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生涯中的苦与乐冷永宓

我从教近40年,先后教过美军战俘、解放军军官和大学生。一生最长的时间是在大学中度过的。无论是教和学都是先苦后乐,苦中有乐。

我于1929年9月出生在重庆铜梁居崃山“香雪山馆”,当地百姓也称“梨子园”的地方。按照家训(慎行、敦品、读书)和家规,我四岁就进私塾学习。在无特殊的情况下,一般都要苦读十年,因为父辈都是这样过来的。我对家训的理解是:读书是落实慎行、敦品的唯一途径。做人就应该行为谨慎,品德敦厚老实。当时,我的入学手续很简单,由家人领着在孔圣人的画像前叩头,再向老师叩头,礼毕,就成为正式学生了。启蒙学习是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的。每天上、下午就是大声朗读老师指定的课文段落,然后,依次在老师旁边小声背诵。此外,还安排写字练习。如果背诵不熟练时,老师会顺便用他弯曲的手指在你的头上“敲壳钻”,如果表现太差,则用戒尺打手心。适当体罚在当时是家长认可的。平时常听到这样的话语,“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严师出高徒”“黄荆棍下出好人”等。因此,我只有认真读书,才能免于受体罚。尽管如此,我还是受到过一次很疼的体罚。那是一位大哥哥对老师搞恶作剧,老师发现后,没一个敢出面指认作恶者,老师就采取“打满堂红”,即每人被打五个手心,打得很疼,我眼泪都流出来了。除朗读和背诵外,老师还安排一定时间教我们习字。一个老师要教十来个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学习内容的学生,如果没有丰富的学识、强健的体魄是难以胜任的。我的老师大约40岁,姓张,他每天早上都要在祠堂练一阵子醉拳,他身体素质好,精力很充沛。

在我8岁时,完成了启蒙学习,开始读“四书”和一些唐诗、宋词。老师对课文、诗词有时作点讲解,有时还加上故事和笑话。老师也开始教我作对联,我在此阶段对学习的兴趣大增。记得一天雨后老师给我出的上联是“檐前滴水,点点滴在旧窝间”,我对的下联是“梁上飞燕,只只飞进新巢里”。老师的脸上,立即出现了难得的笑容,并点头表示认可,还轻轻摸了我的光头。我顿时感到像得到最高奖赏似的,心中真是乐开了花!私塾给了我中国文化、礼教、道德的熏陶。老师给我的教育和认真的教学态度,对我日后当好老师起到了示范作用。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春,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奔赴在外县工作的父亲那里以求得团聚、安心和安全,我就此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私塾。

我在新的地方插班进入小学三年级学习,对新的学习环境,学习内容和学习制度都感兴趣。因此,我学习勤奋,连续两期的学习成绩都在班上名列前茅,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夸奖。由于躲避日机的轰炸,全家重回老家并迁往乡下。我在乡下开始成为小学的住宿生,一同住宿的只有三人,睡的是地铺,三人合睡一起,开始了独立生活锻炼。在三次连续跳级后,我考入初中,高中毕业后考入四川大学。那时已是1949年秋,我已年满20岁了。作为新生,我就住在那离校本部四千米的名叫“砖瓦窑”的地方。这十多年(包括因病休学和痛苦的留级时间)的学习,使我领会到学习应循序渐进,劳逸结合。而且十多年来我都是在乡下或山上度过的。在1949年底,我是在新生院听到解放的枪炮声音的,晚上看见成都青羊宫方向红成一片。1950年初,我由新生院迁入望江楼校本部,原以为这样就可以安心读书到大学毕业了,但因朝鲜战争爆发,在志愿军出国参战不久,我荣幸地被四川大学团委选中作为一名志愿军急需的“英语干部”,保送我参军入伍。在既未体检也没有填表的情况下,就由一位部队首长带着我们到了入伍的地方——西南军区司令部情报处英语训练班,成了一名学员。入伍后,没有进行队列操练,连立正、稍息以及枪械使用都没有学,英语也没有再学,而是首先进行“三查三整”的新式整军学习、政治学习、政策学习、纪律学习……突击学习一段时间后,由我带着三位同班同学提前上前线。在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训一团(外称一号战俘营),我在美国战俘的列队前面,被介绍是他们新来的冷教员(Administrative instructor Leng),我也从此当上了教员。战俘们就一直称呼我为冷教员(Instructor Leng)。这是我从学员成为教员的开始,但是我的另一职务是没有向俘虏们宣布的,那就是“审讯处助理员”(是受团部审处股直接领导的)。这个工作的工作量不比教员少。为了这两项工作,我每天必须开夜车,还嫌时间不够。好在当时年轻,战斗意志坚强,荣誉感旺盛。我近三年的工作基本达到了上级的要求,团党委在全团的庆功大会上提名表扬,算是肯定了我的成绩。设想一下,战俘营建在山沟里,外无围墙、电网,连铁丝网都没有,内无整齐的营房和必需的基础设置,将老百姓让出来的零星的住房作为营房,营房外就是庄稼地,要逃跑出去是不难的,但就没跑掉一个,这难道不是奇迹?将骄傲自大、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大兵教育成新中国的义务宣传员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义务宣传员,这难道不是奇迹?按停战协定在交换战俘的场合下,在上百名中外记者“咔!咔!咔!”的照相机前,他们像离别老朋友那样与我们志愿军护送人员握手告别,态度友好,恐怕也称得上奇迹吧!其实,当时俘虏们的唯一劳动就是上山打柴,以作自己烧饭和暖炕之用,我们带着他们上山,他们带着斧头、大锯,既未对我们动粗也未借机逃跑,这也是奇迹。在护送他们由战俘营到达开城的路上,一辆汽车,只有我和一位带枪和手榴弹的战士与战俘挤在一起,在火车的车厢内(闷罐车),我和那位战士与他们和衣睡在一起,没出任何问题,这是为什么?战俘的伙食标准比我们还高,他们是亲眼看到的。我们组织由战俘营代表队参加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所有记录都有相册为证),这样的大型活动,哪个国家能办到?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为什么能取得这些结果,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根本原因就是靠党制定的对战俘的“宽待政策”,靠我们的“精神原子弹”,靠我们每个战士忘我地、认真地、创造性地执行政策。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就是朋友”,既是“朋友”就应该像朋友那样对待。这就不难理解我们的管理和训练(教育)工作了。俘虏营是个大学校,我是他们的教员,我从未称呼他们是“战俘们”,而是“同学们”。在将同学们送走后,我的教员工作就结束了。完成了任务后,将几年来的辛苦变成了胜利的喜悦。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虽然没立上军功,但在立功大会上得到了团党委的提名表扬,就算是对我工作的肯定吧,我心中还是乐滋滋的。

