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栖的负累

侯军（以下简称“侯”）：几年前，我们相识于天津，后来重逢于张家界，这次您来深圳，我们又见面了，我感到特别高兴。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我们是忘年交，好朋友。侯：您对我来说，是亦师亦友。自从认识，您在我的头脑里就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学问好，官位高，双美齐圆，充满了敬佩之情，同时也产生了问号：为官为文能够结合吗？那么您又是怎么结合的？前一段，香港大公报曾以《文蹊政径两驰名的“双栖式人材”》为题，刊载过关于您的长篇报道，我认真地读了，进而打定主意，要专访您，请您集中谈谈这个问题。

王：不光是您，近几年，曾有几个文友，文学界的，学术界的，新闻单位的，也找我谈过。我的答复是，我处理得未必好，很可能是浪得虚名。不是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吗？唐人徐凝曾经作诗慨叹：“岁岁云山玉泉寺，年年车马洛阳尘。风清月冷水边宿，诗好官高能几人？”要当官，就免不了“车马洛阳尘”；而要做诗人，就得“风清月冷水边宿”，耐得住寂寞，成天坐冷板凳。

侯：您说得很有趣味。记得您的诗集《鸿爪春泥》里有一首七律《写怀寄友》，香港《大公报》记者也引用了：“埋首书丛怯送迎，未须奔走竞浮名。抛开私忿心常泰，除却人才眼不青。襟抱春云翔远雁，文章秋月印寒汀。十年阔别浑无恙，宦况诗怀一样清。”

王：诗，不过是抒怀、寄志，说说而已，当不得真。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中讲：“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观李杜二公，崎岖板荡之际，语语王霸，褒贬得失，忠孝之心，惊动千古”，最后是“徒列空言，呜呼哀哉”。

为文从政两不误，说来容易，做起来实难。二者之间的矛盾，首先是时间上的冲突，精力上难得兼顾，所谓“一人难跨二马”。您见过一个人骑两匹马吗？大概马戏团里也没人有这个本事。但是，这个矛盾还不占主导地位，最主要的是个性、心境、情怀和思维方式、人才类型上的大相径庭。单说个性上的差异——为诗为文，首先强调的是要有个性，要有我。清代诗人张船山说：“诗中无我不如删。”袁枚说：“凡作诗文者，宁可为野马，不可如疲驴。”可是，为官，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却当不得“野马”，野马无缰，横踢乱闯，个性太强，难以与人相处；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正是为官的大忌。所以，晋人嵇康拒绝当官，理由有“二不可、七不堪”，基本上说的都是个性问题。

侯：有些文人从政，吃霉头，尝苦头，跌跟头，常常和个性太强有关。那样下去，上级肯定不得意，下属也会烦得不得了。

王：是的。为诗为文，追求奇突险峻，出语惊人，语惊四座。古人为文，为了达到极致，竟要“呕出心肝”，达到“险觅天应闷，狂搜海欲枯”的程度。做官也好，待人处世也好，这么做就不行了。为官要宽宏大量，平易近人，海纳百川，和衷共济。庄子说过：“克核太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意思是，待人处世如果太苛求、太过分、太刻薄了，就会招致不善之人的报复，下场肯定不好。

侯：官场、文场，二者大相径庭，走的是两条路，各自都有特殊的要求。为文是面向内心、面向自我，强调独创性、唯一性；为官是面向社会、面向公众，强调集体意识、团队观念。

王：这可以从中国文化传统来解释。看得出来，儒家的思想更适合官场、仕途。现代著名学者曹聚仁有个分析、判断：“中国诗人很少是儒家的，一半带点老庄味，一半带有禅味。”

侯：换句话说，要走好仕途，就要熟谙儒家的路数；而坚守佛禅、老庄立场的，就只好做隐逸之士了。陶渊明、李太白、郑板桥未尝不想登龙入仕，可是，走着走着，就转弯到道家那里了。正像一首咏道教仙人吕洞宾的诗所说的：“十年橐笔走神京，一遇钟离盖便倾。未必无心唐社稷，金丹一粒误先生。”

王：一般地说，古代士人一迷恋上诗文，仕途就不妙了，下场稍好的是挂冠隐退，老子不干了，“归去来兮”；倒霉的轻则受挫折、遭贬黜，重则蹲监狱，甚至掉脑袋。反映这类现象的诗文很多。李商隐在他的诗作中，对东阿王曹植感慨系之：“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康熙年间，因为一部戏曲《长生殿》，作者洪升被太学除名，观演者赵执信遭到革职，名诗人查嗣琏参加这次宴集，被革去监生，从此改名为查慎行——慎行，就是要接受教训，倍加小心。有鉴于此，当时有人作诗咏叹：“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侯：分析得太透彻了，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不过，我那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处理为官与为文的关系的，也就是怎么成为“双栖”的成功人士的。

