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散文作家的历史情怀

丁宗皓（以下简称“丁”）：首先，祝贺您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散文作品奖。这是您个人的光荣，也是文学界对您这些年的创作实绩的肯定。从您的散文集《清风白水》到《春宽梦窄》，到最近出版的文化随笔《面对历史的苍茫》，我都一一浏览过了。有些问题想和您探讨一下。应该说，散文是最具个性化的一种文体，作家的主观心态在散文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而每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会有一种内在的追求。那么，作为散文作家，您的内在追求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我以为，散文作家应以对社会人生和宇宙万物的深度关怀、深切体验，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要能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全民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适应人民群众积极、健康的审美需要。文学是国民前进的灯火，担负着塑造国民性的神圣使命。就其总体而言，永远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写照与思考。

我在散文创作中，追求诗、思、史的交融互汇。我以为，散文本身应该体现一种诗性。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向往一种诗意人生境界，对他们来说，日常生活具有一种诗性象征，是人的精神自由舒卷、翕张之地。对此，我有同感。同时，我写散文总是习惯于对当代生活和现实精神予以哲学的概括和历史的观照。我不满足于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描摹、客观叙述，而是设法通过主题的延展，超越题材自身的时空意义，显现深沉的艺术思辨力量和历史的延续性、变革性，揭橥大时代的本质精神，开拓读者的审美视野。

历史与文学是人类的记忆，又是现实人生具有超越意义的幻想的起点。只有在那里，人类才有了漫长的存活经历，逝去的事件才能在回忆中获得一种当时并不具备的意义，成为当代人心路历程起锚的港湾。文学也是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文学创作的实践表明，实现文学与史学在现实床笫上的拥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它们完全可以在人生内外两界的萍踪浪迹中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我也考虑过，随着社会的日益商业化、物质化，随着传统的理性和诗情的消解，随着文化价值取向的世俗化，有些人往往满足于官能刺激和“众声嘈杂”现象，从而阻窒了深度的精神阐扬和艺术开掘。但是，作为一种内在追求，我仍是乐此不疲，在散文创作中，执着地追求诗性、理趣、历史感的结合。

丁：您过去的散文作品，很大一部分是纪游文字，具有典雅的风格，行文考究，蕴涵丰富，有浓郁的书卷气。我想了解一下您是怎样把读书、游览同创作有机结合起来的。

王：我从六岁开始接触书籍，先是“三、百、千”启蒙，而后读四书五经、诗古文辞，到了“志于学”的年龄，逐渐与书卷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后，举凡左史庄骚、汉魏文章、唐宋诗词、明清杂俎，以及西方一些代表性作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都综搜博览，沉潜涵咏。

数千年来，我国无数文人、骚客，凭着他们对山水自然的特殊的感受力，丰富的审美情怀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写下了汗牛充栋的诗文，为祖国的山川胜迹塑造出画一般精美、梦一样空灵的形象。一篇在手，可以心游象外，悠然神往，把心理境界、生活情趣和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作为三个同心圆联叠在一起，不啻身临其境，同样能够极四时之娱，揽八方之胜。我把这种“面壁求索”作为徜徉山水、寄兴林泉之前的必要准备。在此基础上，再去实地考察，亲临感受，只要伫立片刻，就会觉得诗情、美蕴、哲思浑然聚在一起，犹如春风扑面，纷至沓来，启动着内心的激情、联想，逼着你把它写出来，有时竟达到欲罢不能的程度。

丁：有人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按我的理解，即是历史的影子总是打在现实上。另一个意义上说，人们思想中即使再遥远的历史都是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您创作的大部分篇章中，对历史似乎情有独钟，甚至可以说，对历史的熟练的平易而没有距离感的把握，成为您创作的一个鲜明特色。请您谈一谈您对创作中的历史与现实情思的关系的理解。

王：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史学可说是最受青睐的一个学科，这当然同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有直接关系。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基石，是最核心的部分之一。封建时代，历史以其特殊的经验性、教化性，被视为统治者的百科全书，“每遇疑难，咨以决焉”。所以，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要说：“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在科学不发达，特别是人治代替法治的时代，重经验、轻理性是典型的精神文化特征。在这种情势下，史学的“借鉴”作用是显著的。古典的历史感几乎全部表现为对历史的借鉴意识。

为了认识今天，当然，应该对人类过往的足迹加以考察和探测，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深沉的历史感和开阔的历史情怀，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借鉴。诸如，立足于现实去探索和揭示历史规律，体悟与诠释人生的哲理与意趣，揭示历史的内在意义，以及从历史人物、事件、场面中参悟某些真谛，体验审美意境，增长知识见闻等等，都能体现研究历史的价值。

