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社”的传统

僧人与文士所结之社，世人每称为“莲社”。而“莲社”一词，在清初岭南诗僧的诗文中亦反复出现。因此，在探讨清初岭南诗僧的诗社活动前，有必要对“莲社”的源流略作梳理。

僧人结社，最早可追溯到东晋高僧慧远与刘遗民、宗炳等文士在庐山东林寺的结社活动。慧远（334—416），俗姓贾，雁门人。少为儒生，博综六经，“性度弘博，风览朗拔”，尤通老庄、周易之学。后访高僧道安，“闻出世法”，欣然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遂剃度出家。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因乱徙南，抵江西庐山，欣慕之乃止于江洲龙泉精舍，旋于庐山东面构建东林寺。元兴元年（402年）七月，慧远“延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2]集于庐山般若台精舍阿弥陀像前，拈香念佛，祈往西方净土。此为白莲社的由来。然何以名为“白莲”？刘遗民《庐山白莲社誓文》及当时文献，未尝详明，后世则多有揣测之辞。宋代道诚《释氏要览》“莲社”条谓：

昔晋慧远法师（唐宣宗谥大觉法师），雁门人，住庐山虎溪东林寺。招贤士刘遗民、宗炳、雷次宗、张野、张诠、周续之等为会，修西方净业。彼院多植白莲，又弥陀佛国，以莲华分九品，次第接人，故称莲社。有云，嘉此社人不为名利淤泥所污，喻如莲华，故名之；有云，远公有弟子名法要，刻木为十二叶莲华，植于水中，用机关，凡折一叶是一时，与刻漏无差，俾礼念不失正时，或因此名之。^[3]

以上诸说，似皆合情理。曹虹先生据刘遗民诗句证实，当时的“念佛场所确有莲花”。^[4]然谓象征社中成员“不为名利淤泥所污”的清节，似更合该社的旨趣。刘遗民《庐山白莲社誓文》中“警出绝伦，首登神界，则无独善于云峤，忘兼全于幽谷”^[5]句，便彰显了此种意思。只是关于法要在木头上刻十二莲花之说，颇为新奇，盖当有所本。

慧远主盟的“白莲社”，本意乃念佛超生，共修净业。这在刘氏《誓文》中有清晰的表述。有学者据此而认定，慧远的“白莲社”“尚属佛教性质的社团，与文学无涉”。^[6]此种看法有失偏颇。慧远在引领诸文士参玄念佛时，亦常探讨文学问题，且多涉文咏诗和。僧肇《答刘遗民书》云：“威道人至，得君《念佛三昧咏》，并得远法师《三昧咏》及《序》。此作兴寄既高，辞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称其美，可谓游涉圣门，扣玄关之唱也。”^[7]可见，“白莲社”在念佛超生时，还兼及辞章吟咏。惜《念佛三昧咏》未见传世，仅有社中成员王乔之《念佛三昧诗四言》以及慧远之《序》见存于《广弘明集》中。慧远《序》如是云：

……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缘以成鉴，明则内照交印而万像生焉。非耳目之所至，而闻见行焉。于是睹夫渊凝虚镜之体，则悟灵根湛一，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之叩心听，则尘累每消，滞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与于此哉！……于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寝，夙宵惟勤。庶夫贞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临津济物，与九缘同往。仰援超步拔茅之兴，俯引弱进，垂策其后，以此览众篇之挥翰，岂徒文咏而已哉！^[8]

慧远明确提到了“挥翰”“文咏”，只不过在他看来，文咏的目的还在于“通三乘之志”“与九缘同往”。因此曹虹先生说，慧远倡导的是“一种将宗教体悟与‘文咏之才相结合的创作方向’”。^[9]慧远《与隐士刘遗民等书》亦云：“……意谓六斋日，宜简绝常务，专心空门，然后津寄之情笃，来生之计深矣！若染翰缀文，可托兴于此。虽言生于不足，然非言无以畅一诣之感，因骥之喻，亦何必远寄古人。”^[10]言意之辩，乃两晋哲学的重要命题，当时贤哲多有论争。慧远认为，对于玄远幽邃的宗教之“意”来说，语言尽管有所不逮，但又无不需借辞翰文言以畅发，因此他认为“染翰缀文，可托兴于此”。慧远之诗，今存有四首，其中三首均为与社中成员的唱和之作，分别为《奉和刘隐士遗民》《奉和张常侍野》《奉和王临贺乔之》，余者《庐山东林杂诗》最为有名：

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腾九霄，不奋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11]

