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时人多称为“天崩地坼之日”[1]。长年的战乱以及“夷夏鼎革”对世人身心造成的创伤堪为史上仅见，很多人不得不遁入山林、寺院，安顿流离颠沛的身心。邵廷采云：“至明之季年，故臣庄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贞厥志。非是，则有出而仕矣。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2]邵氏指出了明季劫后余生的士大夫的两难选择：非出仕即逃禅。此种说法容或绝对，但观当时的文化大势，遗民出家逃禅风潮确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在“以殉死为荣，降附为耻”[3]的岭南地区，此风尤盛。大批文士披上袈裟，在山林丘壑间、古佛青灯旁，歌咏吟啸，长歌当哭，由诗人一变为诗僧。由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诗僧群崛起于清初岭南诗坛。关于此诗群的概貌，清中叶的岭南文士何桂林有如下之描述：
吾粤方外士以诗鸣者，俱本正声，所以古今传诵不绝。大率明季甲申、丙戌之遗老而逃于禅者多，如憨山之有《梦游集》，空隐之有《芥庵集》，正甫之有《零丁山人集》，天然之有《瞎堂集》，祖心之有《千山集》，阿字之有《光宣台集》，石鉴之有《直林堂集》，诃衍之有《鹤鸣集》，真源之有《湛堂集》，仞千之有《西台集》，乐说之有《长庆集》，澹归之有《遍行堂集》。自天然之开法岭南，所采阿字辈一百二十余人之集编而为《海云禅藻》，大启宗风。其诗类多感时述事，亦如憨山之一派皆出乎性情之正，所以历久而弥彰。百余年来，尘异、石洞、迹删诸宿著作如林，为《咸陟堂集》；又数十年，则有静公之《香海集》，隐公之有《竺堂集》，澄公之有《水云集》，戒公之有《玄庵集》，涉公之有《片云集》，悉以海云为宗，海幢为派，由源溯流焉。[4]
所谓“海云”“海幢”是指清初岭南曹洞宗第三十四代高僧天然函昰及其门徒阿字今无在广州开创的名刹，在他们的周围聚集着大批能诗的僧人，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精神信仰、相近的生活境遇，彼此间甚至还有直接或间接的法缘，在诗歌创作上显示出大体相近的情感倾向与风格特征，故历来有“海云诗派”或“海幢诗派”之称。[5]须指出的是，这里提到的尘异、石洞、迹删等人，非属海云、海幢寺僧。且除以上诸僧外，还有大汕、愿光、达津等一批与海云、海幢关系不甚密切的诗僧。若仅以“海幢诗派”或“海云诗派”来概述整个清初岭南诗僧，并不甚恰当。因此，我们选择了在内涵与外延上较“流派”均更为宽泛的“群体”来名之。
覃召文先生在《岭南禅文化》一书中指出：“清初岭南崛起的诗僧集团是一个庞大的诗群，也许，这还是中国至今以来最大的诗僧集团。”[6]笔者搜集了一些文献，考得此诗群人数约有154名，较《全唐诗》所录诗僧还多出近40人。[7]因此，称其为“中国至今以来最大的诗僧集团”，是没有问题的。
群体人数的多寡并非意味着研究意义之重大，而真正需要参究的是这个群体的创作实绩、影响以及所凸现的文化意义。诚然，若仅从文学鉴赏与文学价值评判角度出发，与其选择这一并非为人们所熟知的诗群作为研究对象，倒不如立足于那些经典作家、经典作品，更具意义。就岭南诗歌而言，著名的“岭南三大家”显然更具有代表性。然而文学研究有时又并非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其意义更多的是与他种文化之综合。作为横跨宗教与文学两个领域的诗僧现象，无疑具有突出的研究意义。
清初岭南诗僧群不仅取得了较为可观的创作实绩，而且还是一个特征十分鲜明的诗群。其中的多数成员，决非传统意义上的僧人，他们甚至以枯禅衲子为非，表现出积极入世的精神。例如，有曾为“永历虎牙”、出家后反为尚可喜歌功颂德的今释澹归；有通海经商、蓄养优伶，但所创作的诗歌却有着强烈悯乱伤时情怀的石濂大汕；有多被学者称为“清初第一文字狱”的主角剩人函可；有清初岭南佛门领袖天然函昰；复有被沈德潜称为“本朝僧人鲜出其右者”[8]的迹删成鹫……他们充满法缘与俗缘纠葛的生活形态和复杂多面的人格，很能折射出明清鼎革对时人造成的影响。显然，对于这批诗僧及其诗作的解读，不光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它对清初岭南的社会状况、文化风尚特别是禅文化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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