王：时代毕竟不同了，社会在发展，在前进；另外，个人情况也有很大的差异。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不管怎么说，也得承认，我的“双栖之累”是沉重的，纵令没有弄成两耽误，到头来也是自讨苦吃。我曾写过一首名为《自嘲》的七绝：“煮字生涯岂等闲？负沙搏浪苦浮潜。熊鱼窃笑贪心甚，功业文名未易兼。”说是自嘲，反映的却是一种规律性的认识。

在文学创作队伍中，我不属于正规军，说得好听一点，算是一名亦劳亦武的民兵。出版了十来本散文随笔和诗词集，都是业余时间的产物。我从小系统地接受过传统的国学教育，大学毕业后，又做过多年的中学语文教师和报纸副刊编辑，5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发表过一些散文、小说和旧体诗词。80年代初走上领导岗位，后来还兼任了大学中文系的客座教授。工作担子很重，每天政务倥偬，百端丛集，除去“三餐一梦”，几乎抽不出时间读书，遑论创作、讲学！按说早就该同缪斯女神挥手告别了，无奈，我却始终未能斩断尘缘，多年如一日，坚持业余创作不辍。

当官也好，从政也好，无论升到哪一级，从本质上说，我还是个文人。像奶牛天生就是产奶的，文人无论在何等境遇下，总废弃不了读书、创作。为此，我对时间作了严格的划分，八小时之内全身心地处理公务，绝不旁骛；业余时间便沉浸在那片心灵的绿洲里，保持着心境的洁净与宁静，专心致志地做学问、搞创作。我珍惜每分每刻，努力避开各种世俗应酬和摒绝声色之娱。即使凌晨几十分钟的散步，也是一边走路一边构思凝想；甚至坐车出行，我也要带上一本书，一路上不停地看，不停地思考。连睡觉之前洗脚，双脚插在水盆中，两手也要捧着书本浏览，文友们戏称之为“立体交叉工程”。

我很愿意与文友交流思想，切磋学问。天南海北，学术界、作家群中有许许多多倾心相与的朋友，这对于保持一种云水襟怀、书生本色，大有益处。

侯：“云水襟怀，书生本色”这八个字，太好了，请您展开说一说。

王：简单地说，“云水襟怀”，就是看淡功名利禄，超脱、超越、越拔一些；“书生本色”，就是当了官也还是书生，能够坚守故常，不能忘乎所以，迷失本性。在新的历史时期，走上领导岗位之后，我能够时时保持低调，保持本色。我在营口市做主要领导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凡事做出表率。我家三世同堂，提拔之后，也还是住在普通民宅两个房间里；孩子上学，家长登记都是她的母亲。我同孩子讲，这样对你有好处，你成绩优秀了，也不会有人说你靠爸爸，不致背包袱。1985年，省里调我去文化厅任厅长，我表示担不起这个重任，推托到最后，另选了别人。1988年，又调我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我从三月拖到五月，迟不赴任。有位熟悉的省领导，批评我“自视清高”，“羞与他们为伍”。我说：“我在营口待惯了，大家都接受了我。嗐！也就是十年八年，在哪儿干还不一样！”最后中央下令了，只好到任。女儿高兴地拍手说：“这回我们家可是出人头地了。”我说：“这话讲不得。从古就说：‘宦海浮沉。’万一出了问题，想保持过去的现状，也没有可能了，还谈什么‘出人头地’！”

我一向认为，孔子是智者，而老庄是超人，他们的智慧更高一筹。我受他们的影响很深，恪守本分，淡泊自甘；不屑于争强赌胜、争权夺势；待人处世知足知止。在我看来，职位高低、权势大小，无足轻重，我没有那么多的欲望；并且，对一些人权欲熏心，削尖脑袋往上爬，不理解，更看不惯。五年前，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中央考核组组长钮茂生同志找我谈话，说，“按你的德才表现、能力、水平，也该提为副书记了，可是省里没有位置；正好吉林省还有个副书记名额，组织上考虑调你过去。”我笑说：“组织上看到我了，衷心感激；不过，对我来说，也无所谓。到吉林去，也不过干上四五年，常委也好，副书记也好，都得过渡到政协、人大，最后一样当退休老头——将军和士兵，走在大街上，存在着差异；进了澡堂子，衣服一脱，肩牌不见了，还有什么差别！”后来，这句话传到外面，一时成了口头语。又过了三年，1994年，中宣部长丁关根同志在北戴河找我谈话，说是要调我到中国作协任党组书记，我也婉言谢绝了。有人埋怨说：“你真傻，那是正部级呀！”正部级又怎的？年龄一到都得退。

