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魂凝处是诗魂(代序)

杨叔子

江苏高邮颜仁禧先生今年88岁了。一直致力于中小学诗教。前几年。他自费编写了《诗风吹绿校园春》诗文选，受到欢迎。今年，他继续推出了《诗风吹绿校园春》续集，并一再函请我为这本小册子写个“序”。我很受感动，久久难平，在病中为之写了一首七绝，作为“序”吧:

“诗风吹绿校园春，米寿诗翁续力耘;

寄愿儿孙诗志在:国魂凝处是诗魂。”

写后，我豁然开朗，感悟到“国魂凝处是诗魂”这一自然流出笔端的诗句，正是我这些年来力主诗教、力主“文化要继承，经典须诵读，诗教应先行”这一论点的高度概括。

什么是国魂?就是国家灵魂，就是国家品格，就是民族精神，就是民族传统，就是国家、民族精粹的艺术表达。我之所以最终写出了与感悟到“国魂凝处是诗魂”这点，很可能是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教促进中心有的同志一再援用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所讲的一句话引起的，这句话是:“看来好像很奇怪，每一个民族的最高凭证，就是它自己产生的诗歌。”无怪乎在外交对话中，往往都会引用本民族精彩的诗句。当然，以前，我已深切认识到:从《诗经》的诗开始，一部三千多年的文学艺术史，也可说是一部文化史，其中繁星满天、佳作如林、新苗蓬勃的诗歌发展史就是一条“主脉”。同时，我还认识到: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没有民族自己的文化。就没有这个民族;没有民族自己的诗歌，当然也就没有这个民族。我国诗歌，以其极富感情的语言、极为精美的形式、极为深邃的内容、极为活跃的思维、极为纯朴的境界，以及极为明显的民族特色，作为民族文化璀璨的明珠，焕射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夺目光芒。

国魂的核心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国魂的“基因”是高超的文字语言，国魂的感性体现是丰富动人的情感，国魂的理性体现是开拓活跃的思维，国魂的精髓就是广博深刻的哲理。作为文化明珠的诗歌，不仅与此密不可分，而且以极为动人的艺术形式凝聚着国魂的方方面面。

国魂的核心是强烈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作为世界唯一最古老的民族、文明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决定性因素，而爱国主义正是我国诗歌的主旋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诗经》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到陆游的“一寸丹心空自许，满头白发只缘诗”，到鲁迅的“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到吉鸿昌临刑前的“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到今天李正常赞归国人员的“粪土他邦百万金，归情切切意沉沉”，我们就可想象到大诗人郭沫若同志在纵笔填写词《西江月·谒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时激动之深情，这首词下片是:“松柏青青千古，乾坤正气淋漓。问君何处寻诗?诗曰在斯在是!”爱国气节，爱国诗篇，掷地胜过金玉之声。

爱国还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实在的而不是空洞的。爱国之爱首先是对人民之爱，对群众之爱。没有人民，没有群众，哪还有什么国家?“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民为邦本”。这是我国自古以来的至理名言。杰出的诗人也一定是杰出的志士仁人，深深爱着人民，关心群众痛苦，与民众心心相印。从《诗经》中大量同情民众的疾苦、愤斥残酷剥削者的诗篇，到屈原的“欲摇桨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到李纲的“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到张养浩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到郑燮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到丘逢甲的“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到毛泽东的“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这些诗句无不以民之忧为忧，以民之乐为乐，置身于民之中。

爱国，爱民，自然就会爱祖国河山，“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赞叹山河之壮丽，“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情融风光之秀美;就会爱民族历史，“夜深细共荆妻语，青史青山尚未忘”(连横1925年《台南》诗)，细诉对神州、对台湾之挚爱;就会爱自己的家乡，“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倾尽对故土的依恋;就会爱自己的父母，“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深铭父母养育之恩情;就会爱自己的配偶，“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彰显夫妻恩情之永恒;就会爱自己的朋友，“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焕射着朋友深情厚谊的光彩!如此等等，何胜枚举!诗人及其诗将这一切与自己融成一个整体，凝成一个生命，这就是有血有肉的爱国主义。

