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之笔再现张学良

《辽宁日报》编者按：

著名作家王充闾的《张学良：人格图谱》一书面世两个月来，颇获各界好评，高洪波、谢冕、苏叔阳、古耜等著名作家、学者、评论家，或给作者发函、或通话、或著文，予以称赞。《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等单位，亦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作家、评论家，定于近期对这部著作进行研讨。日前，本报记者许维萍就这本新著的有关问题访问了王充闾先生。

记者：现今，关于张学良的传记、访问记、回忆录、口述历史已经很多了，您还要推出这部《张学良：人格图谱》，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作为一个“张迷”，每当翻检那些记述汉公行藏身世、生平事迹的书籍，都对它们的作者不胜感激，感谢他们提供了那么多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图片和谈话记录；但同时又觉得有所不足——几乎所有的著作都着眼于弄清事件的原委，而忽略了人物的内在蕴涵，有的虽也状写了人物，却“取貌遗神”，忽略了鲜活的生命状态，漏掉了大量作为文学不可或缺的花絮与细节；尤其缺乏对于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与挖掘。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它们属于“史”的范畴，“史书者，记事之言也”（唐·刘知几）。作为一个与汉公同乡的作家，我觉得有必要以文学形式进行刻画、描写，使其精神风貌、行迹修为，更加深入人心。而“文学是人学”，这就要透过事件、现象，致力于人物特别是心灵的剖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发掘出个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并且鲜明地亮出作家的史识与见解，进而担起人性烛照、灵魂滋养的责任。

记者：阅读本书的强烈感受，是您拨开社会历史事件的表层，以十五篇历史文化散文的篇幅深入到张学良这位予历史大转折以契机的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通过文学手法，于细微处为读者描画了其情感、性格特征，为少帅写心。您在《别样恩仇》一文中，剥茧抽丝般剖析了张学良与蒋介石的一生恩怨，也从本质上读解了他们两人思想、个性、人格方面的差异；您以“不能忘记老朋友”为题，描写了张学良与周恩来相交短暂但终生互慕互念的动人情愫；还在多篇文章中，以别致的手法描述了张氏与几位女性的感情纠葛；通过他所接受的庞杂的文化影响，透视他的性格、命运，展现他那充满悖论的七彩人生。那么请您谈谈，您是如何将尘封的遥远的历史变换成读者可以接受并可感可悟的形象？

王：我在书的《前言》中讲了，作为文学作品，自不能以单纯的纪实为满足，还须通过文学的手法，运用文学语言，借助形象、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审美创造。此其一；其二，要以史家的眼光、哲学的思维对事实加以解析，穷原究委，探赜烛微，努力展现传主的精神面貌、个性情怀与人格魅力；其三，体现现实针对性。文学是历史叙述的现实反应，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而是一种灵魂撞击、心灵对接、现实对话。书中有一篇，就是拟议中的我与汉公关于“凤至大姐”的对话。作家写历史人物，不在于带着读者重温历史事件，说出一些更背景化的真实，而在于站在一个较高的视界上，引领读者思考当下，认识自我，提升精神境界。今年三月，我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中，曾以《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为题，专门谈了这个问题。

记者：看来，从事这类散文创作，既要面对客观历史真实，又要对历史作创造性地思考，进行具有主观色彩的个人化叙述。请问您是如何处理这一关系的？

王：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这是文化散文写作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散文必须真实，这是散文的本质性特征，一向被我们奉为金科玉律；而散文是艺术，唯其是艺术，作者构思时必然要借助于栩栩如生的形象，张开想象的翅膀，必然进行素材的典型化处理，作必要的艺术加工。尤其是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事在整体上已经永远消逝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要想恢复原态，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描摹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细节，进行必要的心理刻画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必然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因此，海德格尔说，历史的真意应是对“曾在的本真可能性”的重演。当然，这里的经验整合与艺术加工，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真实和散文文体特征的基础上，不允许小说化的“自由虚构”。特别是有些散文种类是不能虚构的，比如，关于现实中的亲人、友人、名人的传记以及回忆性、纪念性文章，属于写作者同时代亲历亲见亲闻之事，与事涉远古或万里暌隔迥然不同，必须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不能随意虚构。比如，您刚才引述的一些内容，就必须真实，不容造假，须知，这类散文美学效果的实现，是凭借其丰富而特殊的客观意蕴的，真实与否，关系至大。