侯：您在领导岗位上，又是怎么安排部署工作和处理上下级关系的？

王：我主张，当一把手应该高屋建瓴，看得更远一些，立足点更高一些。这就要尽量超脱，决不能整天陷在具体事务中去。我是不管具体事的。每个星期都要留出两天，不处理工作，专门用于思考全局性问题。为政不在多言。我在任何场合，都不愿意夸夸其谈。领导者威信的建立，一是靠人格魅力，一是靠真理力量。所谓“人格魅力”，很大程度是看你是否清正廉洁，是否公道正派；所谓“真理力量”，主要是指远见卓识，决策正确。有人喜欢通过演讲，慑服听众，树立权威，其实，往往是说得越多，效果越差。林语堂说，演讲，尤其是对群众的演讲，应该像女孩子穿的“迷你裙”一样，愈短愈好；千万不要像老太婆的裹脚布那样又臭又长。我认为，领导讲话也是如此。从一定意义来说，我是认同“无为而治”、“为而不有”的。

在宣传部，我主要抓两条，一是配备好所属各厅、局、办、室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二是把握方向，随时注意发现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的苗头，及时加以处理。总之，一把手应该干一把手的活儿，不能干副职的事，更不能代替下属。如果一个时期你感到太累了，或者心中无数了，那就要省察一下，是不是代替了其他人的工作，干了自己所不该干的事。有人评论我，工作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如果确是这样，那就是得力于此。在位期间，我的先后两任常务副部长都是很优秀的。一个不久就派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锻炼；我便从市里选一位副书记，一上来我就予以足够的信任，充分发挥他的才智，尽量创造条件让他出头露面，使上下了解他，承认他，而我则退避在后，以便让他从我的影子中走出来。对其他副部长，我也放手让他们去干，从不说东道西、指手画脚、埋怨指责，使他们有足够的自主权，觉得有用武之地，而无后顾之虞。不像小孩子在大人面前，走出一步就回头看看，顾虑重重，看眼色行事。我确定一条原则，每个副部长都可以直接对着主管书记，直接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不必经过我这个部长。凡书记部署的材料，出来后我负责把关，但都由有关副部长直接上交，书记表扬了由他直接受领；如果不满意、受指责，我要承担责任，因为经我把关了。这几个副部长都是才华毕具的，这样，整个班子就非常和谐，充满了活力。作为一把手，要做到这样，我觉得必须具备高尚的品质和大将风度，要有容人之量，不怕别人上来，不怕别人邀宠居功，不怕别人超过自己、代替自己。

日常待人接物，我是属于那类善与人同、善于发现他人长处、善于学习、借鉴的类型。一贯奉行“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让人一步天地宽”、“顺人而不失己”（庄子语）的处世哲学，待人一向宽厚，周围的人在我眼里，我都觉得可亲可敬，总能发现他们可供学习的长处；生活要求不高，自奉俭约；客观环境再差，我也多能随遇而安，没有过高的要求；严格遵守做人“红线”，守本分，重人品，与他人出现了龃龉，我也总是更多地反思自己有什么不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样，家庭也好，个人也好，周围环境也好，充满了快乐与和谐。

侯：您既是文人，又是领导，那么，您是怎样抓文艺工作、同文人打交道的？

王：这里我讲两个实际事例：

召开全省宣传部长会议，都由常务副部长主持，结束时，我都有一个即席讲话，拣最要紧的事讲上几点，这样，人们印象深刻，经久不忘。1992年3月，我在即席讲话中，说宣传工作项目多，任务重，要分清主次，不能平均使用力量。新闻和文艺工作性质不同，功能也不一样。新闻是政治工具，是喉舌，它是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直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特别是我们的传媒，和国外的不一样，长期以来，一向被各级干部和老百姓看作是“红头文件”，绝不能产生误导，因此，必须下力量抓好，把好关，不许出任何纰漏。而文学艺术，尽管也具备教化的功能，担负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任务，但它不像新闻那样敏感，那样权威，那样直接发挥指导作用，因而也不可能直接左右人们的思想行为。比如，电影《红高粱》里面有往酒里撒尿的场面，表现特殊年代的特殊情境，今天，恐怕不会有谁去效法它。所以，我们不必像管理新闻那样去管理文艺。总的大政方针，中央已经明确了，我们主管部门要做的，一是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二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必要的条件，做好服务工作。作家、艺术家是从事个体劳动的，他们要求有个相对宽松的环境，祥和、安静的氛围，文人是“宜散不宜聚”的。我们要信任他们，尊重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尊重艺术创作规律，不能一天到晚老去“捅鼓”他。像过去那样，一天到晚学习、表态，催耕催种，耳提面命，肯定是出不了伟大作品的。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我觉得对作家、艺术家也是适用的。