诗人冥游崇岩幽岫，倾听群籁希声，内心升腾起种种神秘体验：仿佛挥手能触及高远之云门，而心智则更自由地流淌于玄妙之门，刹那间与至上之佛理融会贯通。从艺术格调看，此诗明理类于玄言诗，绘景则似山水诗，读罢确有清逸超然之感，这应就是慧远提倡的宗教体验与文咏辞章相结合的文学观的集中体现。

慧远的“白莲社”及其蕴含的精神，对后世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大。首先，在它的直接影响下，类似性质的社团大量涌现。宋赞宁说：

晋宋间有庐山慧远法师，化行浔阳。高士逸人辐凑于东林，皆愿结香火。时雷次宗、宗炳、张诠、刘遗民、周续之等，共结白莲华社，立弥陀像，求愿往生安养国，谓之莲社。社之名始于此也。齐竟陵文宣王募僧俗行净住法，亦净住社也；梁僧祐曾撰法社，建功德邑会文。历代以来成就僧寺，为法会社也。社之法以众轻成一重，济事成功，莫近于社。今之结社，共作福因，条约严明，愈于公法。行人互相激励，勤于修证，则社有生善之功大矣。^[12]

宋代月堂法师《西归莲社叙》云：

昔庐山远法师，偕慧持、昙顺，结刘遗民、雷次宗、周续之一十八人，并同志一百二十有三人，修净业以西归为盟，号白莲社焉。自此厌娑婆、忻净域者，继踵其修，故晋宋之世至于隋唐，高僧贤士，世世行之。……谨遵先范，募一十八人，为念佛三昧西归莲社，须端方贞亮，始终无易节者。^[13]

上述材料提及的齐竟陵文宣王的“净住社”、梁僧祐的“法社”、宋代“西归莲社”，均是传承了“白莲社”的宗教精神，纯属佛教性质的社团，与文学关涉不多。除此之外，一些僧人发展了“白莲社”的文学传统，重在以诗歌辞章结交文士。例如，宋代西湖僧人省常主盟的“西湖白莲社”。丁谓《西湖莲社诗序》中云：“（省常）尝谓：‘庐山东林由远公莲社而著称，我今居是山，学是道，不力慕于前贤，是无勇也。’由是贻诗京师，以招卿大夫。自是，贵有位者，闻师之请，愿入者十八九。……咸寄诗以为结社之盟文。……远公之道，常师知之；宗、雷之迹，群共悦之；西湖之胜，天下尚之，则是结社之名，亦千载之美谈也。”欧阳光先生谓：“省常之白莲社，学佛之意味并不显著，其主旨似在与士大夫交往。”^[14]可见，西湖白莲社实质上是一个僧人、文士共同结成的诗社，它更多是诗，而不是佛。像此类性质的诗社，还有宋释云逸主修的吟梅社^[15]，明弘正年间释明秀与朱朴、孙一元、吴昂等文士所结雪堂春社^[16]，释永瑛所结十老诗社^[17]，释明旷与郭舜举等文士所结之社^[18]，所承者皆远公之余风雅韵。

其次，“白莲社”及其衍生的“莲社”“白社”“净社”等词，几成了文士与僧人交往的“同义语”。^[19]很多文士、僧人均以此作为士僧交往的典范，追慕不已。贯休《题东林寺四首》中云：“今欲更崇莲社去，不知谁是古诸贤。”^[20]喻良能《庐山莲社》云：“远公结社事清修，永叡宗雷并俊游。千古空余旧名字，白莲零落不胜秋。”^[21]因“白莲社”主张念佛皈依净土，故后世净土宗又别名为“莲宗”，且尊慧远为“莲宗”初祖。宋代四明石芝晓法师，取历代同修净业之高德，立“莲社七祖”，始祖即为慧远。^[22]又有“白莲社十八贤”，第一贤即为慧远。可见慧远在后世僧俗两界影响之大。

最后，慧远的“白莲社”不但开僧人与文士结社之传统，也被普遍认为是古代文人结社的先声，所谓“社之名，始于此也”，其意义自是重大。曹虹引柳诒徵“由祀土神之社，变而为其它性质之社，殆始于晋之莲社，至（赵）宋则各事之集合，皆以社名之”之言，指出：“莲社立名本身在性质上变更了‘社’的取义范围，从而下开后代包括文学在内‘各事之集合皆以社名之’的新风气。” ^[23]此言确是。然社之始，何以僧人着其先鞭？原因盖可从两方面考虑：其一，僧人集体生活于寺院，信仰、志趣亦大略相似，联系紧密，本已具社团之雏形，此亦所谓 “团结共事者亦曰社”是也；其二，文士出入寺院的目的多为求禅问道，自然对高僧大德们崇礼备至，故往往以其为盟主。因此，僧人在中国古代社团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一个以僧人与文士共同参与和塑造的“莲社”传统，亦在中国文化史上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