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春天能够留住

每到春天，若是我不在老家停钟村，我总会想起老家前面的一片毛竹林。

那里生长着上千根笔直的翠竹，大都有六七米高，有胳膊粗，它们的竹根盘错在一起，占据了竹林所有的空间，以至除了冬青，几乎没有其他植物能够在竹林里生长。

每年，在竹林四周，又会有数百根竹笋破土而出。新竹推掉压在竹根上的石头，挤开成年的香樟树，一根根地，奋力从灌木丛钻出来，争夺竹林宝贵的生长空间。要是再来一场春雨，竹笋会竭尽全力吸足水分，在未来的一两天里，以每天几近一米的速度生长，很快，这些竹子便会成为竹林的新主人，尽情享受阳光和雨露。

当新竹由芽黄变得翠绿时，竹竿已然变得十分坚韧。我和伙伴们经常在毛竹林里玩耍，或是爬竹竿，或是在竹竿间翻跟头。有时，我们也会爬到竹竿顶端，用身体的重量把竹子压弯，在竹尖上绑一块石头，然后松开压弯的竹子，像操作投石机一般把石头飞掷出去。石头“嗖嗖”穿过竹林，落在远处的灌木丛里，时不时还会惊飞一些在林间筑巢捕食的山鸡。每当这时，我们便奔回家，取出藏在箱底的弹弓，追着那些惊慌失措的山鸡，在竹林里没完没了地奔跑。

毛竹林和旁边的灌木丛，经常会藏着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成簇的映山红、乌泡子和新生的荆棘尖。乌泡子是乡下孩子钟爱的野食，但果子要到初夏才会成熟；而映山红花和荆棘尖儿在春末便已适合采摘。

每每发现美味，孩子们是最兴奋的。大家会迫不及待地摘几簇花，或折几枝荆棘尖，塞进嘴里，边吃边继续追惊飞的山鸡。

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蜜蜂。有些胆大的会跟着蜜蜂跑，要是发现了蜂巢，便会折一根竹枝，用衣服捂着脸，把蜜蜂赶走，再小心地把蜂巢打落到地上，这时候，孩子们就一窝蜂地拥上去，抢蜂巢里溢出的蜂蜜。那些被赶跑的蜜蜂不甘心家园被毁，又飞回来攻击我们，追着我们蜇咬。我们一边叫喊着“救命”，摸着额头上被叮咬后的伤口，一边还满足地舔着挂在嘴边的蜂蜜。

在孩子的世界里，快乐和悲伤总显得非常短暂。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蜘蛛可以化解蜈蚣之毒，看着喝饱了毒血的蜘蛛，我目睹了有生以来最为神奇的一幕。

竹林里玩腻了，大家约定去找山里的山洞，但山路中间突然出现的花蛇会打乱我们的计划。

我们都怕蛇，但又特别想捕蛇。我们一个个的，把弹弓拉满，纷纷朝着花蛇发射石头。石头在地上弹得“砰砰”作响，吓得小花蛇不知道往哪儿逃命，只好跳起来回击，把我们吓得直往后退。我们当然不会轻易放弃。等花蛇停止进攻之后，我们又重新拉满弹弓，继续弹射石子。石头不断地落到花蛇身上，很快，花蛇便被我们打得遍体鳞伤，痛苦地在地上挣扎，没有回击的力量了。胆大的孩子会走上前，兴冲冲地抓起地上奄奄一息的花蛇，得意地展示我们的“战利品”。

在毛竹林边界不远的地方有口水塘。

那是一口人工开凿的池塘，主要用来在旱季蓄水。村里的农妇们每天都会在池塘边洗衣服，这其中也包括我的母亲。

她经常用扁担挑着两个大木桶到水塘边。她先把要洗的衣服放在桶里，装满水浸泡一会儿，然后取出来放在水塘边的石板上，接着用木棒捶打着衣服，挤压衣服里的污渍。木棒捶打湿漉漉的衣物时发出的浑重声响，回荡在山间，伴着水塘里几声野鸭的鸣叫，甚是好听。母亲也会时不时地跟着哼上几支小曲，这一情景，让我一度觉得水塘是个温柔而又美好的存在。