国魂的“基因”是高超的文字语言。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生物基因就是DNA(脱氧核糖核酸)的片段，而DNA是由千千万万个A、G、C、T这四种核苷酸作为最基本的构件而组成的双螺旋形状结构这一长链，基因即其片段。显然，文化这个“基因”的“核苷酸”就是文字，文字这个“核苷酸”按规律的组合就是语言，而这一组合的集成就是人类社会的“基因”，即文化。人本身有3万多个生物基因，其中有的重要，有的不重要，而诗歌是文化“基因”中的特别重要的“基因”。教育部原负责人之一的柳斌同志就语言写了十首诗，叫做《“语论”十首》，写得很深刻，特别有几句可谓“一针见血”:“人文为何物?语言乃其宗。”“匠心织思绪，语魂实诗魂。”太好了!语魂实诗魂!诗就是语言，就是一种特殊语言，难以用更概括的名称来称呼，就只能叫做“诗的语言”，叫做“诗”。没有汉字，就绝不会有丰富、规范的汉语言;没有汉字与汉语言，就绝不会有汉文化，当然也就没有中国诗歌、中华诗词。在这里，不能不提到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2004年10月11日在俄罗斯《政治杂志》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通向巅峰的途中》。此文指出，中国之所以能作为唯一的文明古国延续至今，并正在走向新的巅峰，原因在于文化;这个文化有三个特点:令人惊叹的象形文字，浩瀚如海的文献，精神生活的崇敬祖先。只有中国将象形文字一直保持到今天，其他民族或早或晚地都已改用字母，而中国却没有发生这种变化。以这种文字构成的语言，所记录下的五千年历史之详尽，是世界文化中所罕见的，加上对祖先的崇敬，就决定了民族文化的继承性。这一继承性将古老与现实连接起来，积累成了中国智慧的宝库。是的，这一继承就是发展过程中的继承，就是继承中的发展。

还应指出的是，汉字是形、声、义相统一的象形文字，它不仅是符号，而且还是艺术，是科学，是文化。科学研究表明:这种文字及以其构成的语言，既能开拓人的左半脑，又能开拓人的右半脑，启迪右脑的原创性功能。以这种文字，与这种语言所写成的中华诗词，形式精湛，技巧高超，音韵优美，节奏动人;内容凝练，语言精美，情景交融，心裁别出;感情丰富，思想活跃，意境深邃，哲理丰富。中华诗词的形式、内容、思想与意境相互联系，彼此渗透，形成整体，不可分割。没有汉字，没有汉语言，就绝不可能如此!!!一个关键的字、一个关键的词、一个关键的句，同一个诗句、一首诗形成密不可分的整体，有着画龙点睛的神奇作用。无龙，睛有何用?无睛，龙有何神?“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就是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中的几个典型事例。杜甫的《七律·登高》历来被认为是最为精彩的诗篇之一，用字遣词，造句行文，至美至妙，慷慨激越，全为对仗，金性尧评价为“是杜诗中最能表现大气盘旋、悲凉沉郁之作”。一直到今，“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一名句，仍被广泛引用。至于属于诗词范畴内的对联，用字、遣词、造句更是极尽汉文字语言的特色，登峰造极，此处无须评说了!

国魂的感性体现是丰富动人的情感。

我们一般都知道，所谓的国力主要包含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与民族凝聚力。其中，关键是民族凝聚力。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就是民族凝聚力，民族凝聚力就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这表明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国魂具有凝聚力，诗魂更是如此。我国传统佳节之一是中秋，中秋主题是团圆，凝聚在一起。请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夕高楼月，万里故园情”，“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以月为题，表达怀念、凝聚、团圆之念的佳句，比比皆是。“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明千里，隔江何处山”，以至于吕本中的词《采桑子·恨君不似江楼月》，念人之思，感人之情，深沉朴质，酣畅淋漓。对亲友如此，对家乡如此，对祖国更是如此!“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对于“魂销汉使前”的苏武，“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面对“云边雁断胡天月”，历尽十九年的万般折磨，一直为回归祖国而魂牵梦绕，心向故土的情感何等深厚!

