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人性化书写

研究生：王先生，昨天您在讲座中谈到，虽然是写散文的，却很少阅读当代散文作品，而是看了许多国内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对于当代小说，我们这几位同学也都很有兴趣，经常在一起研究、讨论。如果不是过多打搅的话，很想同您交流一下这方面的看法。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我对小说，虽然阅读，却谈不上深入研究，一点直接的考虑，是想借以增强自己的想象、创新能力。我特别喜欢那类构思奇特、生面别开的作品。一个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的影响，我国广大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的文化观念、生活观念、创作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文学艺术的含义与功能随之也发生了转换，由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对现成理念的图解和对客观景象的模仿，转换为注重于人的自我意识的探索与表现，关注人性、人的生存意义、人的命运，体现一种超越的内在性。由于文学环境的宽松、作家心态的自由和生存方式的转换，作家也好，读者也好，存在着回归文学本体，张扬人文精神，抵达人性深处，重视生命体验，从而获得较高的美学品质的审美期待。

研究生：可不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所走过的历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向文学本体回归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将人性的表现不断引向深入和多样化的过程，是在文学创作中探索与呼唤人文精神、充分张扬内在人性的过程？

王：是这样。同作家相似，文学的命途也是曲折多舛的。近二十年来，在摆脱掉政治羁绊之后，现在又遭遇到物质的诱惑、金钱的重压。随着工具理性、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盛行，随着现实社会节奏感加快，以及机械化、规格化所造成的人的巨大精神压力，加上反道德、反崇高、反信仰、反秩序、崇尚竞争、追求享受的情绪的滋长，使许多政治与文化实践逐渐异化为经济活动，现实物质利益在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符号之下发挥着影响、制约作用。因此，回归文学本体，首要的是必须摆脱商业时代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对人性的扭曲，保持作家内在的文化与理性的支撑，固守自身的精神追求；就应该沉入到文化与生命的深处，潜入生活底层，去探寻人的生活的真实状态，从文化和人性两个层面进行深入的探索。

研究生：所谓人性，应该是指人在其生命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部自然属性的综合，是人在现实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全部规定性。它的全部内涵，既包括人的各种本能欲望所表现的生理需要，即所谓自然属性；也包括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背景之下的种种心理活动和行为，以及心理、情感的需要，即所谓社会属性。前者有相对的稳定性；而后者——现实、具体的人性则随着环境、背景的不同，表现出差异性、可变性和开放性，从而构成人性的无限丰富的形态。这种无限丰富的形态，凭借作家的观察、体验，主观审美情感的投射，个人价值观念的渗透，经过重新打造和艺术加工，具有感性化、形象化、个性化的特征，在文学作品中成为艺术魅力的重要构成。

王：令人欣慰的是，这种人性描写的趋势，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取得了可观的实绩。

研究生：请您就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人性化的拓展问题，展开谈一谈。

王：刚才我说过了，对于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也包括人性化拓展问题，我研究得很少。从报刊资料上看到，论者大体上把它分作四个阶段：

上世纪70年代末，新时期一开始，伴随着思想解放，小说创作就将艺术的笔触聚焦到人性揭示上，以觉醒了的人性意识去观照刚刚过去的非人性的政治意识统摄下的人性的扭曲、人性的畸形、人性的异化，这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代表；进而以解禁后的自主心态去状写富有个性真实的人性情感，剥离僵硬的政治化、概念化躯壳，刻画泛政治意识解除后人性意识的觉醒，叩开一扇扇透视真实人性的窗口，从展示真情、大胆地描述爱情的角度，描绘出一幅幅清新的人性画卷，这以一批初涉文坛的中青年作家为主体。这些人性画卷的共同特点，是打破十七年文学创作中人性描写的禁区，向文学的本体回归。尽管获得了较高的美学品质，但水平并不整齐，就整体上衡量，并未表现出足够的深度与广度。

研究生：像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张贤亮的《吉普赛人》、王蒙的《布礼》、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女儿们》、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弦的《未亡人》等，都可纳入这个范畴。

王：他们以敏锐的艺术触角接触到历史劫难在人们心灵上刻下的深深的印痕，表现了可贵的人性意识的觉醒；其共同指向主要是追问如此众多的非人性事件与情景之历史动因和人性动因和对于人的尊严的向往与呼唤。