乡里人过日子，每季都要更换一次或几次被褥。那时候，村里还不流行海绵床垫，家家户户的床板上，铺的都是晒干的水稻秸秆。时间一长，秸秆便会被压扁，需要换上新的才能睡得舒服。

开春时，母亲会从房檐上取下过冬前存好的秸秆，一层层铺到我们床上，换掉历经漫长冬季，已被压得干瘪的旧秸秆。然后，她会带着我和弟弟在屋前把换下的秸秆烧掉，好驱走初春的寒气。焚烧秸秆的时候，母亲喜欢往火里扔几把谷粒，随着“啪啦啪啦”的响声，谷粒变成了爆米花。我们看着攒动的火苗，吃着满是草灰的爆米花，闻着加了樟脑球的新秸秆的味道，又是蹦又是跳，好像沉醉在一场美梦里，不愿醒来。

农事一般是在春末开始的，因此春天并不算村子里最忙的季节。不过，乡里人总会有办法，把自己的日子用各种琐碎的事情填满。

譬如清明时候新茶出芽，村里人便会成群结队地背着竹篓进山采茶，采摘完茶叶，他们又得忙着将新鲜茶叶晒干，然后，用松木屑的烟尘烘焙茶叶，制作我们那一带极富特色的烟茶。

野菜在春天里长得格外的快。像榆钱、野蕨之类的乡里人喜欢的佳肴，在多雨的春天最是鲜嫩多汁。野菜的鲜美期不长，大家都赶在野菜变老之前开始采摘，再晒干、腌制，好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享用。

男人们很少会去摘茶采野菜，不过他们手头也有忙不完的工作。

譬如修整水稻田，把家里牲畜栏中堆满的牛粪、猪粪，用木板车一车车运到水田里，让这些天然的有机肥，在稻田里降解。几周之后，是犁田的最佳时期。犁田之后便是种秧、插秧。这些是乡下人一年中最重要的活计，关乎一家人的温饱，容不得任何闪失，男人们自然是格外用心。

在村里，我有时会听到爆炸声回响于山间，这大多是闲着的村民在水塘里捕鱼。因为拉网捕鱼麻烦，他们有时会直接往塘里扔一些鱼雷爆竹，利用爆炸的剧烈震荡冲击鱼儿，炸死或震晕的鱼儿便一条条翻着鱼肚白浮出水面，然后他们会划着竹筏在水面上欢天喜地地捡鱼。

我的父亲是个老渔民，他自然喜欢到水塘边看热闹。有一年父亲看得高兴，从养鱼户那里买了鱼苗，放养在我们家的水稻田里。南方的水稻田常年蓄水，藻类和水生昆虫也多，小鱼长得又快又肥。父亲时不时地从水田里用鱼叉叉一两尾鱼回家，母亲将它们红烧或是清蒸，然后端上饭桌——南方“鱼米之乡”的称谓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吧。

停钟并不算真正的水乡，旱灾时有发生。有一年春天，该来的雨季并没有到来。到了春末，仍然滴雨未下，连耐旱的竹子也蔫了。有一天，父亲在菜园子里翻土。因为天热，好些条蜈蚣从土里爬了出来。父亲不小心踩到了一条，被咬了一口。毒素在父亲的脚上迅速蔓延，完全等不及送医院。父亲果断地将上衣撕成条状，在伤口上进行包扎，阻止毒素向心脏蔓延，然后安排我和弟弟，到附近的山里，去捉一些无毒的蜘蛛。我们在山里找了好一会儿，终于捉到了几只无毒的蜘蛛，我们来不及歇口气，立即跑回家。

按照父亲的吩咐，我俩把这些蜘蛛放在他的伤口上。蜘蛛似乎喜欢人血的腥味，它们停在伤口处，开始吮吸毒血。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蜘蛛可以化解蜈蚣之毒，看着喝饱了毒血的蜘蛛，我目睹了有生以来最为神奇的一幕。

