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明诤臣到岭南高僧

澹归一生明显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作为南明诤臣的金堡与作为岭南高僧的澹归。^[4]这两个阶段不仅有身份之别，思想、心态亦有相当的差异。明晰此，对理解其为诗、为文之心尤其重要。

澹归（1614—1680），俗名金堡，字道隐，本名浚，后更名为堡，自号唐捐、卫公，又号舵石翁、甘蔗生、隔角老人^[5]、遍行道者^[6]，法名今释，浙江仁和人。“幼而丧母，长服父训。”^[7]崇祯十三年（1640年），举廷试“二甲第四十名”，同榜者复有方以智、周亮工、陈洪绶等人。^[8]崇祯十五年（1642年），除山东临清知州。时山东义军蜂起，临清州聚众数万，民情汹汹。金堡只身入虎穴，“慷慨为陈大义，盗魁感泣”，民怨遂平。官任期间，金堡亦能摘奸除猾，安抚流人，政声颇著。山东总兵刘泽清进驻临清，“骄悍蔑文吏，渔猎百姓”（《永历实录·金堡列传》），金堡直言责之。后逢大灾之岁，“旱疫洊至，民多流亡”（《舵石翁传》），金堡因安抚流人，缓于朝廷催科，被迫引疾去职。金堡知临清州虽仅短短数月，然清廉政声却被人称赏。罢官后，又得吏部尚书郑三俊交荐，屡被征召，拟于甲申复官，然即任途中，遇义军攻克北京，遂南归返乡。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兵大举南侵，南明弘光政权顷刻亡覆。金堡与前明杭州都督同知姚志卓等起兵欲复杭州，事败。十月，复入唐王隆武政权。唐王授其礼科给事中等职，然因丁服未除。其间，金堡奔走于浙闽，联络退居海上之义军，“经略三吴”诸地。次年五月，浙东兵败，闽中形势告急，金堡疏请唐王投湖南何腾蛟部，然王受制于郑芝龙等群小，未能采纳其建议，金堡旋赴湖南辰、沅一带。八月，唐王卒于汀州，浙闽几沦于清兵之手。金堡栖迟于湖湘，“知天下将亡，恒自祈死”，自称为“无路之人金堡”（《永历实录·金堡列传》）。一个偶然的机缘，他读到了《楞严》《圆觉》二经，“阅竟乃发深信，恨知佛法晚，渐有出世之想”（《舵石翁传》）。然隆武事败毕竟仍多由外部因素使然（清兵的强大与策略上的失误），尚不至于彻底击碎其强烈的复明愿望，况且当时南明尚存江西、两广、云贵大片领地，因此澹归十分真实地说：“狂心未歇！”^[9]

果然，当他闻知永历监国后，复明之火顿时复燃。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金堡至桂林，蒙瞿式耜举荐，谒见永历帝，复礼科给事中等职。甫受职，即向永历帝呈《时政八疏》，针砭朝中痼疾，指摘权奸。此疏危词切论，若石破天惊，举朝哗然。受其弹劾的庆国公陈邦傅、文安侯马吉翔辈则勃然大怒，思以陷之。而与马吉翔、陈邦傅辈对立的袁彭年、丁时魁等人却颇推重之，金堡渐与其合流，“相与严抄参、徼宪纲，以裁恩幸，抑冒监，冀重主权，故忌益众”（《永历实录·金堡列传》）。金堡、袁彭年、蒙正法、丁时魁、刘湘客遂得“五虎”之号，金堡乃“虎牙”也，尤为陈、马诸人所切齿。顺治七年（1650年），粤东形势危警，永历弃肇庆而幸梧州，马吉翔、吴贞毓等乘乱内外合谋，陷“五虎”下狱。狱中，马吉翔唆使党徒对“五虎”施以酷刑，其余几人皆“叩头哀祈”，独金堡坚忍不屈，双腿致残，本拟定死罪，幸赖瞿式耜等人疏救，遂得减死，被流放于云南金齿（今云南保山县）千余里外，后改为贵州清浪卫（今贵州清溪县）。途中会逢清兵南下，道阻不通，押解官乘乱逃走，金堡遂流入桂林依瞿式耜，于茅坪草庵削发出家，法名性因。

