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敢拍板

　　成功者有一个特点，当断必断。而失败者也有一个特点，婆婆妈妈，犹豫不决，见利忘义。可以说，在“关键时刻”看一个人处理问题的态度，几乎就可以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具备成功的素质。具备成功潜质的人既不会婆婆妈妈，也不会感情用事，他能够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内核，即使是在势不如人的情况下，他也能看到变的成分，并且努力让它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文帝曹丕即位后，有一天问贾诩：“我想征伐不听从我的人，以统一天下。你说是先伐吴国，还是先讨蜀国？”

　　贾诩回答：“要攻占城池就要先用兵，要建立帝王的基业就要用德行来感化。陛下您顺天时而登皇位，君临天下，若用德行来感化他们，静候其变，那么平定吴、蜀二国就不难了。吴、蜀二国虽然很小，但有高山大水阻隔，蜀国的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吴国的孙权识虚实，陆逊有军事才能。一个是据险地守要塞，一个是泛舟江湖，都难以用武力将他们很快平定。用兵之道，先礼后战，根据敌人的情况来考虑我们自己的实力，这才是周全之策。我认为朝中群臣，没有能和刘备、孙权相匹敌的人。您尽管以天威临之，我看不出有必胜的把握。我建议您先文而后武。”

　　曹丕不听，江陵之战中死伤了很多人。

　　曹丕善于文治。武功却差父亲很多。在刘备兴兵犯吴的时候，却没有作出“黄雀在后”的决策，而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中立决策。

　　吕蒙袭了荆州之后，孙权知道刘备对荆州被袭、关羽被杀决不会罢休，一场恶战即将开始，为了应付这一严峻的局势，他从军事、外交上采取了种种措施。

　　曹魏是当时三国中的最强大的一方，吴国如能促使魏国出兵攻蜀，蜀国则无力攻吴；如能争取魏国的支持，吴国则不惧蜀国。为此，孙权忍辱负重向魏国称臣，使最强者与自己站在一起以反击较强者。

　　在军事未发动前，他上表向曹操称臣说：“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主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了。”

　　孙权的意图很明白：他称臣劝曹操“正大位”使曹操愤怒不肯臣服的刘备，东吴之危可解。但曹操不会上孙权的当，他看书后大笑，出示群臣说：“是儿欲使我居炉火上耶！”

　　意思是说如他当皇帝，而当时拥汉派尚多，必然遭到他们的反对；对孙权的用心曹操是了解的，因此说，要他称帝无异将自己置在炉火上“烧烤”。

　　劝曹操伐蜀之计不得逞，孙权又派诸葛瑾往成都向刘备求和，又遭到拒绝。这时，曹操已死，曹丕即位，并受禅于汉，孙权又派使向曹丕称臣。曹丕于是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

　　大夫刘晔谏说：“现今孙权惧蜀兵之势，因此来请降。以臣愚见：蜀、吴交兵，这是天要灭亡他们；今假若遣上将带兵数万，渡江袭之，蜀攻其外，魏攻其内，吴国灭亡，不出旬日。吴亡则蜀孤了。陛下何不行动？”曹丕说：“孙权既以礼服朕，我假若攻击他，是阻挡天下想归降的人心；不若接受他的好意为上策。”又说：“我不助吴，亦不助蜀。待看吴、蜀交兵，若灭一国，只存一国，那时除之，有何难的呢？”曹丕于是采取了坐山观虎斗，从中取利的策略。

　　从曹操、曹丕对待孙权上表称臣采取不同的态度，可以看出其父子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优劣，曹操和孙权是不相上下，而曹丕却非孙权的对手。曹操对孙权称臣置之不理，而曹丕却封侯加九锡，以壮其声威。

　　刘晔的蜀魏内外夹攻吴的计策，无论如何都优于曹丕“不助吴，亦不助蜀”的中立之策。

　　当时蜀、吴矛盾已不可调和，蜀、吴之战已不可避免，如果曹丕能陈兵吴境以壮蜀国声势，吴国则形势孤单，必难于相敌，趁吴国败退之时，率兵攻吴，在蜀、魏夹攻之下，吴国之亡指日可待。

　　吴国如亡，剩下蜀国自然不是曹魏对手。而曹丕不纳刘晔之计，只是坐观蜀、吴之胜负，无所作为，失去了良机。

　　可见，这关键的一拍是多么重要。

　　曹操率领大军南下，袭击荆州。曹操轻易取得荆州，得降军八万余人，兵力增至二十多万，产生了傲轻敌思想，没有采纳贾诩的休整建议。曹决定乘胜进兵江东，送檄文给孙权说：“今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与将军会猎于江夏。”进行恐吓，以迫使孙权不战而降。