当南回的燕子在老屋屋檐下筑巢的时候，竹笋外面包裹的那层笋皮已然脱落。这层厚皮有着尼龙绳般的坚韧，却又极其轻薄。乡里人把笋皮撕成小条，或是拧成绳子，或是做成提钩挂晒冬天的腊肉。我和弟弟则把笋皮做成小船，并在船中间放几粒米，然后放到村里的水塘中。春风把小船吹到水塘中央时，会引来水鸟啄食。望着水鸟一点点地把小船啄开，我们欢呼雀跃，真希望春天停留的时间更久一些。

乡里人常说，学会了种田，就一辈子不愁自己的饭碗。因为这个缘由，父亲对教我们种水稻这件事，很是上心。

一九八八年的大年初一，我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停钟村。我爷爷觉得龙年正月初一出生是个好兆头，预示着我今后将像龙一样一飞冲天。在当时的乡村，人们普遍认为，名字将会左右一个人的命运。为了让我一生都有好运，爷爷决定给他的大孙子取个大气的名字。

我们何家到我这辈，五行都缺水，因此孩子取名或多或少和水相关。比我大几岁的两个堂哥分别取名为“海”、“勇”（取“涌”音），我的堂弟取名为“水”，爷爷给我取名为“江”。

大概在我出生那年，附近的村子才开始通电，所有和电相关的物件都是奢侈品。尽管家里条件艰苦，但给我做满月酒的时候，爷爷还是请了皮影戏艺人，让他们在一排白炽灯下，演了一出大戏——《杨家将》。那算是我们何家做得非常热闹的一次酒席，直到现在，当年参加满月酒席的亲戚仍然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

父亲出生在停钟村，母亲则出生在与停钟村北面相邻的兴无村。两村之着隔着一条叫乌江的河，作为两个村子的分界线。

父亲虽是农民，年轻时却曾在县城饭店当过厨师。不过，在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辞工了，一心待在村里侍弄家中的几亩田地。他上过学，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读了多少年。他自己说他读完了高中，但乡亲们说他吹牛，因为村庄里他那一辈的人，没几个读过高中的。父亲的脑瓜特别灵活，脑筋转得很快，尤其是在和钱相关的事情上。尽管几十年来，他一直没赚到大钱。

和父亲不同，我的母亲没有多少机会上学。她在读四年级的时候，便在外公外婆的要求下退学了。那个年代，乡下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较严重。作为长女，母亲自小便要帮忙打理家务，好让她的哥哥——我的舅舅能够安心上学。她爱读书，四年的学习生涯中，她的成绩一直很好，这更让她觉得遗憾，到现在，她还会念叨，如果不辍学的话，没准她会嫁到一户富贵人家。

世事难测，母亲倒也没过多抱怨。退学后，她从外婆那里学会了织渔网，并成了村里织网的能手。她的这项手艺，在往后的日子里，将给家里带来不少收入。

我的弟弟也是在正月里出生的——正月初二，比我小了两岁。弟弟的小名叫“沟伢子”，因为他出生时，老家旁边有一条水沟。

我们兄弟俩出生的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得非常严格，我们家因为违反政策被重罚了，这让本就贫困的家庭更是艰难。

弟弟出生那年，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冰天雪地里，长辈们在村里四处求人借钱。这个艰难的开头，让迷信的爷爷觉得小孙子的命数需要贵人扶持，于是他找村里的算命先生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说，这个小孩，会从他哥哥那里得到扶助，并劝我爷爷给小孙子取名的时候，把这个命理考虑进去。因此爷爷给弟弟取名“蛟龙”，蛟龙生长于江河，也算是依了算命先生的建议吧。

弟弟在何家年幼一辈的男丁里排行老五，我是老三。和我乖巧的性格不同，弟弟自小便很淘气。他常常倒腾家里的锅碗瓢盆，玩坏了便会招来父亲的一顿训斥或是责打。打疼了，哭几句，但就是长不了记性。

记得有一次，弟弟不知从哪里抓来了几条鱼，但又舍不得吃，他便偷偷将鱼扔进了家中的水井里。水井内氧气含量少，没过几天鱼便死了。鱼腥味和死鱼尸体腐烂的味道，从水井里扩散出来，闻起来恶心极了。父亲很快发现了井水异常，便开始审问我们兄弟俩。

