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笔者曾记叶誉虎先生（恭绰）移牡丹的故事，本报读者当还能记忆。崇效寺的古种牡丹移入中山公园之后，叶先生曾经作了八首七言绝句诗以表示他的愉快。这八首诗却引起了章行严先生（士钊）强烈的共鸣。
原来章叶二位在北京的寓所距离很近，时相往来。叶的诗当然给章看了。章对叶诗欣赏很久。不多时叶得到章和诗十六首。这便增加一倍的兴致了。次日章又添来了八首。叶于是又和章十几首。章又再和回来。如此来回，叶作了三十多首，章作了八十首。这可以说是洋洋大观了。
章先生作诗的勇猛是出了名的。这八十首诗，若是别人写来，当然很吃力。但他却轻而易举。他的作诗神态很有趣。往往坐在安乐椅上，手里拿了一支纸烟，仿佛闭目养神。不一刻，拿起笔来，一写就是十几首。或者几个朋友同在房间中吃茶谈天，他也听也谈。往往他只听不谈了。忽然他跑到书桌上振笔急书，一大篇古体诗便产生了。没有看见过他写诗的人，不会相信世上真有这样“会者不难”的事。
然而他在六十岁以前却不曾作过诗。他的作诗是从六十开始的。那时正在抗日战争中。他住在重庆。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使得重庆居民常在防空洞中过长时间的“隐逸”生活。他的思想力，便在这时候向作诗的路上发展了。他常笑着说：“唐朝高达夫五十岁才开始作诗。我比他更迟了十年，所以更须努力。”他这话不曾白说。在一年半的时光中，他竟作了五千多首！单就这一个纪录讲，不论是新旧那一派的诗人，和老头子比比力量吧。
他的这八十首牡丹诗，中间包含了许多历史材料。如若加以注解，可以自成一本书，他已写成一个长手卷。这手卷是用十张旧高丽发笺连接起来的。七十四岁的老先生如此精力是可以佩服的。现在他已经将这牡丹诗卷赠予他的一个学生。这学生异常珍视，打算请画家再画一幅极精美的牡丹配在前面，装池在一起，成为一件有故事性的美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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