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堡澹归的文

金堡澹归的文，一如其生平，亦明显可分为前后两个创作阶段：为臣之文与为僧之文。这两阶段的文章，内容、风格都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有必要分作两部分来考察。

（一）《岭海焚余》中金堡之文

澹归前期之文，以奏议疏策为主，今皆存于《岭海焚余》三卷中，南园张氏《适园丛书》收有此书，《台湾文献丛刊》亦予以辑录。此集“上卷自隆武乙酉十月，止丙戌八月，十八篇；中卷下卷自永历戊子十一月，止庚寅正月，三十一篇”^[24]，共得四十九篇，“皆其职居掖垣及一切封奏之作也”^[25]。据冼玉清先生《广东释道著述考》著录，澹归尚有《粤中疏草》《行都奏议》等文集，睹其标题，当亦出家前的应制文，惜未见存世^[26]。不过，仅《岭海焚余》中所录四十九篇，足以体现出他匡政治国的卓识以及敢于直谏的诤臣品格。

金堡少时从里中方子春先生习举业，弱冠“即知天下利病”，绝无一般腐儒之迂阔。崇祯九年（1636年）乡试，他作制艺五篇，“娓娓数万言，危词切论，直攻乘舆无讳，主者奇之”（《永历实录·金堡列传》）。可见，金堡自小即纯熟地掌握了时文制艺的写作技巧，再加上他博通古今，才识练达，故所发议论往往能独处机杼，切中时弊。读《中兴大计疏》《时政八失疏》《中兴四议疏》等篇，可以清晰地察见他的确是一位能总揽全局，精于审度的政治家、谋略家。例如，顺治二年（1645年），唐王称帝于福建，鲁王犹监国浙东，东南地区遂为清兵进攻的重点。金堡冷静权衡诸方情势，高屋建瓴，言简意赅地向隆武帝提出了中兴大计：“今日为天下大计，两言而决耳：曰陛下出关，则混一可期；不出关，则偏安亦不可保。今日为江左急计，三言而决耳：曰不复徽州，不可以保江东；不复浙西，不可以绝杭州；不复上江，不可以制金陵。”^[27]隆武帝览后云：“吾得金堡，如获至宝。”并令文工缮写此疏，宣于文华殿之屏障间，使满朝文武官员得已悉知。又如，顺治三年（1646年），清兵度仙霞岭，八闽全境危警，金堡献三策，力劝隆武帝出闽，曰：“今日之势，诚能大戒文武，直走湖南，用何腾蛟之锐，竟捣荆襄，传檄雍豫、中原，豪杰必有响应，闻之者以为殿下从天而降：此上策也。简阅忠义，移跸虔州，疏通江广，兼顾闽浙，丁魁楚等后勍于南雄，万元吉等前茅于建抚，急呼楚师为之连臂：此中策也。乘水兵之出并势出关，抚慰溃散，合为一路，与虏浪战，胜不虚生，败亦不徒死：此下策也；若往来延、建，观望经时，幸虏之不来，而虏必来，冀关门之可守，而关门必不守。轻骑叩城，避不暇走：为无策也。”^[28]然隆武帝因受制于郑芝龙，采取了下下策，终落得身死国殇的悲运。吴天任先生云：“使隆武早从其言，何至为郑氏所制，而有汀州之败？”^[29]在著名的《时政八失疏》中，金堡向永历帝提出了“朝政不宜独专”“勋封不宜无等”“罪镇不宜久纵”“中旨不宜频传”“贪墨不宜自内廷始”“调停之术不宜自言路终”“义兵不宜概行摧折”“奉使不宜滥及非人”^[30]等八项主张，危言恳切，直指永历朝廷的诸种陋习弊端，李成栋闻之后惊叹云：“朝中尚有此人乎。”（《永历实录·金堡列传》）尔后，金堡又连上疏策，甚至“一月章至六十上”，对永历朝的军政事务，大到朝野权利之制衡、军事力量的分布，小至考选官员的方式、文官的言路、奖忠惩奸的标准等，都提出了极为恳切的谏议。

金堡胸怀坦荡，为人耿直，敢于直指权奸们的政治野心。例如，他揭发陈邦傅、马吉翔、郝永忠等人结党营私，把持权柄之行径：

今日之大患，莫甚于阃外不知有朝廷，而朝廷复以匪人持政柄，贻阃外轻。郝永忠残贼已复之土，杀掠空武、靖，宜削爵暴罪，檄楚都擒之正法，以张国威而为残黎救一线之命。陈邦傅无尺寸之功，爵上公，假敕自称世守，隶视抚、按，宜褫其爵，勿使与效死疆场之臣齿。马吉翔扈从之劳，在所当念，然爵列侯、官锦衣，酬之足矣，宜勿使与国政，挠乱是非，为附羶之薮。^[31]