弟弟坚持不认错，尽管父亲知道是他做的。看到弟弟错不悔改，父亲怒上心头。为了让弟弟明白事态的严重性，父亲提着他把他悬在井口，狠狠地警告他，要是再不承认错误，就松开手，让他和那些死鱼一起待在井底。弟弟被吓傻了，不得不坦白了所有事情。

父亲常说，小孩子只有被打了几顿后，才会知道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打得越多，记得越牢。那一年，因为弟弟的无心之举，我们家的那口老井需要消毒清理。父亲花了好大力气，用轱辘一桶一桶把井底的脏水提上来，清空后，他再在井里撒上石灰粉，等着地下水慢慢渗透，把细菌和腐烂的味道驱除。

整个过程花了将近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父亲每天都要来来回回走好几里路，到村里其他人家的井去挑水。每次挑水的时候，父亲都会恶狠狠地盯几眼弟弟，而弟弟则会内疚地躲在母亲身后，看着一桶桶水在缸里泛起涟漪。多年后，我们兄弟俩闲聊，我还会拿这件事调侃弟弟。

我和弟弟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干农活了。父母当时并不能预见他们的儿子将来是否有出息，他们有点隐隐担心，要是将来两个儿子找不到工作，要怎么过日子。乡里人常说，学会了种田，就一辈子不愁自己的饭碗。因为这个缘由，父母对教我们种水稻这件事，很是上心。

我们四五岁的时候，就被带到田里跟着大人干农活，这在当时的村里很常见，我们这一代农村长大的孩子都经历过。不过比我们晚出生几年的小孩，因为条件好了，不一定会被要求下地干活。

我们一家四口人，分了将近八亩水田。八亩水田约莫能产五六千斤稻谷，上缴农业税后，剩下的便是我们家一年的收成。进入新千年，国家决定给农民减免农业税，缴粮自此成了历史，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我们生产的谷子大部分是给人和牲畜吃的，偶尔有剩下，父亲便会把谷子卖掉，好换点钱补贴家用。再加上养猪挣上的一两千块钱，便是我们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主要的年收入。

那个时候，父亲最大的梦想是成为村里的“万元户”。那时银行还未在乡村流行，父亲说，如果他有一万块钱，他会把钱一张张地藏在箱子的夹层里。父亲这么一说，让我和弟弟对家里所有的木箱产生了兴趣。我们常幻想，趁父母不在家时，从木箱里偷点钱买糖吃——不过，幻想终归只是幻想。直到二零零年之后，父亲才实现“万元户”的梦想。

湖南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多是双季种植。我出生的年代，水稻种植全靠人工，因为没有机械进得了满是淤泥的水田。我们用水牛犁田，锄头除草，镰刀收割水稻，扮桶给稻穗脱粒。这些都是最为传统的农作方式，效率低下，也很耗精力。随着乡村的变革，它们都将被现代化的农业耕作方式取代。

传统农业效率低下，农民买不起化肥农药增进产量等问题，因此水田产出的每一粒稻谷便显得尤为珍贵。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村庄里有时仍会有一些人家因稻谷产量过少而揭不开锅，他们会面带难色地请求其他人家，匀一点粮食出来，接济一下，好让他们过渡到下一个收获季节。父亲借此教育我和弟弟，既要体谅人家的难处，更要珍惜碗里的白饭。吃饭的时候，要是我们在饭桌上掉了饭粒，父亲便用筷子打我们的手，让我们捡起来吃掉。我自此对粮食有了敬畏之心，直到现在，尽管在城市里生活了很多年月，我对浪费粮食仍然有种近乎本能的内疚。

我五岁时，父亲在母亲的鼓励下成了渔民。

每年冬天，他会跟随村里其他渔民到湖北或是江西，开始长达三个月的捕鱼生活。那是父亲少有的出省工作机会，也是他经常向人吹嘘的打工经历。打鱼生活让父亲开阔了眼界，也让他从停钟这个小山村走了出去，头一回领略到国家的广大。

每年年关将至的时候，他就会背着一袋子充满鱼腥味的衣服、棉被和一些淡水湖鱼，出现在村口。他也会给我们带一些小礼物回来，好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