讲话后，反响很好。但有一位知名老艺术家在省政协会上说，我们的宣传部长公开宣扬“无为而治”，主张文艺放任自流；宣扬文艺功能特殊，作家艺术家特殊，反对文艺配合政治任务、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给我戴上几顶“政治大帽子”。省政协主席听到后，出于对我的关心，劝我直接找他谈一谈，当面解释、说明一下。我没有找他谈心，一是因为我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二是，庄子认为，“辩无胜”，双方各执己见，是辩不清楚的。

我在文人圈里，从来不摆大干部的架子。参加作协、文联会议，包括全国范围的，从来不住高级套房，不带秘书。我主动地同作家艺术家交朋友。各个厅局领导干部找我谈事情、汇报工作，都须事先约定、打招呼；文友们来访，都是“不速之客”，推门就进。1989年“六四”前夕，学生上街，受全国形势影响，省作协、文联中许多人也坐不住了，消息传来，我给那些有可能上街的作家艺术家亲自挂电话，有的还找了他们的配偶，亲切而严厉地提出要求：“好好在家写东西，或者上班处理业务，绝不能出去上街。”一天加上半宿，总计挂了三十四个电话。有一位党员老作家电话里带有哭声：“国家到了危难之际，你还让我坐视不顾，人何以堪！”我专门到他家去，推心置腹地劝导说：“你并不了解实际情况。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洋鬼子，不是反动派。在复杂的情况下，要学会冷静观察。你总得相信：我比你了解得更多吧？”然后讲了复杂的形势，又追忆了过去的教训。最后，他说：“老弟，我听你的！”尽管这样，仍然有四个人，虽然接了电话，最后还是上了街，其中两个党员，受了处分。事后给我打电话，说：“辜负了你的厚爱。”我说：认识了错误就好，今后汲取教训。

侯：这样交下的朋友是牢靠的，也是有原则、讲道义的。为官，您讲得很充分了；下面咱们再回到为文上。散文是最具个性化的一种文体，作家的主观心态在散文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而每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会有一种内在的追求，那么，作为散文作家，您的内在追求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王：我以为，散文应以对社会人生亦即所谓内、外宇宙的深度关怀和深切体验为鹄的，抒发作家的真情实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实现思、诗、史的结合。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而且，文学从来就是一种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近年来我有机会到全国各地和世界上十几个国家走一走。每到一地都愿意把自己的独特感悟形诸文字。我这里说的是“独特感悟”。因为凡是名城胜迹，总是文化积淀深厚，文人墨客留下大量屐痕、墨痕的所在。这就有一个如何摆脱前人的窠臼，走出自己的路子的问题。当漫步在布满史迹的大地上，看似自在自如地漫游，观赏现实的景物，实际却是置身于一个丰满、厚实、凝重的艺术世界。在这里，我们与传统相遭遇，又以今天的眼光审视它，于是，历史不再是沉重的包袱，而为我们思考“当下”、思考自身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就这个意义来说，赏鉴自然，实际上也是观书读史。我把一篇游记题为《读三峡》，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的过程中，体味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留在这里的神思妙绪，透过“人文化”了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格、鲜活的情事，同时也从中寻找、发现和寄托着自己。

侯：全国作代会刚刚闭幕，您当选为主席团委员，在省里还兼任作协主席。那么，请问：关于全省的文学工作有些什么考虑？

王：按照全国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提出的“民主、团结、鼓劲、繁荣”的方针，我们要集中力量抓繁荣创作，这是工作的中心。而决定性的因素，是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为此，我们开展了多项评奖活动，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办了文学院和创作中心，大力发现和培养文学新秀。此其一。其二，尊重文学创作规律，努力形成活泼、团结、鼓劲的氛围，使作家有个良好的心态，能够充分发挥其创造精神和艺术才能。作协要做的工作很多，我认为这两点是至关重要的。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