古谚语云:“精诚至处，顽石点头。”人是人，物是物，主观是主观，客观是客观，但人之所以为人，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因其能对无情的物却赋予因人因势而异的情感，“任是无情也动人”，使物“活化”、“情化”。“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因人之深切感伤而情化为之溅泪，鸟因人之惜别痛离而情化为之哀鸣惊心。“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柳絮活化为癫狂，桃花活化为轻薄，春情化而以落絮为己之堕泪，月情化而以行云之影为己掩盖含羞之容。其实这一切皆诗人真情所赋予而得的感受。所谓触景生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皆文字语言的艺术力量所致，诗词更不例外。无情不是诗，不美不是诗，情以美为表，美以情为基。陆机讲得好:“诗缘情而绮靡。”王国维讲得更白了:“诗歌者，感情之产物也。”其实，“诗言志”，“志”的基础主要是“情”。张先词有“登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元好问词有“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他们这样的词句，本身就极有情了!情是如此吸引人心，凝聚人心。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以雎鸠之鸣为兴，引至充满男女恋情之诗，到“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以长风破浪借喻充满希望豪情之诗，到“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这以马思边草、雕盼飞借喻愿奋战沙场之情之诗，到“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将黄菊活化直喻凄苦孤单之情之诗，到“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这以老牛借喻深切关怀民众温饱疾苦之情之诗，到“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以梅花报春借喻先驱为民献身之情之诗。这种真正的诗句，莫不含情，莫不显美，莫不动人心弦。

国魂的理性体现是开拓活跃的思维。

人为万物之灵。什么是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讲法。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讲得很有道理:“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的新路。”将人与文化相联系，这是站在更高一个层次上来认识人。人是有文化的动物，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正因为有了文化，就有了独立思考的精神、能力与思维。生物的基因如果没有变异，就没有生物的演化;社会的文化“基因”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社会发展。诗，作为文化的明珠，我十分赞成诗的极为关键的作用就是“启智”这一论点。“启智”就是开发人天生的富有创造力的思维。“启智”，启迪科学思维、逻辑思维、抽象思维、求同思维、正确思维，启迪人文思维、开放思维、形象思维、求异思维、原创性思维。两种思维，同源共生，互异互补，和而创新。戏是艺术，诗也是艺术。京剧常常讲:“十戏九不同”讲的是十分之九要求不同，要求异，要创新;又常讲:“老戏要新，新戏要老。”讲的是既要创新，又要延续，在延续中创新，在创新中延续。北京大学校史馆八个大字“温故知新，继往开来”讲得好，全面准确而深刻揭示了故与新、往与来、延续与创新不可分割的关系。基础是延续、继承，关键是创新、发展。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的“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来源于梁武帝《子夜冬歌》的“一年夜将尽，万里人未归”。有人评价这一对字次序的小改动，点石成金，成为“客中改岁之绝唱”的千古佳句。然而，更为关键的是原始创新。林从龙先生就举了“愁”的写法，著名诗句无有雷同者。杜甫的诗为什么好?就在于他以极大的工夫去创新，他坚定地自我表白:“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我十分欣赏梁东同志引用的约翰·维科的论点:“诗性智慧就是原创性智慧。”

京剧界还常讲:“不能不像，不能真像。”为什么?因为京剧界又讲:“不像不是戏，真像不是艺。”艺术之可贵，就在于追求神似而非追求形似，即能抽象出所涉及对象的有关的最本质之元素，而坚决摒弃非本质的元素，使所描绘的对象似非而实是。诗何尝不是如此?苏轼在他的《红梅》诗中批评石曼卿《红梅》诗中之句“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他写道:“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梅花的品格比梅花的外形更重要，什么是梅格呢?他说是“寒心未肯随春态”的“寒心”及其所显出的“雪霜姿”。我想这个梅格也正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之格吧!这种对本质更深刻的从不同侧面的抽取而加以艺术化，也正是一种深刻的创新。

中华诗词文化一贯是高度重视创新的。《诗经》中就有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这之前，商汤就有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的论点。《礼记·大学》开篇就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正因为如此，胡锦涛同志2006年1月在全国科技大会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历来包含鼓励创新的丰富内涵，强调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国哲理所讲的“易”，就是强调“变”，强调“生生之谓易”，永远乐观地站在生的一边而非死的一边来看世界新的变化。江泽民同志也曾一再引用孟浩然的名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唐代改革派的诗人刘禹锡也是一位哲学家，写过著名的《天论》。他屡遭打击，但从不屈服，他揶揄讥讽地写道:“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他坚定地支持新生事物，“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上面讲了，开拓活跃的思维就是“启智”，启科学思维之智，启人文思维之智，启两者相融之智。仔细读读中华诗词，深入想想诗词内涵，就会感悟到确系如此。“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有了上句道地的科学根据，才有下旬动人的人文情怀。“睫在目前常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有了上句这一客观存在，才能作出下句情感推论。“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有了上句这一客观情景，才能导致下句由甜蜜的回忆而引起内心的极度悲哀。“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有了上句的个人实实在在的具体表现，才能有下句的充分体现个人的深厚之思念与感恩之悲情。“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有了下句落花化为沃泥这一现实，才能有上句认为落红有情的人性赞誉。毫无疑问，那些情景交融的绝妙诗句，当然是科学与人文自然相融的产物了，当然是创新的美妙成果了。