我六岁那年，父亲带回了一口高压锅，它在当时的村里是个稀罕物件。父亲回来的那天，好多人来我家，围看父亲组装高压锅：锅身、锅盖、密封胶圈……组装完后，乡亲们要求父亲用高压锅煮一锅水。父亲开心地应允。

父亲把水倒进高压锅，然后，把高压锅放在柴火灶上。烟火烘烤不锈钢锅底，很快就把锅底烧黑了，看得我很是心疼。水很快烧开了，排气口喷着粗气，好像快要爆炸的样子，一些邻居吓得直往后退。这口高压锅我们家用了十年，直到它的塑料手柄几乎融化了才被扔掉——这大概是我童年里头一回接触的“高科技”物件。

大概在父亲带回高压锅的那年，我们家老房子的厨房和猪圈，在一场大雪中倒塌了。我当时并不懂事，只觉得砸死的那几头猪，在雪地上鲜血淋淋的场景，很是恶心。出事那天，我站在曾经的猪圈口，抓起地上的碎土块，朝附近想舔猪血的野狗掷了出去。野狗被打退，我便“咯咯咯”地笑，好像家中的变故，与我没有多少关系。

父母站在毁坏的房子前，忧心忡忡。房子倒塌后，他们在雪地里埋头苦干，把厨房里的东西挖出来，一点点挪到还未倒的另一半房间。然后他们在附近的山里砍了一些树，用来支撑住未倒的那面摇摇欲坠的土墙。那年的冬天在我印象中显得格外的冷，也格外的长。夜里，冷风吹进破墙，我便会问父亲，天气什么时候回暖，我的手脚什么时候不再冰凉。

开春后，父亲决定建新房。因为家里没多少积蓄，所以建房子的材料大都需要自己亲手准备。

父亲先在附近的山头挖红泥，和上水，放在木质模具里做成一块块泥砖。泥砖晾干了，父亲把它们一层层叠起来，放进临时搭建的砖窑。他在泥砖缝隙里填满碎煤，糊上泥巴，用炭火烧烤泥砖，足足花了二十天，泥砖才变成红砖。

红砖出窑后，父亲到附近山头，买回来好几车石灰。石灰并不能直接作为涂料，需要纯化后才可以用。所幸父亲对这个工艺也很是熟悉。

他先给石灰浇水，使它们受热膨胀炸开，作为“发石”。石头碎了后，他再把它们抛入挂在水池上的过滤铁丝网上，进行“滤石”。过滤后的粉末和水充分发生化学反应，才能成为用作涂料的氢氧化钙，是为“沉石”。当然，我对这些化学反应不熟悉，只觉得往石头上浇水，石头就发热膨胀，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点一点，修建新家的材料逐渐准备齐全了，然后是盖房子，搬新家。在孩子的世界里，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简单自然，就好像睡了一个长觉，睡觉之前，我们还住在冰冷的土砖房里，睡醒后，便搬进了宽敞的红砖屋。新房子刚盖好的那段日子，父母脸上总是堆满了笑容。

家里新房盖好后，父亲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叔叔，也开始翻修他家的房子。叔叔自小体弱，一直干不了太重的体力活，成年后便从事泥瓦匠这种相对轻松的职业。他的泥瓦活很好，在村子里帮很多人家盖过房子。不过，那个年代盖房子不挣钱，叔叔家也没有多少积蓄。看着父亲盖了房子，叔叔有点按耐不住，也想一个人盖一栋楼房。他很卖力，除了上梁请人帮忙，两层的楼房几乎都是由他一人一砖一瓦砌好的。

可惜的是，叔叔没来得及好好享用他亲手盖好的楼房。在房子将近完工的时候，他被诊断出癌症。不到半年，他便离世，只留下一栋还未封顶的房子，给我婶婶和他们不到五岁的儿子。

那一年是我童年记忆里灰暗的一年。当叔叔被诊断出癌症时，我的父亲仍在江西打鱼。因为没有电话，信件也不通畅，父亲对于叔叔的病毫不知情。爷爷带着一家人，在村里四处筹钱。由于治疗癌症的费用太贵，乡里人家也没有多少积蓄，很快，叔叔便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离开了医院。我们只能用一些土方子减轻叔叔的病痛，但叔叔的病情越来越重，直到父亲年底从江西回来，我们才有钱再次把叔叔送进了医院。