　　在敌人的强大声势下，东吴内部是战是和意见不一，有的主战，有的主降。主张投降的是因只从表面上看见曹军的势力，周瑜却从本质上看到曹军外强中干的弱点。他向孙权指出曹操。

　　“北土未平，马腾、韩遂为其后患此一忌；北军不熟水战，曹操舍鞍马仗舟楫，与东吴争衡，此二忌；时值隆冬盛寒，马无藁草，此三忌；驱中国士卒，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此四忌。”周瑜在诸葛亮的游说下，还针对孙权因曹操军号称百万而心疑惊吓，指出：“曹操所带的所谓中国之兵，不过十五六万，且已久疲；所得袁氏之众，亦七八万耳，尚怀疑未服。夫以久病之卒，狐疑之众，其数虽多，不足畏。瑜得五万兵，自足破之。”周瑜正确的敌情分析和战略决策，终于唤了孙权抗击曹操的决心。

　　于是孙权挥剑砍几，与刘备合力，终于火烧赤壁，打败曹操。

　　因此对于孙权来说，他最大的成功在于敢在关键的时刻拍板，敢于在最关键的时候放手让人去做事而自己宁肯当配角。无论在赤壁还是彝陵之战中，孙权都是一锤定音而取得胜利的。

　　当然，敢于拍板不是凭一夫之勇，像刘备彝陵之败那样感情用事的拍板是不可取的。敢于拍板的精髓在于拍板之前必须要做到心中有数，即使是冒险，也要有胜算。晋主司马炎在灭蜀之后对伐吴就有一个犹豫、反复的过程。

　　最初，羊祜受命伐吴，军中连三个月的粮食都没有，而且他的对手是名将陆逊之子，于是下令军队垦荒种田，以等机会。性急的部下多次提议乘对手不备，发动突然袭击，一定可以大获全胜。羊祜说：“陆抗为将，我们只能等待，只有等他国内有变才能图取，若不审时度势，取败之道。”

　　以晋国之强盛国力，又兵强马壮，尚不敢轻敌，可小小的吴国却按捺不住了。吴主孙皓传谕陆抗：“急速进军。不要让晋人抢了先机。”陆抗回答说：“晋不可伐。”劝孙皓要先内修德政，以内先安，不应当穷兵黩武。孙皓大怒，认为陆抗在边境与敌人私通，于是削了陆抗的兵权。

　　羊祜知道陆抗被罢免的消息，见有机可乘，上表司马炎要求伐吴。司马炎大喜便想兴兵。贾充、荀勖等认为时机未到，不可轻易发兵。羊祜却叹息道：“天下事不如意十之八九，今天不取，等孙皓一死，立下一个贤君，到时，吴国政修好，想取也来不及了。”于是要求告老还乡。司马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要求羊祜按他的想法行事。但羊祜的确老了，因此另荐杜预。

　　到年底，羊祜病死，司马炎大哭。这时，晋州刺史上表，请求伐吴，理由与羊祜不谋而合，在与群臣商议时，有人又陈述了不可伐吴的理由。司马炎正在犹豫，杜预的表奏又到，与羊祜陈述的理由一样。这才下了决心伐吴。因此杜预能顺水而下，剿灭东吴。

　　对于这样的大事，当然必须谨慎行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司马炎的决断与战场上临时的情况变化不同，因此必须慎而行之。但一旦认为机会已经到了，就挥手拍板。因此，我们认为，敢于拍板必须遵循这几个条件：一、要有全局观念；二、多谋善断的基础；三、要有一双知人，识人的慧眼；四、容人之心。

　　透过现象看本质

　　成功者一般都具有高瞻远瞩的目光，同时，也具有明察秋毫的眼力。古人说：“智人者明，自知者智。”事物的变化在于时势和人的变化，知道时事和人的变化，就一定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为成功打下好的基础。

　　“百智之首，知人为上；百谋之尊，知时为先；预知成败，功业可立。”的确是成功者要掌握的一条金科玉律。

　　春秋战国时期的宓子贱是孔子的弟子，鲁国人。有一次齐国进攻鲁国，战火迅速向鲁国单父地区推进，而此时宓子贱正在做单父宰相。

　　当时正值麦收季节，大片的麦子已经成熟了，不久就能够收割入库了。可是战争一来，这眼看到手的粮食就会让齐国抢走。当地一些父老向宓子贱提出建议，说：“麦子马上就熟了，应该赶在齐国军队到来之前，让咱们这里的老百姓去抢收，不管是谁种的，谁抢收了就归谁所有，肥水不流外人田。”另一些人也认为：“是啊，这样把粮食打下来，可以增加我们鲁国的粮食，而齐国的军队也抢不走麦子作军粮，他们没有粮食，自然也坚持不了多久。”