成鹫《舵石翁传》中说，金堡“生数岁，颖悟绝伦。……尝与群儿戏逐入僧舍，案有梵帙，取观之，乃《维摩诘经》。一览至不二门，恍如故物，洞悉其义；未卒读，逐群儿去。自是心目常有所忆不能忘”。函可读其早年乡试时所作制艺，亦叹然曰：“此宗门种草也。”然而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很难将金堡的出家因缘上溯至他的童年时期。金堡出家前的诗文，除《岭海焚余》中所记载的一些疏论外，少见流传，吴天任先生曾辑其佚诗数十首，但多为一些反映现实之作，决难见出有出家的迹象。^[10]像《舵石翁传》中这种颇带传奇色彩的记录在一些高僧传中屡见不鲜，意图即是证明这位僧人乃天生佛门龙种而已，并不足信。金堡逃禅出家的真正根源，无疑是明季“天崩地坼”的时代情势，而更直接的原因还在于顺治七年（1650年）的那场大狱。正是这次来自他所寄予厚望的南明政权内部的打击，不仅使其备受考折，更使他深味到“无可为”时代的悲哀。故他说：“复走两粤，庚寅，得金吾一顿痛棒，乃歇下耳！”^[11]出家前，金堡曾赠诗予王夫之曰：

挑灯说鬼亦无聊，饱食长眠未易消。云压江心天浑噩，虱居豕背地宽饶。祸来只有胶投漆，病在生憎蝶与鯈。劣得狂朋争一笑，虚舟虚谷尽逍遥。^[12]

这首诗，相当真切地反映了他的逃禅心态。虱官作恶，云压江心，世局翻覆莫测，他唯与“狂朋”病卧舟中，挑灯说鬼；虽言“逍遥”，内心的苦闷却难以言表，似乎唯有托迹佛门，方能得到片刻的消解。他的弃儒逃禅，不仅具备一般遗民文士的“贞厥志”的意义，更反映了南明王朝“不可为”的历史宿命。

顺治九年（1652年），金堡至广州雷峰寺，依天然和尚为师，受俱足戒，更名今释，字澹归。然而，断发并不意味着尘缘了断，六根已净。对于入世既深、尘缘实重的永历诤臣金堡来说，要想淡忘世事、消泯内心的苦痛，从而体悟圆融无碍的禅境更属不易。身着袈裟的澹归，尽管与其执笏柄衡一样，亦如金刚爪牙，勇猛锐利，“誓依净侣，誓弘正法，誓成觉道，誓度群生”，但是由于身上“宰官之障未除，文士之气未尽。万行未习，六度未修”^[13]，他参禅证悟的过程实充满着俗缘与法缘的漫长纠葛。在他圆寂后，天然和尚作诗哭之：“每念孤怀真类我，尝于歧路愧求人。师资相构何期合，百劫千生两认真。”^[14]精当地点出这位饱受百劫的“歧路人”，徘徊于世间与出世间的复杂矛盾的禅悟历程。

澹归礼天然和尚参禅悟道的过程，其《四书义自叙》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壬辰弃去，下东粤，参雷峰，入厨下充碗头，悉屏笔研。十二月，甫进戒，从止言阿阇黎出岭，为匡山长住计。过彭蠡，涉扬子江，侨居晋陵。甲午至琴川，驻锡贯清堂。冬还栖贤。明年春，谒两老人于万年，充书记。绍隆三岁中，大病三之一，奔走因缘三之一，执事丛席三之一，都不忆畴昔事。是冬归岭南，袁公特丘手封一蓝布囊，送我于雷峰者，为焚余旧稿。复见曩作，恍然一笑，如梦中耳，置之。戊戌在篁溪，张子梦回时率长公袖文来，稍稍与论圣贤之旨，及“知我罪我”，成一义。……己亥夏四月呕血，五月复还臷庵。庚子得三义。其一在梢潭夜渡时，尹孝廉右民持制义一篇见示，别去舟中蒸热，百千蚊子围绕，目不交睫，偶忆其题，不觉古人偷心一时勘破。辛丑春雨中，与海发印公谈次，乘兴得二义。印公故此间皋比雄，不复有见猎之喜习气。尽未尽置勿论，理前作合之，已二十四义矣。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熟处难忘，逢场作戏，或道隐，或借山，或蔗余，或真或俗，或半或满，像法既分缁白，见地不无浅深，抛向十字街头，且要大家验看。倘有言下知归，足报尼山之德。何以故？身虽佛子，向出此老门下，念其煊赫虚空二千余年，被人埋在故纸堆中，无出气处。今日仍向故纸堆中拈出，一星之火，熏天灼地，与一切人普同供养。所愿学佛为儒，同一鼻孔；明心见性，各断命根。永无斗诤之风，共入圆通之域。毕竟澹归报佛报祖还在其中也无？^[15]

澹归方参天然时，天然和尚对这位“粗直”好诤的弟子，就心存几分疑虑，将其安置在厨下洗涤厨器，以考验其诚心。其后数年，澹归以请藏经之名至江南等地寻亲访友，凭吊故明遗迹，砥砺志节。其间，他还上书觉浪道盛博山嗣法天界阆公，“谓华首心印，亲承面授，非皮履直缀之比”，阆公“得书颇不快意，咸咎师（澹归）越俎”（《舵石翁传》）。吴天任先生议及此事云：“此足征其虽处方外而每仍多直言不屈也。”^[16]正因为他积蓄着如此深重的“俗缘”，因此，天然和尚虽常接其入丈室，“以本分钳锤”，然亦“未能洒然”，在禅悟的路上，迟迟未能得到天然的印可。