历史不能以“循环”二字来概括，但它确实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确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规律是史学家对于历史发展道路以及导致某些现象与过程多次出现的内在因素、外部联系的描述与归纳。人类不能忘记自己的过去，过去是人们借以判断未来的立足点和依据。重视历史，也就是重视人类自己，珍惜人类以往的奋斗成果。我们应该用现实的观点看待历史，用历史的观点看待现实。离开了中国的历史，就无法理解中国的现在，也不能真正地了解中国人。

俄国文学家赫尔岑说过：“历史的思维是人的世世代代相传的活动，是生气勃勃的真正的科学，是一种具普遍意义的全世界的思维的活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站在历史的峰峦上登高远眺所获得的深沉的历史感，是一种超越今古时空、令人动心动容的多重感受，反映着作家创造力、选择力的主体意识，是情感的一次次升华，诗情的一次次跃动，哲思的一次次闪现，更不是单纯的“借鉴”一词所能概括的。

丁：最近读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的《论传统》，书中谈到了实质性传统的问题。实质性传统具有一种神圣的力量，对人们的行为具有一种强大的道德规范作用。我认为，成功的作家无不借助于实质性传统的力量。在今天大众文化如此横行而文化价值多元化的时空里，最典型的特征莫过于主流话语权威的丧失，因而严肃的文学声音就被淹没在一片嘈杂之中。您觉得一个作家应该怎样面对这种局面？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的传统文化精神的作家，您的创作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子？真正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作家，无不参与这一传统的建设，对此，您有怎样的信心？

王：这里，就涉及如何对待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

传统存在于历史之中，有历史就有传统。但传统并不仅仅是历史，传统同样存在于现实之中。因为传统是现实的构成因素，所以，每当社会变革时期，都会产生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

一种文化传统即是一种通过历史流程而不断延伸的文化精神，是人类赖以发展的基础和灵魂，也是现代化的前提和立足点。优秀的文化传统能形成一种民族精神，激发民族活力，培养高度的自信心、凝聚力，成为民族发展的动力、源泉。当然，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会存在着与现代化相抵牾的方面，但任谁也做不到先把自己的社会变成一张完全摒绝传统的白纸，再在上面重新绘制现代化的图景。马克思说得好：“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无论中外作家，没有人能在业已确立了的文学传统之外从事创作，无论他是多么富有创新精神，多么激烈地否定传统。就现代派绘画而言，从后期印象派到抽象表现主义，他们的作品物象渐趋消失，平面性代替了光影透视造型，表面上看都是反传统的。但是，与其说是与传统的决裂，毋宁说是对传统的回归，——正是回到早期的平面造型的传统上去。在文学方面也有类似情况。

传统有两重性。它的积极因素是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的消极因素会对历史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对待民族文化传统，应该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应该像鲁迅先生说得那样，有所承传，有所择取。就是说，既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像西方未来主义主张得那样，把固有的文化传统从现代文化的轮船上扔出去；又不能奉行文化保守主义，泥古不化，抱残守缺。

我们不是要恢复传统的生活，而是以发展为前提，探求含蕴发展理念的传统精神，把握传统内在的发展性，把作为文化精神的传统与过去历史中旧的文化观点区别开；把握传统的自我更新性，把传统中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和已经丧失活力的东西区别开，以此确立走向未来的文化基础和文化取向。

丁：在这样一个文化断流的时代，您的对于历史的文学梳理是否经历着意义的拷问？您在对于古典文史的信手拈来的运用中充满了自信。可是，不知您是否注意到，那些古典文献中的许多生活经验，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只是可以含玩的，却未必能够启迪人生。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文化却不都是当代的文化。您在创作中如何面对这一课题？

王：我领会，您说的“意义的拷问”，是指我的创作定位会不会失去现实的依托，脱离读者的审美期待，亦即担心难以充分体现作品的现实性。新时期文学的现实性、当代性建设，应是在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反思和扬弃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只有在与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才有实在的意义。传统对于人类来说，发生于过去，却永恒地生成于现在与未来；显现于日常生活，却深藏于人类本性之中。抽象的传统观点，往往把传统简单地归结为历史的“过去时”，否认传统的当代意义和未来价值；在思维方式上，往往把传统同发展、创新分置于两极，截然对立起来。

根据文学与现实的一般审美关系，作为主体范畴的文学的当代性，应当被阐述为对历史活动的现实要求的综合表现。也即是从认识论角度反映当代生活的大趋势，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体现文学观念与一般意识形态的心理默契，以及审美格调的与时俱进。雨果在评莎士比亚时有一句著名的论断：“时代是按照诗人的形象而产生的。”全面理解这句话，应该是说，对文学的当代性可以有不同的艺术阐发，当代性即在个性之中。

