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平坎坷,终成正果

我很欣赏这样一个事实,婴儿坠地,出生时“哇哇”直哭,从未见过哪个娃儿生下时是哈哈大笑的,说明一个人在一生中不知道要吃多少苦,经过多少磨难。常言道,“十磨九难成好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本人现年81岁,人生道路十分坎坷,走到耄耋之年的今天,迎来健康、快乐、平安、幸福,深深感谢党的培养与关怀,我要响应“百岁工程”号召,活过百岁。

我出身于隆昌麻雀岩的一个普通农家,家境清贫,两度辍学,不仅家穷,还有国难。时值日寇侵略中国,抗战硝烟四起,又逢通货膨胀,饥寒交迫……家距学校较远(8公里),天天走读,冬天下雨时,赤脚挽个草溜溜,走着一路泥泞去上学,中午不能回家,下午放学后还得饿着肚子走。回家书包一丢,镰刀、背篼,不是割草,就是放牛,捡狗屎、割猪草、挑煤炭、背菜卖钱换盐巴,扯秧子、割稻子……什么都干过。父亲目不识丁,深感没有文化的痛苦,常给我励志说:“要努力读书,才有出息,你看爸爸没文化多恼火,租地主的地,高租重押,肩挑背磨,起早摸黑,辛苦一年到头还糊不了一家人的口……”由于地主盘剥、国民党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整得农民好难过,真是水深火热,民不聊生。1945年,八年抗战胜利才迎来“要吃鱼大家补网,不打仗百姓沾光”。可是继之而来又是内战,1949年才得到解放。

身处逆境,我还是比较自觉和勤奋,体会到根深才能叶茂,志坚方有作为。1947年我以同等学力考上初中,因成绩优良,家境清贫,获得了免交学费(五斗奉谷),读个通学生。解放时才初中五期,班主任施朝尹(地下党员)对我给了不少关心与鼓励。后考入师范学校(免学费),又得到班“妈妈”蒋裕康的帮助,1951年初就参加工作了。

我因出身好,被第一批吸收入团(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任县学生联合会秘书长,那时我才16岁。我们组织学生们演《白毛女》《赤叶河》,拉煤炭(板车)挣钱给抗美援朝做捐献。县首届人代会召开,我参加服务作访问记者,写出《贫农罗开松吐出了苦水》(会议通报),铁树开花,穷人获解放,当时好开心,干什么都浑身是劲。

一个招聘机会,教务长薛国安推荐我去县人民政府建设科,作为县上的“种子兽医”进入川南农林厅兽疫防治所学习。培训三个月,由于成绩好、人踏实,没有回县,被曹振华所长留了下来,担任训练班辅导员和监印校对工作。工作两年后以调干身份被保送高考,我考取了四川大学畜牧兽医系。入学后,学习很努力,还担任学校第八届学生会主席,1954年入党,1956年以“三好”生毕业。

毕业后,被分派到四川农业大学当助教还不到一年,1957年整风“反右”开始了。我所在的教研室主任夏定友教授大鸣大放地在省里提意见(关于迁院问题),被打成“反革命”;我受牵连被划为“右派”,从此一落千丈,被开除公职与党籍送农场劳动改造,孵化、育雏、喂猪、挑粪、炊事、农活,什么活都干,这是我人生第二个低潮。但我相信一点:我是贫苦农家子弟,绝无反党之心,革命不革命,盖棺定论。1959年9月27日,上面说我表现好,宣布我摘帽(全院87个“右派”第一个摘帽),回到人民队伍,在教研室做助教工作,拿的是教辅员工资(38元),直到1963年才恢复助教职务,1978年(1978年彻底平反)才升为讲师,恢复了党籍,又当上了教师支部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由于经历过折腾,大学毕业22年才升讲师,31年升副教授,升教授已是毕业36年后了。

人生受挫折而得经验,激流遇阻而起浪花,1978年的我,犹如脱缰之马,干劲冲天,无论党政工作、科研、教学,我都十分尽力,大部分论文(200多篇)、成果(11项)都是在这以后完成的,当班主任也获评优秀班主任。1982年支援西藏,在农牧学院担任两门课程教学,还做科研。假期基本不休息,办了120多个培训班,单叙永就去过21次,阿坝州的绵羊腐蹄病、牦牛胸膜肺炎、凉山的牛羊昆明山海棠中毒、西藏的牛羊夏色巴色病、天全的猪拉稀病、邛崃的犬瘟热……都被我一一破解(确诊)。在江苏农学院、军兽医大学两次进修都是95分,我要把蹉跎岁月中失去的东西夺回来。

1988年又一个新起点,省委调我任平昌主管科技的副县长,我身先士卒, 70%时间在乡下,引项目、做扶贫,作脱贫致富报告32场,引来世界银行贷款,推广养兔、养牛蛙。宝瓶乡发生猪瘟,我亲自到疫区给猪打预防针,半夜三更送种兔……全县六十几个乡镇都跑遍。两年多媒体发了38篇报道,《教授奉献岂止在课堂》《请你留下来》,“报告场一阵阵掌声,黄泥路一串串深深脚印,脑海里有一个萦回的形象”。听说我要调走,正龙中学一个学生来信说“无尽的彩云飘向蓝天,贫困的山区需要科技,余县长,您在哪里?我们呼唤您……”这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年华,每次回忆起历历在目的场景和山区农民质朴的感情,我都潸然泪下,多么可爱的乡亲和孩子啊!

1990年,我调任四川畜牧兽医学院副院长,主管科研、教学、人事、财务、产业开发,提出了“团结、奋进、严谨、创新”的校训。校办产业一年给学校上交100万元(那时全院一年办学经费才300多万)。在全省高教工作会上,我做交流发言后,当时的韩邦彦副省长号召“你们要向四川牧医学院学习,小学校,办大企业”。除抓校行政工作外,我还亲自上教学第一线,我们的“兽医微生物学”被列为省重点课程,曾获得教学成果一等奖。我亲自到江津上课,亲自去三州调查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情况。涉外学术交流,我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国立农业大学、俄罗斯的农业大学讲学,都获得荣誉证书。

1996年退休,至今已19年,我退而不休,先后担任了十八个公司的高级顾问(或服务总监)和三所院校的客座教授,走遍14省市,完成3400多场讲座,印发五万多份科学养猪手册,诊疗畜禽十几万头(次),被誉为“农民”教授、“华夏第一刀”(小挑花阉猪吉尼斯纪录),被授予科普专家特别奖和学会特殊贡献奖,以及“2005年中国十大风云人物”和“振兴中国畜牧业十大杰出人物”(2011年)。农民送锦旗“永健兽药是救星,广海教授是财神”,这是我人生第三次红运年华。

人虽健康,也有失误的时候,我因久立久坐(讲课补课)和劳动干重活(用力过重),痔疮做过三次手术,胆结石作胆囊切除,真菌感染和胆囊管结石2001年做大手术,曾发病危通知,大难不死。现在我很注意清、调、补、修,注意锻炼(天天打羽毛球、骑自行车),已多年未看过医生了。

我已健康工作65年,发表论文200多篇,获得11项科研成果奖(填补不少兽医领域空白),撰写著作《余广海作品集》《跌宕起伏的百味人生》《动物微生物学》等26本。几起几落的曲折人生,尝尽人间酸、甜、苦、辣,正如四川农业大学原校长文心田所说“余教授,从不向命运低头!”现在步入晚年,凭借几十年人生经历与感悟,我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