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有座古庙

村里有座古庙

我们村里有一座古庙，后来做了学校。我的启蒙教育阶段就是在那里度过的。高中毕业后又在学校当了三个年头的民办教师。儿时的记忆，成年后的困惑与理想，随着年轮的递增愈发清晰。每到闲下来的时候，有关那座古庙以及许多人和事总不断地在眼前浮动。晚上做梦，也离不开那飞翘的屋檐、石雕的门柱、阴森的后殿，还有那“当啷、当啷”的铜铃声。

那座古庙，也就是那所学校，坐北面南，三间门厅，中间一间较大些，学生早晚上学放学必须经过这个厅。厅两旁是教师房间，房间很狭窄，靠墙盘一火炕，窗前摆一桌一椅，椅子与火炕之间狭窄到不能过一人。过厅有两道门，一道通院子，一道便是大门。

大门两旁各蹲一石羊石猴，两个宝物招惹得学生们过来过去总爱趴它们的头，骑它们的背。我骑过一次石羊。有天下午到校较早，大门锁着进不去，因为先生吃饭未归，一群学生围着石羊石猴玩耍，我小姑扶我骑在石羊背上玩一会儿。

厚重的黑漆大门，正方形的镂花石雕门墩，门槛很高，尤其是通院子里那道门槛，初入学的小孩儿跨过去跨过来是比较费劲的。进了大门，正对面三间厦房，与门房对称；东面五间中房，西面是一个戏台式的大殿——这是前院。后院还有五间大房，比前院的房子更显苍老一些，称为后殿。后殿很阴森，墙壁上绘了许多手持刀叉，青面獠牙，吹胡子瞪眼睛的神鬼画像。小孩子一般单独不敢到后殿去，说那里边有鬼。如果谁突然头疼脑热，回家家长必问：到后殿去了？怕是撞头关了。于是，端来水碗驱神送鬼。也有学生逃学装病，说他到后殿耍，头疼起来，家长不责骂，端水碗给他送神，油捻子烧鬼等等。

打我记事起，学校就是全大队（那时候把村叫大队）人的脸面，是上中下三堡子老百姓的骄傲，是全大队政治文化娱乐的中心。放电影、唱大戏、开大会都在学校院子或者后殿。后殿还做过母亲她们扫盲的冬学。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朝阳沟》就是在学校的操场上看的；看的几出老戏《柜中缘》《铡美案》《火焰驹》以及后来的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也是在学校大殿的戏台底下看的。农村文化娱乐活动极少，除了每年正月十五各村耍社火，社员们的最大娱乐就是看大戏。

那时政治活动倒是分外频繁，学校院子开过无数次会。大跃进、三面红旗、打麻雀、反右、批斗地主富农、忆苦思甜、批判走资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及后来的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等，各种大小会议都是在学校院子里召开。

主席台上，穿四个兜的住队干部和队干轮番念文件念报纸，主席台下男社员一堆，女社员一团。男社员抽烟打瞌睡，女社员偷空儿穿针引线，纳鞋底绣花鞋，还悄悄地交头接耳，公公长、婆婆短……主席台上的领导时不时提高声音批评说：底下开小会的人，注意一点！或者说：有些社员，咋不自觉哩……嘴里这么说着，眼光却在梁秋燕的俏脸蛋上瞟。

梁秋燕是我们堡子最漂亮，不，是最美丽的女人。梁秋燕不是她的本名，而是人们对她的爱称。她的个儿，她的面颊，她的眉眼，她的嘴唇，比戏台上的梁秋燕好多少倍。她的眼睛和嘴角，看人时不笑也在笑。不光院子里的男人被她那别样的美丽所震慑，我们在教室里上自习写小字拉大仿的丑小鸭们也心不在焉，希望能多看她几眼。仿佛她那张饱满丰润的脸上有光晕，反射得人看不清她。越是看不清，越是想看清，想看个够。无奈老师坐在门口，不能随便出去。学生便开动脑筋，想方设法往外溜。一会儿这个悄悄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到老师身旁说：老师，我上厕所呀。老师头向外一偏，学生一溜烟跑出去了。一会儿，那个从座位上溜出来，蹑手蹑脚走到老师身边说：我也上厕所呀，老师。老师还是头一偏。原来老师偏头的一刹那，目光不失时机地在妇女堆里扫一下。

有一次，日落黄昏，梁秋燕不知是遨娘家还是走亲戚回来，从学校门前经过。她怀里抱着孩子，丰美的高个儿，两条乌黑的长辫子一走一摆动。站在教室台阶上朗读的学生看见她从操场旁边的斜坡上走下来，朗读声由大到小，由小到弱，由弱到无了。不知哪个冒失鬼失声叫一声：梁秋燕！接着，梁秋燕的叫声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响彻校园。老师跑出来制止，气恼了的梁秋燕抱着孩子气冲冲走进学校院子，劈头骂道：吴麻子（老师是麻子脸），你管你那些大不管？“大”是农村孩子对父亲的称呼，梁秋燕比学生为老师的“大”，骂得够重够损了。可是，我们的老师不但不生气，反而看她一眼，“嘿嘿嘿”地笑了。梁秋燕骂了老师，再骂学生，最后丢下一句“谁家婆娘生下他那些野大！”后，摆动着她那两条搭过屁股的长辫子，姗姗出了校门。老师跟在她身后送出门外，等他折回身找学生算账时，琅琅的读书声在暮色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悦耳清脆。