回国后,我曾向领导表示想回母校复学以完成学业。领导告诉我,革命军人应该时刻服从党的需要。就这样,我被分配到军委机要干部学校当教员。在一年中完成了两门课的教学任务。其间我在暑假中,放弃了集体去杭州旅游,每天补助一元(那时在南京市内吃一碗阳春面只要八分钱,在上海市国际饭店吃一餐客饭才一元钱)的机会,报名参加了南京市防汛抢险队(因我会游泳,当时南京遭遇特大洪灾),连续几天战斗在危堤上,经过全市军民的日夜奋战,终于战胜了洪水,保证了南京城的安全,保护了京沪线的安全。为此,华东军区政治部给我颁发了三等功的奖状和功劳簿,南京市人民政府给我颁发了三等功的奖状。这算是对我这个教员的肯定吧。是年年底,上级发出“解放军要保卫祖国也要建设祖国”的号召,我和8000多名军队干部奔赴上海去支援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充实各个部门。不久,我接到四川大学的回电,欢迎我回母校复学,我就重新当起了大学生,直到毕业。

毕业分配时,国家的号召“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我就志愿分配到了甘肃省,经过大炼钢铁(我得到了“钢铁战士”的奖状),再分配到了甘肃农业大学(原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兽医系。1983年,因四川畜牧兽医学院新建,我由支教变成了学院的正式成员,直到退休。我在大学生活的时间最长(30多年),也可以说吃苦最多,尤其是在“文革”中。但是,可以自我安慰的是,在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师德尊严,”、住在“牛棚”的日子里,我从未被我教过的学生殴打,因我年轻被指定当“反动学术权威”的学习组长,我没有为了表现自己认识水平高,而在汇报学习情况时,上纲上线地诬陷过任何一位教授。相反,我利用“宽待政策”来开导他们。我是作为全校“宽严大会”上的“宽”的样板被从牛棚中释放出来的。后来,我在“文革”结束后身患结肠癌,得到过工农兵学员的关心,他们还派代表前来医院看望,特别是在我即将乘车去兰州医院动手术时,工农兵学员找了一辆车子,将我妻子和儿女送到跟前与我告别,此情此景使我终生难忘!我因结肠癌手术后肠粘连,已不适应西北寒冷气候。这时,我遇到了新建的四川畜牧兽医学院急需家畜生理学教师。在故友(甘农大校长朱某和系主任陈某)的支持下,我不但前去支教而且最后留在四川畜牧兽医学院任教,直到退休。在四川畜牧兽医学院工作期间是我在大学任教的年月里最称心的时段。退休迄今已20多年,我认为还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