癌症在那个年代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父亲打鱼的所有积蓄都花掉了，但叔叔的病还是没有任何好转。很快，医院那边便传来了叔叔的死讯，得知消息的家里人无不撕心裂肺地痛哭。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父亲掉眼泪。

悲剧还在持续，丝毫没给我们家喘息的机会。

叔叔去世后的第二年，一场洪水席卷了中国的南方。在连续几周大雨后，村里不少靠近乌江河堤的人家都进了齐腰的水。好在我们家靠近山脚，地势较高，水漫不过来。不过，因为村里水田大都靠近乌江，所以，家里的水稻田没逃过洪灾。几周后，洪水退去，秧苗几乎全被毁掉，家里上半年的收成便没了着落，父亲期望通过田地收成偿还叔叔治病所欠债务的想法，就此泡汤。

那一年，我恰好十岁，还从未看过洪水的我觉得好玩，经常一个人偷偷跑出去，站在村子高处看洪水，或是在浅水滩里捕鱼。一场洪水，在大人眼里是悲剧，在小孩眼里，却充满了乐子，多年以后，再想到这件事，我心里五味杂陈。

洪水退后，爷爷便一直咳嗽，体力也日渐虚弱。他一直是个健硕的老人，便不觉得自己患了什么大病，总是安慰家里人说，咳一阵子就好了。因此，他拒绝花钱看医生。或许是爷爷知道家里没什么钱给他看病吧，又或许他觉得，死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一件事，生死在天，富贵由命。

不到半年，爷爷的病加重到只能躺在床上。很快，爷爷离世了，离世之前，他没来得及和儿女们，说几句最后他想说的话。

乡下的成长经历让我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而这好奇心在我成长的不同阶段，帮助我克服了很多困难，也让我在一个新环境里迅速成长。

爷爷去世那一年，我刚好小学六年级毕业。

我四岁起，便进了村里的小学——倒不是因为我天赋异禀，而是四岁那年，父亲觉得我妨碍他们做农活，便说服老师让我进了学前班。村里规定入学的年龄是六岁或七岁，我年龄太小，老师担心我跟不上班级进度，而拒绝了我的入学请求。可父亲觉得只要我能在班里坐得住就行，并不要求我在课堂上学到什么东西。我倒也听父亲的话，进了学校，一直在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坐着。这一坐，让老师觉得我比那些大孩子容易教，我于是也就成了村里入学最早的学生。

我在村里小学读书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年。一年后的暑假，一场大雨淋垮了好几间教室，学校从此就解散了。我于是不得不在升入一年级的时候，转学到邻村的学校——竹山小学。学校离家有好几里路，要穿过长长的田埂和好几个小山头。

孩子们无论年纪大小，都是自己走路上学，我每天要走近一个小时的路，才到得了学校，要是碰到雨雪天气，花的时间便更多。冬天里天黑得早，亮得晚。有时候早晨我还要摸黑上学，被山林里的虫鸟声吓坏，再联想一些听到的鬼怪故事，好几次，在上学路上，我被吓得大哭。

上学路上发生的也不一定都是心酸事，有些经历还挺好玩。山涧里，经常有一些小朋友抓鱼或抓螃蟹。或者，在水稻田里，有些小孩因为在学校里踩了其他学生一脚，而在路上约架。又或者，几个要好的伙伴，跑到山里抓鸟雀。

那个时候生态没被破坏，村子附近有许多野生动物，比如兔子、麻雀、黄鼠狼和鼹鼠等等。手快的孩子经常能在上学路上抓到一两只，带到学校里炫耀，弄得其他同学的心里直痒痒。

我弟弟那个时候痴迷养蚕，多的时候养过几千条，养肥了，他便把蚕带到学校，兜售给那些不会养蚕但又想养小宠物的同学。直到现在，我仍记得弟弟养在卧室的那些白蚕啃食桑叶的“窸窣”声。

农村小学的课程设置并不丰富，无非是语文、数学、自然和思想品德之类，语文、数学是重中之重。大家一般都讲方言，语文老师也是用方言教学，只有在朗诵课文时，才会偶尔秀几句湖南地区独有的“塑料普通话”。