言语激切、峻烈，真如一把把匕首直插敌党心脏，无怪乎陈邦傅、马吉翔等人“皆大愠”，欲置其于死地。再如，他疏劾“大奸大诈之辅臣”——何吾驺，说他“性本贪邪，才兼凶狠，弃君卖国，人得诛之”，复力数其“挟制外廷”“把握朝权”“生杀在手”“秉权逞技”“说谎欺君，寒盟卖友”等十条罪状^[32]，言之凿凿，义正词严。由于金堡敢言直谏，直声倾动南天，而其党敌则目之为“虎牙”，足见对其畏惧之深。

金堡虽殚心竭虑，辛劳理政，然于昏聩的永历朝中，其光复大明江山的伟策注定只是一纸空文。同时，金堡本人亦囿于狭隘的忠君观念，在战略上失误良多。例如，顺治六年（1649年），农民义军孙可望以封秦王为条件欲归顺永历政权，金堡却“本朝无所为异姓王”等缘由，上疏拒之，失去了一次壮大南明势力的机会^[33]（亦见《永历实录·金堡列传》）。加上他与众廷臣结怨太深，打击面甚广，在朝中日益势孤，最终造成了“庚寅劫难”，“无路之人金堡”只能走上出家之路。

虽则如此，金堡的这些宏论伟策，凛然正气浩荡其间，是昏暗污浊的明季朝廷中不可多得的几点亮色。这些文章，大多叙事清晰，流利畅达，说理透彻，周密精严，故邵廷采《明遗民所知录》云：“及读《行都奏议》，指画天下事如观火转圜。西南小朝廷有此大文，其才气固雄矣哉！”^[34]民国孙德谦甚至谓：“使当日擢用其言以为恢复计，明之存亡，或未可知。”^[35]此言虽过，却也反映出金堡能挽狂澜于既倒的才略和胆识。

（二）《遍行堂集》及《遍行堂续集》中澹归之文

二集共录文部四十一卷，皆澹归为僧时所作之文。相对前期较为单一的奏议策疏，其后期之文，体式较为繁复，凡论说、疏记、尺牍、序跋、碑传、墓表、语录、偈颂等文体，他既能做到挥洒自如，同时又谨严法度。澹归论文颇讲究创新独造，不喜轨步前人。其曰：“读古人书，见古人如此作，如彼作，便须自寻出路。若才拈笔，便思古人某作如此，当如此作；某作如彼，当如彼作，作作皆效古人，将自置何地？”以此而言，对于自己的文章，他有着足够的自信：“……目曰《遍行堂集》。阅之自笑，登歌清庙，与街头市尾唱莲花落并行千古；若一派化主梆铃声喧天聒地，则昔贤集中所未有者，不妨澹归独擅也。”^[36]这里，澹归所津津乐道的“独擅”，乃在于他能将“登歌清庙”的雅文学与“街头市尾唱莲花落”的俗文学并行而置，并将二者较为完满结合起来。这也正是他为僧之文最具特色之处。

姜伯勤先生曾多次指出，应充分注意澹归在白话文发展史上的地位，甚至将他比作“报春的燕子，深得时代的先声”。应该指出的是，运用白话写作，澹归并非始作俑者。但其文集中，白话文的确是一个非常醒目的特点。翻检《遍行堂集》，白话语体文，所占比例良多，除姜先生指出的“《前集》卷二至卷三数以十计的”^[37]《上梁文》《募化文》等实用文体之外，那些本偏重典雅的诗序、题跋、颂赞、论说等文体，澹归也常以白话行之。例如以下一段文字云：

廿四年前，长安道上，走马看花，世界迁讹，惘然一梦。难道世界迁讹是梦，世界不迁讹便不是梦么？曩语曹秋岳云：譬如人做了一个梦，醒了时晓得是个梦，却说不得不曾有这个梦，难道做梦的是梦，说梦的便不是梦么？廿四年前，长安道上，长华与澹归同做了一个梦。正当廿四年，海幢寺里，濠畔街头，长华见了澹归，澹归见了长华，长华要说梦里没有澹归也说不得，澹归要说梦里没有长华也说不得。廿四年后，长华不见澹归，澹归不见长华，长华要讨梦里澹归也讨不得，澹归要讨梦里长华也讨不得。^[38]

此段文字，机锋峻烈，反说正说，无不透显出身历苦境的澹归对人生、世事的幻灭感。这种沉痛的情感，出之以通俗白话，似轻描淡写，但细味之，却更觉“宕远深诣”。这样的文风，在《雷峰师友游厓门诗卷》《书栖贤诗文汇集后》《四书义自叙》《天然和尚雪诗跋》等篇章中，均有很好的体现。