记者：九一八事变78周年纪念日前夕，读过您在《九一八，九一八》这篇文章中，对张学良所做的客观描述和深入剖析，感到很解渴。应该说，这是张学良终生的伤疤与痛点，也是研究他、探索他所无法绕开的话题。那么，您在创作过程中对于有关的史料、史观、史识是如何把握的？王：大前提是全面准确地梳理史实，这是立论的基础。一个有利的条件，是史学家包括他本人对这段历史已经做了充分的展示。关键在于写作中能够运用唯物史观作客观公正的分析。一是统筹各个方面，这里既有对蒋介石不抵抗本质的判断（这是他的既定方针），又要尊重历史、不为尊者讳，指明当时的不抵抗命令确是张氏本人下的。这是一篇文章的主旨所在；二是“顺藤摸瓜”，就张学良当时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进行深入地剖析：其症结所在，是他事变前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而在战局拉开之后，面对日军的凌厉攻势，他又由原先的满不在乎一变而为“悚然惊惧”，进而产生了三个“错误期待”，一个“深层思考”；三是从思想根源、个性特征上探索张氏唯蒋之命是从的原因，指出各有各的账，无论张氏如何主动揽承责任，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是“板上钉钉”的。

记者：少帅一生具有不同反响的传奇性，他的“无限可言说性”不仅在其个人生命历程与历史大势的紧密联系，更在其独特的个性魅力。您在《成功的失败者》、《人生几度秋凉》、《将军本色是诗人》等篇章中对张学良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毁誉参半、命运多诡的人物做出了耐人寻味的展现。我想这也是他能激发您的创作激情之所在。您选择的创作对象都为历史上的充满矛盾的人物，是否有着特殊的考虑？

王：首先是这些人物具有一种原型属性，本身蕴涵着诸多魅力，具有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而且经过时间的反复淘洗、经久检验，头上往往罩着神秘、神奇的光圈。我所选择的客体对象，一般都具备深刻的精神内涵、鲜明的个性特征、充满了矛盾与悖论的复杂的生命历程。其次，历史题材往往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因而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再次，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作用”与“陌生化”效果。同现实题材比较起来，历史题材能够把读者与观众带到一个陌生化的时空当中，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审美观照。朱光潜说过：“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是呀，我们小时候，不也常常被老祖母的“从前有一个什么什么”迷得如痴如醉吗？

记者：最后，请您概略地谈谈对张学良先生总的看法。

王：张学良并非完人，更不是一个圣者，以他的本性，即使想“圣”也“圣”不起来；但他在华人世界中，无疑是一个公认的豪杰。他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也曾干过错事，平生可议之处颇多。曾经颂声载道，又背过无数骂名。他是那种有情趣、有血气、个性鲜明、赢得起也输得起的人。对于他的举措，人们未必全然赞同；但说起他的为人，他的器度，无不由衷的赞佩。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多故，信仰是驳杂的，所谓“背着基督进孔庙”，但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能够终始如一。他的百岁光阴，载浮载沉，大起大落，确是一部歌哭并作、悲欣交集的情感标本与人生范型。作为性灵的展现、情思的外化，这一切都是意趣盎然、堪资玩味的。许多“政治强人”、“明星大腕”，及其得意，闪电一般照彻天宇，可是，不旋踵间便蓦然陨落，一朝风烛，瞬息尘埃；而张学良却成了一个言说不尽、历久弥新的热门话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独特的人格魅力，其间存有谜一样的代码与能指，可予破译，可供探讨，可加辨析。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