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乎哉不多也

我和王尔龄先生的缘分，缘于姜彬先生的一句话。

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社科院招兵买马，成立文学研究所。冲着“文学”二字，我竭尽全力，从农场局党校调到文学所。我当时的学历66届高中毕业，我能做什么呢？资料室资料员。

做资料员我很满足。经历过文化浩劫，何曾见过院图书馆如此浩瀚的藏书！像老鼠掉在米缸里，又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每天上班，心里总是喜滋滋的，老想着那些好书在等我。不久我调到现代文学研究室做学术秘书。有一天开会，所长姜彬指着王尔龄先生对我说：今后，他做你老师，教你搞研究。王尔龄先生推推镜片远远望我一眼，我一阵忐忑。不过，谢天谢地，我后来知道他的视力极差，决计看不清我那傻头傻脑的浅薄模样。

我和王尔龄互不熟悉，他看上去那么瘦，瘦得风一吹就倒的样子，可听人说，他是个饱学之士，有文学和历史双重学历，写过许多文章又出过书。他令我刮目相看。

几天之后，他淡淡地对我说：那么，你就读丁玲吧，这个作家有点意思。

他说“读”，他没说“研究”。研究还轮不到我。可是老天爷啊，我还从来没读过丁玲，她的书被整整禁了20年，我只知道她那个被批得体无完肤的“一本书主义”，却不知道她的书里究竟写了什么。我赶紧把能找到的丁玲作品从院图书馆借来，那些30年代的旧平装，那些纸质发黄的旧报纸，让我掉进一个深深的黑洞。很快，我被莎菲女士迷得神魂颠倒。对莎菲，我原本是排斥的呀，怎么会弄成这样！王尔龄先生呢，却将我晾在一边，也不来过问。难道，他就让我一遍遍一直读下去？

不知过了多少时日，王尔龄先生终于发话，还是那么淡淡地，他说：你写本《丁玲年谱》。

写书？年谱？我一脸茫然。我调进文学所，为的是能读到外面读不到的好小说，没想过写书。我找来各式各样的年谱，一本本读。王尔龄先生特别推荐章培恒教授的《洪昇年谱》，更令我大开眼界。整整一年时间，我忙着搜集资料，忙着采访。王尔龄先生带我去徐家汇藏书楼、上海图书馆、上师大。那时查资料不像现在，在网上搜搜就成。那时，查解放前资料是要单位介绍信的，而且，开了证明也不一定如愿。那些藏书楼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阶级斗争面孔，他们拿着你递上去的证明，看你一眼，再看你一眼，然后告诉你，没有！尽管如此艰难，我还是收获不小。其后一年，我一张接一张地做卡片，整整做了一卡片箱。分类编排后，开始动笔。整整两年，《丁玲年谱》初稿完成。王尔龄先生很耐心，从体例、格式、文字，到标点符号，一一帮我修改。

不想，书还没出，我甩手出国陪读去了。那时，没人知道我是否回来，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将来会在哪里。经过四年长长的漂泊，我们一家又回来了。当我重新出现在文学所时，王尔龄先生默默地拿出一大堆书，这是那些年为我买下的几乎所有与丁玲有关的作品。接过这些书，我几乎想哭。他怎么就知道我会回来呢？要是我不回来，他这些书不是白买了吗？有了新的资料，我对书稿进行了修改补充。又过数年，《丁玲年谱》终得出版。这是我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本书。王尔龄先生领我一步步走向文学研究。他让我明白，到了这一步，文学研究才刚刚开始！

与王尔龄先生熟了，知道他很多趣事。他热爱京、昆剧是出了名的。他不看电影，更不看电视剧，只看戏剧。他家和我婆家住得近，我婆婆和他都是苏州人，也是个戏迷，两人相约去看戏，不管是正宗剧团还是票友演出，都像孩子过节似的，兴味盎然。而且，王尔龄先生每次看戏，必保存说明书。生活中有些事看似很小，回头一看，实属非凡。他从解放前收集说明书至今，几十年下来，足以办一个规模不小的展览！不过我没问过他，如今动辄几十元一份的说明书，他是否还买？如此昂贵的戏票，他是否还消受得起？

有一件事曾令我奇怪。王尔龄先生淡泊名利，从不与领导套近乎，可每次全所开会，他必定坐在领导身旁，且认真聆听。我们唯恐避之不及，坐着后面远远望他，王尔龄先生那蓬乱的头发，那手中袅袅升起的烟缕，一脸坦然。后来，我终于明白，原来，他并不是与领导亲近，而是与领导边上的那只红壳热水瓶亲近，他得频频给自己茶杯斟水。王尔龄先生烟不离手，茶不离口，每个月能喝掉一斤茶叶。他的杯子里的茶叶总占杯子一半以上。烟有害，茶有益。王尔龄先生得过几场不大不小的毛病，不知是烟害了他，还是茶救了他，反正都是有惊无险。

以王尔龄先生的学术成果：《中国现代文学史话》、《郭沫若文学传论》、《读鲁迅旧诗小札》等等，评个正研究员绰绰有余。他主编的《中国文化常识》影响甚广。可是，几次评职称，他竟然不去申报。问他为什么，他淡然一笑，说：人家都比我好。那个年代，正是十年动乱结束，终止十多年的职称评定刚恢复，有的人眼看要到退休年龄，真是心急如焚。与人争利之事，王尔龄先生决计不会去做。

一晃，王尔龄先生年近八十，眼睛有疾。照理，他应该含饴弄孙，坐享天伦之乐，却依然笔耕不已。于是乎，在报刊上，尤其在《文汇报》笔会，我们常常读到他用笔名“闻兹”写的文章。他的杂文随笔，虽不像鲁迅那样匕首投枪，却是绵里藏针。如《鲁迅给故乡带来的商机》、《这也国学，那也国学》、《第三种文凭》……看题目就知针砭时弊。他在娓娓道来的典故中，或批判官员真文凭假读研；或批判异地做官更贪婪；或发出由衷感叹：“国学国学，多少造作假汝之名以行！”王尔龄先生以一己文弱之身，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样的学识风骨，傲然人品，实不可多得。

近日，得王尔龄先生《守拙品真》集，借用冯玉祥先生“守拙守愚”一词，他自谦地说，以“守拙”而“品真”者，“无非自期而已，不敢说已经品而得之”。捧此书，忽想起当年文学所有人开的玩笑，说鲁迅笔下的人物，“赵老太爷”、“假洋鬼子”、“阿Q”、“杨二嫂”，当然还有“孔乙己”，都能在我们所一一找到对应人物。“孔乙己”是谁呢，王尔龄。我曾悄悄找出鲁迅那篇文章细细品读，什么呀，孔乙己身材高大，王尔龄身材瘦长；孔乙己满口之乎者也，王尔龄满口苏州方言，真是一点点也不像！可是过了这几十年，我回头细想，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悲哀。孔乙己身上那种文人的悲剧色彩，难道王尔龄身上没有？难道其他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没有？鲁迅冷峻文笔下涌动的同情与义愤，如今的文人笔下还剩多少？像王尔龄先生这样“守拙”“品真”的文人，如今还剩下多少？

借用孔乙己那句人人皆知的话：多乎哉？不多也。可是一百年前的丁举人、掌柜、伙计、看客，却日渐增多。

2009.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