研究生：这种人性意识的觉醒，不仅表现为对人性扭曲的状况拥有足够的敏感，而且对人性的自我扭曲投以关注的眼光。王蒙先生经历过二十余年的人生磨难，一当从政治理性的漩涡中挣脱出来，便以其对于人性的深入透视和揭示，在文坛上崭新头角。他在《布礼》中，揭露人们在泛政治意识的熏染下，连谈恋爱时写的情诗都必须同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钟亦成的人性，竟然扭曲到不但没有丝毫的痛苦，反而陶醉其间，表现出荒谬政治环境下，人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这实在是可悲可悯的。在爱情领域，一大批作家表现了种种突破传统道德框范的束缚，率先冲出某些禁区。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具有代表性，在小说中，两性之爱达到了某一既定人伦规范下的一种极致状态，呈现出爱情所具有的张力与魅力。

王：第二阶段，是80年代中后期。小说家们在西方文化、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开始了迥异于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体系、价值观念的新的探索，使人性化的书写有了新的进展，表现为对于那些影响与阻碍现代化进程的人性因素加以自觉省察，反思历史，反思文化。通过表现具有现代意识的人物，张扬那些有助于实现现代转化的人性品格。像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等。

研究生：王安忆的《小鲍庄》，借助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人们生存状态的描述，揭示出传统文化规约下农业文明的保守、萎缩、麻木以及随遇而安的人性状态，反映出作家对于民族文化的清醒审视。韩少功的《爸爸爸》，属于文化反思，写了民族传统统摄下一种单一的、亘古不变的人性状态。

王：80年代末、90年代上半期为第三阶段。论者认为，这一阶段人性化的书写特征，一是，反映传统理性框范的解体和人性形态的多元展现，通过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生存状态，展现人的生存本相中所蕴涵的人性内容和人生态度；二是，借助新的文体形式和叙事方式，展现带有后现代特征的人物情感，展现特殊社会环境中人性的特异形态；三是，也有部分作家以强烈、鲜明的个性化体验，表现富有个性特征的情感体验、心灵体验，拓宽了人性描写的视域。

研究生：这个阶段，比较典型的，是池莉的《烦恼人生》、《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王朔的《顽主》、《过把瘾就死》等；有些新锐作家，像苏童、余华、洪峰、孙甘露等人的作品，表面上看，他们格外热衷于在历史的语境中叙说个人的家庭、家族故事，实际上是借助这些“历史故事”来表现人性、传达生命的独特感悟。他们巧妙地将历史虚化为一种模糊的背景，在某种隐然可感的历史氛围中去显现人性的种种形态。

王：第四阶段，90年代后半期到现在。这个时期的情况比较复杂，整体上看，商业社会的价值导向造成消费性的大众文学占据中心地位，人性化书写由于失去内在的文化与理性的支撑而嬗变为感官与欲望的描绘。当然，也还有不少作家固守着自身的精神追求，在多元选择、崇尚个性的社会氛围中，形成自己的个性品质与艺术风格。

研究生：这一阶段，值得注目的是所谓“青春小说”的崛起。20世纪末，涌起了“80后”作家的狂潮，一些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像韩寒《三重门》，许佳的《我爱阳光》。进入新世纪之后，新人更是大量涌现。尤其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连续数年举办，推出了一批学生作手，像郭敬明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张悦然的《葵花走失在1890》，等。去年，《羊城晚报》推出了最新的“80后作家人气排行榜”，不知王先生注意到没有？

王：我没有看到。都有哪些作家入列了？

研究生：上榜的有十位作家，依次是：李傻傻、郭敬明、张悦然、韩寒、春树、孙睿、小饭、蒋峰、颜歌、易术。刊出之后，众声喧哗，争议很大。

王：他们的作品，我看得不多，很想听听各位对这些新人创作的看法。

研究生：从人性化书写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的作品，应该说为时尚早，就其基本倾向看，他们的写作，显然是更靠近市场、靠近人性的。他们的创作，基本上是个人经历（小学、中学、大学读书，谈恋爱，找工作，人事纠葛，生活困境等）的实性演绎，外加一些反叛个性和周星驰式的调侃。现在看，已经明显透露出创作的局限，他们不是囿于一己的生活圈子，咀嚼个人的小小悲欢，便是到历史和科幻世界中张扬超验的想象，有些作品局部精彩而整体薄弱。

王：你们分析得很准确，很精彩。说到这些“80后”作家创作的缺陷，应该说，和他们的文学修养、生活阅历、认识主客观世界的能力有直接关系，都属于现实成长中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明两点：一是这种阶段的划分，只能说是近似，未必完全准确；二是这里涉及的只是人性阅读、人性书写、人性批评这一特定角度，并未观照小说创作的全局，挂一漏万，以偏概全，在所难免。

（根据发言记录整理）

（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