小学时，我有过好几个数学老师，但印象最深的一位，在邻村还做着屠夫。他家里经营一家杂货店，他每天早晨要早起到养猪人家杀一头猪，然后再把那些切碎的肉送回杂货店卖。他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学校，自行车的后座沾满了猪油和猪血，有时候早上没来得及回家，便把杀猪的屠刀也带到学校。我们由此很怕这位数学老师，老觉得那些被他叫进办公室的学生会被屠刀千刀万剐。

进学校的头几年，我的成绩并不算太好，可能是因为我年龄太小，跟不上进度。不过，我那时也不知道读书有什么用，因为村里没多少人念过高中，很少有人能用切身经历告诉我们，读书如何改变命运。村里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有个高中文凭便显得高人一等，我那时的梦想就是拿一个高中文凭。

因为乡村教育资源有限，我那时能读到的课外书有限。除了学校发的课本，我几乎没有其他课外书可读。家里经济困难，父母有时都舍不得给我买文具，课外读物对我而言就更是奢望了。

父母对我和弟弟的教育虽然支持，可他们也并不确定，我们兄弟俩能否通过读书翻身。放学或者放假在家，他们仍会要求我们干好农活，以便将来找不到出路时能把家里的田地耕种好。我们会跟随父母在田里干点碎活，或是到野外去放牛，或是切猪草。

要是哪天我们干的家务活多，父亲便会带着我们到附近的水田抓黄鳝或是青蛙。我提着手电筒走在田埂上，弟弟背着竹篓跟在最后面，一晚上，我们很容易便能抓到几十条黄鳝或一袋子青蛙。

小学毕业后，我们又要转学到另一个村子去读初中，当然离家也更远了，有十几里的路程，走路要花两三个小时。为了缩短上学时间，我不得不学会骑自行车。家里那时没有钱给我买适合我骑的自行车，我只能骑父亲当年结婚时买的二八式自行车。我个头小，站着才比自行车高一个脑袋，于是只能用脚跨进自行车的三角区域侧着骑，行的又是崎岖的山路，其难度可想而知。

要是冬天路被冻住了，一不小心，我便会滑倒在路上。我曾无数次咒骂这该死的天气，该死的学校，该死的路，可就是舍不得咒骂我那不合适的自行车。

不过，在山里骑自行车也会有好玩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个清晨，骑过某个山头的时候，一只野兔从路边的草丛窜了出来，正好冲到了自行车的轮子下，被撞晕了。我却乐了，因为家里的餐桌上又会出现一道美妙的野味了。

以后的日子里，在同一个山头，我常会有意识地放慢骑自行车的速度，盼着另一只兔子撞到轮子上。可我至今也没能再次碰到那天的好运气。

读初中的时候，家里的一个亲人出了点事故：我的舅舅被一条毒蛇咬伤，不得不放弃做了多年的捕蛇业务。

舅舅是个职业捕蛇人，曾受过村里一个老中医训练。老中医教他捕蛇，本是想教他捕蛇，用来制中药的，可不曾想到，学成之后，城里愿意吃蛇的人越来越多，于是舅舅便专门捕蛇卖给城里的餐馆。他是我们那一带小有名气的捕蛇者，连我母亲也曾从他那儿学过捕蛇的技巧。不过，捕蛇风险很大，在我读初二的时候，舅舅在捕一条银环蛇的时候被蛇咬伤，差点丧命。他也因此转行，与父亲一起做了好些年的打井工。

父亲和舅舅在往后的好几年里经常一起共事。要是没有人家需要打井，他们便会在家喂养猪、鸡等家畜家禽。可惜，干这些农活都赚不了多少钱，鸡瘟猪瘟还经常来袭，最后舅舅被逼无奈，决定外出打工。

父亲在几年后也加入了农民工的队伍。他们去过广东、宁夏、江西、湖北、浙江等等地方，在很多城市建起了高楼大厦，只可惜他们自己一直都没能在这些建起的房子里住过。

初三结束，我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学校离家有将近四十里路，我不得不寄宿在学校。