国魂的精髓就是广博深刻的哲理。

2004年11月在我校人文讲座一千期上，我以《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哲理的凝现》为题，谈了我对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及其哲理这三者，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我的认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就是这个文化所包含的哲理，而民族精神就是这一哲理的凝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哲理所具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体现出的是整体观、发展观(变化观)、本质观。在我所写的《经典需诵读诗教应先行——一项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的战略措施》一文中，就举出了反映整体观、发展观、本质观的精彩诗句。中华民族文化含有丰富的动人情感，铸就了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含有开拓活跃的思维，产生了民族强大的创造力;而其含有的广博深刻的哲理，赋予了民族强大的生命力、战斗力。这一生命力、战斗力，其实就是凝聚力与创造力的融合，使我们的民族团结一致，开拓奋进，不但不为任何敌人、困难所征服、所压倒，相反，而是最终能战胜、压倒这一切敌人、困难，向前发展。

哲理是概括一切道理的道理。哲理，站得高，看得远，望得全，思得深，立得稳。“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既是绝妙诗句，更是哲理名言。“登泰山而小天下”，信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是的，一切得从年轻时做起，“合抱之木，生于毫末”;文嘉写的《今日诗》、《明日诗》与《昨日诗》，关键是要抓紧年轻时代的今天，“努力请从今日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要跳出“我执”、“他执”，脱出羁绊，方能看清。“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要以德为先，聚精会神，力学笃行，长期不懈。曾国藩给他弟弟曾国荃写了一首很有哲理的诗，告诫在事业光辉之际，头脑应清醒:“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他要曾国荃好好读读《庄子·让王》中的屠羊说故事。这是十分深刻的。

诗人往往懂得哲理，甚至是哲学家。一个杰出的诗人，一定有很高的思想境界与很活的思维方式，这就不可能不使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有着正确而又独特的取向。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于谦的“粉骨碎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王冕的“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真是难计其数!康熙是一位很有才华的皇帝，他送给山西陈廷敬这位很了不起的大臣一副对联，其实也是一联诗:“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我国古代志士仁人一贯重视气节、晚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朴实无华而又十分精彩的艺术语言，充分彰显了文天祥成仁取义的伟大气节。

绝妙的诗句，往往涵蓄深刻的哲理。看起来，似乎就是所写的那么回事，想起来，其味其意无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看来只是以欢悦心情写出犯大罪逢大赦之时所闻所见之景色，其实含有情景交融的深刻哲理。“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难道这只是写进入深山老林之中的实际情况吗?“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难道只是写新婚洞房夫妻之间的画眉之乐吗?“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难道只是写大年之日更换桃符这一欢乐场面吗?其实，诗句中不仅蕴含了诗人想讲而没讲的话，而且还蕴含了诗人还没想到而可开拓出的意境与真理。所以，我体悟到诗就是:以最精练、最美好、最富感情、最富内涵而又最能开拓境界的语言来表达的人生感悟与哲理。

费尔巴哈对人的认识是很有道理的。他认为:“一个完善的人，是具有思维的能力、意志的能力和心情的能力。思维的能力是认识的发达，意志的能力是性格的力量，心情的能力就是爱。”如是将这一认识加以深化与推广，所提出三点就是文化的内涵，就是诗魂的内涵:思维的能力、认识的发达就是开拓活跃的思维，意志的能力、性格的力量就是广博深刻的哲理，心情的能力、爱就是丰富动人的情感。这是自然的。完全没有文化，严格讲，就没有真正成为一个人;不能够去实践文化的哲理，就不能算一个完善的人;而诗十分有助于人的完善，有助于人的立德、启智、健心、育美、燃情与创新，即有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此亦即有助于马克思所讲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众所周知，国民素质是一个国家的第一国力，当然也是国魂根本所系。

我很欣赏这么一诗句:“华夏赖正气，诗魂壮国魂。”我想再补上一诗句:国魂盈正气，华夏铸诗魂。这就是“国魂凝处是诗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