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佛禅精神的影响,诗僧们在观照现实世界和生命本质时,往往独具灵心慧眼,在诗歌中营构的意境、阐发的哲思亦迥异于文人。因此,如果我们仅以世间法去解读这些诗歌,则似彼岸观火,难以洞明。然而佛教尤其是中国的禅宗,从本质上说,仍是一种即世间而求世间法的宗教,具有相当浓厚的现实色彩。六祖惠能云:“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1]即表明了佛法源于世间,现实世界仍是佛禅生长的土壤。宋元以降,随着儒释合流的大势,禅宗世俗化愈趋明显,僧人的思维方式、情感生活也更迹近俗世常人,特别是那些由儒而释的僧人,“僧”的特性明显淡化。成鹫在谈到清初岭南士人的出处状况时就说:“士生今日,无问在世出世,出处隐显,无二致也。”[2]因此,我们在研究诗僧以及僧诗时,既不能忽略他们的特性,亦不能过于拉大他们与一般文士的距离而置于玄渺之境,只有同样以世间法和出世间法观之,或可获得更多的会通契机。
此种解读方式施诸清初岭南诗僧群尤显恰当,因为此诗群中的成员多是“有托而逃”的文人志士,受儒家文化影响既深,复摄入了佛教思想的因子,世间法、出世间法矛盾地统一于他们的思想中。沈皡日评澹归的“诗文之心”即云:“当其为儒也,是以佛菩萨之心为心者也;当其为僧也,是以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之心为心者也。故其言也,皆理也,皆学也,皆情皆性,而皆秉彝伦类之正者也。”[3]成鹫概述自己的人生境遇时也说:“回首八十年间,半为俗人,半居僧次。俗固梦境,僧亦梦缘。良由多生习气未除,是致现世虚名所贻累,俗眼旁观,少见多怪。”[4]张维屏赞函昰云:“是明遗老,是名孝廉;是二是一,亦儒亦禅。六祖五派,其一曹洞;师阐宗风,法徒最众。师貌在像,师心在诗。欲见师乎?于诗见之。”[5]可以说,“佛菩萨心肠”与“尧舜汤文孔孟之心”相结合的心态,正是诗僧们观照现实世界和人生本质的主导心态;而欲见其心,则必“于诗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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