当代的立足点，应是事物的本质，并不完全要求回答现实中某个具体社会问题，也不都在于是否与形势的机械吻合。新闻价值毕竟不即等于文学价值，艺术观照也不同于照相留影。有些作品的题材似乎与生活同步，但是，由于缺乏艺术的个性化和足够的深度、广度，仍然避免不了转瞬即成为“明日黄花”。英国作家毛姆就讲，他的写作灵感直接来自刚刚遇到的事，但他并不马上动笔，总是有意识地延宕一段时间，搁在心里沉淀一下。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让刚刚发生的事情的本质在时间的流程中逐步明晰起来；另一方面，作家也需要有一番沉潜涵咏功夫，有助于摆脱当下直接经验和印象的束缚以及当时环境的影响，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予以审视和诠释。

丁：您的一部文化随笔，名为《面对历史的苍茫》，我觉得，您对历史的感受十分准确，“苍茫”这两个字恐怕是再精确不过了。这与陈子昂登古幽州台时的感受是相同的。请您就这个问题展开来谈一谈。

王：历史，包括客观过程和对过程的反映，后者属于史学范畴。史学，必然跃动着史家灵魂的轨迹，人们不能回避也无法拒绝对于历史的当代阐释。对于历史过程的记述与解释，总要带着记述主体、研究主体的剪裁、选择、判断、描绘的痕迹。而历史认识又是一种追溯性认识，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因此，历史过程本身和对历史过程的记述、对历史的解释是两个层面；历史活动者的意向和历史解释者的意向也属于两个层面。

但是，不能就此否定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因为历史是既成事实，对任何个人来说，它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客观的、不可变易的。人们评价的标准和尺度可以变化，但历史本体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后人固然可以通过考证和发掘，发现某些新的事实，对有些历史过程的结论加以补充、调整以至于纠谬，但这与从根本上否认历史本体的客观性是两码事。

对历史的认识论进行探讨是必要的，但不能由历史的客体完全转向历史的主体，否定历史的规律性，否定历史的客观性。有的史学家说，过去是一去不复返的，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回忆”它，给它一种新的理想的存在。这显然是片面的。因为历史作为过去发生过的事，事实上存在过，与史家或什么人的回忆与否无关，即使无人回忆它，它也是存在过。

当然，就历史本身来说，由于诸多条件的制约，历代失记和被遗忘的，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看，可能大大超出已记的部分。就已记的部分来说，人类本身有外在与内在之别，历史所记载的，或者说后人所面对的，多数属于外在的东西；而内在的东西已随当事者的消逝而永远不可能再现。后人只有凭借这些外在的东西传递的信号，试图为历史“黑箱”中的一个个疑团解秘。叩问沧桑，沧桑无语。可是，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散文作家，又必须直面这一课题，作出相应的答案。

丁：香港报纸上曾以《文蹊政径两驰名的两栖式人材》为题，刊载过关于您的长篇报道。记得唐人徐凝有这样两句诗：“风清月冷水边宿，诗好官高能几人？”请问：您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是如何实现文政双栖的？

王：我曾写过一首题为《自嘲》的七绝：“煮字生涯岂等闲？负沙搏浪苦浮潜。熊鱼窃笑贪心甚，功业文名未易兼。”看似自我调侃，反映的却是实情。在我来说，双栖之累是沉重的，即使没有弄成“熊、鱼”两失，到头来也是自讨苦吃。在文学创作队伍中，我不属于正规军，说得好听一点，算是一名“亦劳亦武”的民兵。出了十几本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都是业余时间的产物。本来，工作担子很重，按说早就该和缪斯女神挥手告别了，却始终未能斩断尘缘，以致一迷至此！

为文、从政两不误，说来容易，做起来颇难。这里不仅存在着时间、精力方面的矛盾，更主要的是个性、心境、情怀和思维方式、人才类型上的大相径庭。这种差异的存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几乎所有的采访、研究我的新闻记者、评论家、传记作家，都提出过“二者如何结合”的问题。首先要说，本质上我是一个文人。从小就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国学基础，后来，近半个世纪里迄未间断过创作实践和文史研究。像奶牛天生就是产奶的，文人无论在何种境遇下，总废弃不了读书、创作这个营生。

平常，我对时间作了严格划分，八小时之内全身心地处理公务，绝不旁骛；业余时间便沉浸在那片心灵的绿洲里，保持着心境的洁净与宁静，专心致志地做学问、搞创作。我珍惜每时每刻，努力避开各种世俗应酬，摒绝声色之娱。即使凌晨几十分钟的散步，也是一边走路一边凝思遐想；甚至晚间睡前洗脚，双足插在水盆中，手头也要捧着书本浏览，友人戏称之为“立体交叉工程”。一句话说到家，文学——这是世间最苦的事业，个中情味，我真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领略了。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