澹归何以一改前期偏于典重的语体风格，而如此频繁地运用白话呢？这其中，禅宗文化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自唐宋以来，禅僧语录、颂古等著作与同时代的各种文献相比，口语色彩最为浓厚，甚至被学者称为“口语化石”^[39]。澹归创造性地将这种通俗本色的禅宗语用于各种散文体之中，明显受到了公案语录的影响。他在《颂古自题》中云：“古人引诗，与本义时不相蒙，辄有别味，然犹与句义相蒙也。至宗门颂古，不惟与句义不相蒙，与字义亦不相蒙，阅者茫然不知所谓，而明眼人见之，洞胸透髓，不留微朕。故有雅说，有俚说，有自说，有他说，正说忽反，反说忽正，完说忽碎，碎说忽完，断说忽连，连说忽断，生说忽死，死说忽生，于绝不相蒙处活脱浑沦。”^[40]可见，他是深得宗门通俗本色语言的精髓，故能将其灵活地运用到各种文体之中。

澹归后期的文章，尺牍、书札共有九卷，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也是其文在文体上的一个特色。这些尺牍、书札记载了澹归出家后的交游活动，且这一文体“叙情最真而致用甚博”^[41]，因而是研究其生平活动、思想情感的最为直接而珍贵的材料。例如，“书其忠孝之概”（《舵石翁传》）的《上定南王书》与《上平南王书》二则，可以侧见他干谒权贵的用心。顺治七年（1650年），永历督师瞿式耜与总督张同敞为定南王孔有德所杀，尸骨未收，时已归心净域的澹归为安葬忠烈遗骸，遂写了《上定南王书》。在此书中，澹归反复强调了自己是“罪人”“废人”“世外之人”，以消除孔有德的敌对心理。而对于孔氏杀死二公，澹归并没有表示丝毫的愤怨，反以为他成全了二公的忠名和功名。接着，他又提出虽为“势不并存”的“敌国之人”，“表扬忠义”实乃出于“天性”的观点，并举证了大量史实，言外之意就是，若孔有德不允其收二公遗骸，即违背天性，必遭谴责。这篇书札，层次清晰，既巧妙地“奉承”了孔有德，言语之中又正气凛然。因此，乾隆年间的龚炜云：“澹归禅师《上孔定南书》，……其立言最为得体，宜定南之乐从也。”^[42]此书虽未能上达定南王，影响却很大，一时“海内高其义”^[43]。钱澄之读后云：“词气慷慨，乃信其非惧死而逃于僧也。”^[44]

澹归一些记体文也多有佳构。写山水游踪的，有《绕丹霞记》《片鳞岩记》等篇，尤为可读。如以下一段：

丹霞之水，一出于雪岩之乳泉，一出于浅碧池，一出于七如来峰，从枫树坳分流左绕，其余皆右绕，循左绕之水入两山之间，大石林立，名状不一；老树枝根瘁瘠蟠络，人行石中，水行石下，或伏或起，淙淙琤琤，如琴筑鸣。上鲇鱼坂，则雪岩之壁千尺杰峙，广三倍，横五六叠，如画水痕。伽蓝石立其右，宝塔峰涌其左，境最胜，留连不忍去。出坂，直塔峰而前，旁有小峰如礼塔者，为童子石。群山掩映峭倩，旧名“大坑冲”，望片鳞岩，取海螺吹之，岩畔有僧遥相呼，为之一笑。过冲即枫树坳，丹霞之来龙，跳蹙雄俊，一跌一断，一起一矗，护龙之山肃然，如千骑疾行，不闻其声。有峰如火炬，予目之“焰慧”。右一峰如宝盖，过脊则腾骧直上，作摩空矫首之状。^[45]

此段文字写山水、奇峰、峭壁、岩石、溪涧、树木，无不随步换形，笔随景迁，且妙喻缤纷，有声有色，使人目不暇接，但又层次分明，路线清晰，并无凌乱之感。澹归的记人散文，则极善于抓住人物的细节来刻画人物特征，例如《留须子传》中为突出留须子金公绚的才能，写金声桓向平南王请得留须子，然平南王未允，后来，金声桓兵败江东，平南王笑谓：“留须子，我从声桓请，汝败矣！”留须子则笑答：“王从声桓请，声桓不败也！”^[46]谈笑之中，留须子能左右胜负的杰出军事才干与自信，被形象地刻画出来。此外，他在记叙人物时，常能倾注自己的情感，以沉痛笔致叙之，如《祭明故死节督师瞿公》《米忠烈公传》等章，皆饱蘸着浓厚的故明之思。

总之，澹归的文，无论短章长篇，亦无论叙事、议论、抒情，多能得心应手、纵横捭阖，或是理致透彻，或以机趣见长。其法弟今辩曾说：“至发为文章，旨趣笔锋，纵横变幻，而法度紧峭，理致严正，于世出世法贯彻圆融，悉归于大公无我之域。”^[47]当然，澹归的文章，缺点和优点一样突出，那就是为实用应酬而作者，实在太多。这多少会削弱其文学特质，读来时有味同嚼蜡之感。然这些文章，又实在不必像陈垣先生那样，一概弃之，因为这其实是其作为“人臣”、为“化主”所不得不为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