　　这些话听来不错，而且也有一些道理，但是，尽管乡中父老再三请求，宓子贱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过了一些日子，齐军一来，果然把单父地区的小麦一抢而空。

　　为这件事，许多父老埋怨宓子贱，鲁国的大贵族季孙氏也非常愤怒，派使臣向宓子贱兴师问罪。

　　宓子贱说：“今天没有麦子，明年我们可以再种。如果官府这次发布告令，让人们去抢收麦子，那些不种麦子的人则可能不劳而获，得到不少好处；单父的百姓也许能抢回来一些麦子，但是那些趁火打劫的人以后便会年年期盼敌国的入侵，民风就会变得越来越坏，不是吗？其实单父一年的小麦产量，对于鲁国的影响微乎其微，鲁国不会因为得到单父的麦子就强大起来，也不会因为失去单父这一年的小麦而衰弱下去。但是如果让单父的老百姓，以至于鲁国的老百姓都存在这种借敌国入侵能获取意外财物的心理，这是危害我们鲁国的大敌，这种侥幸获利的心理一旦形成，那才是我们几代人的大损失呀！”

　　宓子贱自有他的得失观，他之所以拒绝父老的劝谏，让入侵鲁国的齐军抢走了麦子，是认为失掉的是有形的、有限的那一点点粮食，而让民众存有侥幸得财得利的心理才是无形的、无限的、长久的损失。

　　得与失应该如何取舍，宓子贱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要忍一时的失，才能有长久的得，要能忍小失，才能有大的收获。

　　中国历史上很多先哲都明白得失之间的关系。他们看重的是自身的修养，而非一时一事的得与失。

　　诸葛亮未出隆中，已知三分天下，不是他有超人的能力，而在于他知时，也就是知时事，所以，他为刘备设计的“三分天下之略”只是一个远景，一个可能实现的目标，而真正的成功还要经过不断的摔打。

　　在取得三足鼎立之后，诸葛亮起用了一批新人，像蒋琬等人后来都成了蜀国的栋梁之才。

　　益州安定之后，刘备使军师诸葛亮拟治国条例，诸葛亮拟的刑法很重。法正对此有不同意见，他对诸葛亮说：“昔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宽厚的恩德。愿军师宽刑省法，以慰民望。”诸葛亮说：“君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国的法律暴虐，万民都怨恨，所以，高祖以宽仁得民心而得天下。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法律松弛荒废，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以位，位极则残；顺以恩，恩竭则慢。因此弊端由此而生。我们今天用威法治天下，法行则知恩；限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齐用，上下有节。为治道。”

　　法正之所以拜服，是因诸葛亮说得有理。用法是宽是严，只可因时因事而异，决不能拘于一格。

　　诸葛亮以法治蜀，并不是说人治已不存在。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一般来说法治是表、人治是里，决定性的是人治。

　　封建帝王就是国家，就是法律，一切决定于帝王的意志。即便是他制定的法律，如不合己意，一道圣旨便可推翻。如果谁要是触犯龙颜，按法罪不该死，君要他死，他不得不死。君主的权力超过了一切，确是可以为所欲为。便是仁君如刘备不例外，他冤杀彭羕就是证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以蜀国之小，却与中原大国抗衡近一个世纪之久，不能不说是诸葛亮的一个胜利。

　　虽然，从军事上来说，蜀国最后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局面，但比起“唯才是举”的曹魏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与更迭来，蜀国在这方面却从未出过事，一个傻傻的阿斗居然在动乱的年代坐了几十年的江山，这显然与诸葛亮的政治意图是相同的。

　　洞若观火的政治预测历来被传统智谋视为较高的境界。政治预测比军事上的预测需要更大的智慧，它要考虑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诸如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诸多的不确定因素，若有一点差失，将会出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笑话。

　　透过现象看本质，要的是能一把抓住问题要害的本领，这需要一个人有知人、知己、知时事的能力，看起来似乎很复杂，但只要你拥有了所需要的指标，你会发觉，当你站在这些知识之上的时候，你要做的只是通过一些抽象的数据，得出你所认为的最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