他一早出门，一脚深一脚浅地踏着厚雪去十多里外的宝幢买来了菜。看着他湿漉漉的灌进雪的半脚靴和一身疲惫的样子，我们都惊愕了，“你……这又何必呢！”能说会道的艺人老胡感动得语无伦次，我的鼻子也酸了。

时间在快速地过去，1992年春的一天，我在宁波碰到了“和尚”，十多年不见的他似乎反而年轻了，衣着和油光发亮的头发充分说明他发迹了。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文革”结束后他又回到了天童寺，成了大伙房的头头，不久前被邀请去过日本，传授他烹调素猪肉、素鱼、素鸡鸭等素菜荤做的拿手绝活，今天也是来七塔寺交流厨艺的。

2006年春，我去天童寺旅游，特去伙房看“和尚”，得来的却是他在一年前已病故的耗音。柴桥的笔友黄老师也告诉我，柴供食堂的“和尚”也已经谢世。

两个“和尚”虽然都不在人间了，但我依然想念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