顺治十七年（1660年），尹右民持制义见访，在送别的舟中，“百千蚊子围绕，目不交睫”，澹归偶忆旧题，忽勘破“本来面目”。他曾作《雷峰老人至臷庵，是夕尹右民孝廉过访》诗二首，其二云：“才力君难老，身心我欲休。百年来梦觉，一息过春秋。余暑犹若此，凉风何所求。聊将不变意，儿戏阅浮沤。”^[17]此诗虽未必能表明澹归已悟得禅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正渐从浮生往事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以一种恍如隔世的超然态度观之，不再为此而揪心。而顺治十八年（1661年）他与海发印公的一席交谈，则更使他参悟到“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熟处难忘，逢场作戏”的圆通之境，此时的“道隐与澹归”“儒与佛”“真与俗”，在其眼中似乎等无差别，只要“共断命根”，均为“明心见性”之途。禅的境界的体现，其实就是此种圆融无滞的修行方式和观照世界的态度。正是以这样方式，澹归在禅悟的途中勇猛精进，终至康熙五年（1666年），一场大病使其生命垂危，天然和尚至榻前，握手与诀曰：“汝从前所得，到此用不着，只这么去，许尔再来。”澹归闻此语，“病中返照，大生惭愤，起坐正观，万念俱息。忽然冷汗交流，碍膺之物，与病俱失。从此入室，师资契合，顿忘前所得者，老人（天然）乃印可”（《舵石翁传》）。康熙七年（1668年），天然和尚付其以大法，为第四法嗣。至此，金堡澹归才真正完成了从南明重臣至岭南高僧的漫长转变。他本人也曾慨叹：“罪臣长恋主，苦节肯由天。来唱无生曲，曾参大死禅。”^[18]即表明了他参禅悟道的艰辛历程。

作为高僧的澹归，其功德主要在于构建了丹霞别传寺。顺治三年（1646年），前明虔州（今江西赣州）知州李永茂率亲友至丹霞山，见此山雄伟奇崛，遂花数千两白银购之，一来隐居遁世，韬光养晦；一来待机奋起，以图大业。但不久李永茂便死于战乱。顺治十八年（1661年），其弟李充茂见复明大业无望，遂将丹霞山舍予澹归，专供三宝。次年三月二十四日，澹归入丹霞，作《入丹霞志喜》云：“且喜到家能稳密，不妨随路会庄严。”^[19]他根据丹霞山的山势谋划寺院的布局，写有《丹霞营建图略记》：“此山三重，重重涉入，一径独上，旁无歧路。卑者更显，高者更隐，奇而不危，旷而不露，若道场遂立，敢谓与曹溪、云门鼎分三足，为岭表梵刹冠冕。”^[20]他呕心沥血，四方募化，惨淡经营，康熙五年（1666年），别传寺始告竣工，与云门、南华鼎足而立，成为粤北重要丛林。

康熙十七年（1678年），澹归至嘉兴请藏经，将丹霞院事委托给同门乐说今辩主持。康熙十九年（1680年），示寂于嘉兴陆孝山南园，卒年六十九，僧腊二十八。示寂前一日，澹归嘱侍者云：“汝等不得留吾臭皮囊，作扶龛回山择地建塔之局，累诸护法。随处死，随处烧，随处散骨水中，吾出岭时便有此语，非今日始作此语也。若违此语，恶同凶逆。”^[21]然而，侍者不忍弃之江海，将其运回丹霞，塔于海螺岩。函昰因此有诗曰：“投江料非诸子事，归岭宁违汝夙心。既订生还三峡寺，何妨死塔五溪岑。孤衷岂植燃灯后，大愿还同楼至深。老眼泪涔挥不断，千生魂魄许相寻。”^[22]颔联透露出澹归此行江南前尝有诀别之意；颈联“燃灯”“楼至”是二佛名，是说澹归的耿耿忠心和宏大誓愿堪比二佛更为深切。但函昰未料到的是，百余年后，丹霞别传寺因发现其《遍行堂集》等违碍书籍，果遭受焚寺磨骸之灾，其遗命亦成谶言。

金堡澹归博学多才，诗、文、词、书法皆有较高造诣，著述亦极为繁复，有洋洋大端、长达六十余卷的《遍行堂集》《遍行堂续集》，有《岭海焚余》《行都奏议》等时文制艺，还有《遍行堂杂剧》《丹霞澹归禅师语录》等多种杂著。^[23]这些著作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因内中“语多触忌”，悉被禁毁，今所能常见者，唯《岭海焚余》《遍行堂集》及《遍行堂续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