老师习惯性地甩一下他的大背头发，从房子拿出手摇铜铃，“当啷啷，当啷啷……”摇响了集合放学的号令。

我上小学时八岁了。农村一般人家不让女孩子上学，即使上也比较迟。初小五年（三年级时因病休学半年），包括完小两年的学习生活，在我的记忆中非常不快乐。不仅不快乐，简直是一种折磨，一种摧残，一种侮辱。要不是父母逼迫，我是一天也不想去那个学校的。因为男生特别封建，经常歧视欺负女生，排队时不和女生一起站，不是距离拉多大，就是推过来搡过去不挨女生，仿佛与女生站在一起玷污他们一样。我不头疼学习，也不为书本费和学费发愁，就头疼放学站队。排座位男女生同桌，男生恨不能钻进墙缝里去。不仅排队排座位歧视女生，个别男生还常常做出恶作剧来，譬如，女生上厕所，他们从墙那边扔土块扔碎砖头块，或扒在墙缝偷觑；课间活动回教室上课，大男生将腿故意搭在凳子上，堵住过道不让女生归座，直到老师端着粉笔盒进教室，他才将腿撤回去；放学路上，无故推搡女生，踩女生的鞋。我的一双漂亮的绣花方口鞋，是母亲熬夜做成的。鞋上的牡丹花，活的一般，招来许多羡慕的眼光，我十分惜护，生怕粘上土。一个坏男生，不知为什么与我的绣花鞋过不去。第一次踩掉，我弯腰钩上；第二次踩掉，我忍气钩上；第三次他又给我踩掉了，气愤使我跳着脚和他骂一仗。我怕上学了，几次给父亲说我不想念书了，还和父亲对峙，以图不再到学校去。父亲便吓唬我，说如果不去念书，他要拿绳子将我吊到房梁上用鞭子抽打。呀，要是那样，我将如何出门见人，我连自己的家人都羞于面对了。就连父亲吓唬我的话都使我心灵上蒙羞，何况真挨打。于是，我不得不去学校，去忍受“罪”。其实父亲干咋呼，记忆中父亲从没打过我一手。

小学学习阶段，我基本是在封建压制中度过。男女同学很少说话，根本谈不上互相帮助，友好相处。如果哪个女生人样姣好，学习拔尖，受到老师偏爱，平地里会招致许多闲言碎语，甚至造谣中伤。我家门里的一个姑姑，生得俊俏，品学兼优，遭到诬陷，说她和老师如何如何，弄得学上不下去。我上六年级时，同样遭遇一场风波。真是要命，总算坚强，我在各种鬼怪的脸色和不堪入耳的脏话中勉强读完初中。

高中毕业后，我在生产队劳动两个多月，忽然，某一天下午，大队会计奉支书命到田间通知我说：明天不用上工，到学校去代课。就是这样，我又回到了童年时代待过的那所学校。学校还是原来的学校，教室还是原来的教室，只是显得更破旧苍老了。而我已不是十多年前的那个懵懂胆怯，惧怕放学排队的小女生，我已经能够坦然对待生活中的人和事；我的身份不再是受教育者，而是学生们的小老师了。当学生喊我第一声“老师”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自豪，又有些胆怯和虚弱。十年“文革”过来的男女青年，基础知识可以说先天不足。我边教学生边学习边想自己的前途。前途在哪儿？工厂停止招工，民办转公办希望渺茫。唯一的出路好像是上大学。保送上大学，凤毛麟角，每个公社每年仅仅两三个名额，挤得头破血流。我家是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但总没有贫农和下中农政治条件优越，更何况我母亲小时被外婆领上糊里糊涂加入过什么“一贯道”。向往与失望纠结一起，在学生的书声、歌声；滚铁环、捉迷藏，和“当啷，当啷”的铜铃声中起起伏伏，如影随形。

可喜的是，男女生之间已不像我儿时那么封建，排队不再推搡，女生在院子里可以和男生追逐戏耍，厉害女生还和男生对打，甚至能占上风。而成年了的我，仍旧感到世俗的影子若即若离，封建的利刃随时都可以刺进你的心窝。时时在意，事事当心。熬到后来，机会终于来了。1974年，我上了陕西师范大学。

我离开了农村，离开了那个在古庙的学校。据说我走后没几年学校就被拆除了，村上另盖了新学校。我回去再也看不到曾经使我压抑、讨厌，缺少欢乐和美好童年的学校了。可是，她那厚重的木门，高而结实的门槛，门前的石羊石猴，戏台般的大殿，阴森的后殿，还有美丽无比的梁秋燕，永远烙印在记忆的扉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