我也是第一次走出乡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城乡的差距。县城的一切，在我眼里都是新奇的，水泥路、红绿灯、小轿车、自来水、霓虹灯……我若是在县城看到新奇东西，都会跑到电话亭打电话回家，与母亲分享。母亲在电话那头，每次都会勉励我，好好读书，将来才能住在城里——我才真正意识到“城里人”这个词，在乡里人眼里，代表着一种向往。

对类似我这种背景的农村学生来说，进城读高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不是学习，而是生活上的不适应，因为我们对城镇生活没什么具体概念。比如，冲水厕所该怎么用，一开始很多农村学生就不清楚。农家子弟想要融入城市子弟的圈子，也比较困难，因为大家的成长环境相差太大。

举个例子，乡下孩子不太会追星，大家听过的歌星磁带，看过的电视剧也少，更别说电影了。还有个人的打扮——乡下孩子的衣服破了，补一补还可以穿，也没觉得有什么；但到县城里，城里的同学穿着各种时髦衣服，农村的同学很容易产生自卑感。语言也能分隔乡下和城里的学生。虽说宁乡地区的方言大体一致，但口音仍有差别，乡里人说话似乎是带了一层土气，要是不小心说了几句乡下的脏话，更会被人笑掉大牙。

我那时在同学中间，总表现得小心翼翼，生怕说错了什么话，或是做错了什么事，被人暗地里嘲笑。

经过了将近一年的适应，我慢慢地改变了自己的习惯，我观察同学们怎么穿戴，怎么讲话，我努力学习标准普通话的发音，好改掉自己土气的口音。所幸，一切都在慢慢改观。

或许是因为我在乡下读书少的原因，到了县城，我对所有和文字相关的东西都很敏感，一有时间我便会钻进书堆里。高一的时候，为了提高英语成绩，我买了一本《乱世佳人》的英文版。我懂的单词并不太多，但这并不妨碍我读英文原著的决心。碰到不懂的词，我会查词典注音释义，写在书的边角。到最后，整本书的空白处几乎写满了标注。

老师经常会以我为例，跟其他同学讲“笨鸟先飞”的道理。要是有同学问我英语怎么学的，我也会告诉他，我是只笨鸟，花了些笨办法学会飞罢了。我高中成绩一直很好，经常考到全年级第一名，让很多和我背景不同的人很是惊讶。我在二零零五年参加高考，那一年，湖南有好几十万考生，我考到全省三百名左右，然后顺利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高考前的日子，老师常会对我们说，高考是我们人生的分水岭，要想有个好前程，我们必须奋斗冲刺。我们也给自己定了目标，铆足了劲儿要为自己的未来努力。

我记得高考那两天，我睡得不是很好，迷迷糊糊地到凌晨才入睡。我平常不会这样，想来也是因为高考带来的压力吧。高考后，同学们便各奔东西，很多人至今都未再相见。我们读高中的那个年代，通讯工具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很多人的联系方式一旦更改，便很难再找回，于是，大家都在自己的世界里，为前途奋斗着。我偶尔记起他们，也只能是惦记。

二零零五年秋天，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生活在一个省会城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安徽合肥，湖南长沙没有直达的火车。我从江西鹰潭转车，乘坐一辆绿皮火车花了十几个小时才到合肥。火车经过长江的时候，我激动不已。十几年来，我只在书上见识过长江的浩荡，第一次目睹长江的时候，我真正被那股奔流不尽的气势所震撼。

我想，人或许只有走出了原有的视野空间，才会真正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广大，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东西我们未曾见过，未曾听过。我十分庆幸，我走出了我的小世界。

在大学里，我读的专业是生物。生物专业在当时非常热门，每个学校都宣传与生物相关的行业是“二十一世纪的朝阳产业”，非常值得攻读。我高中时分在理科班，我的文科也一直挺好，我当时想着生物介于文理之间，没准适合我，便在报考志愿时填了生物。

学生物还有个好处：要是我父母在乡下病了，我的一些生物医学知识没准可以帮助他们。乡村医疗条件虽说比我出生那会儿改善了很多，可很多农民还是看不起病，用乡村土办法治病的事情仍多有发生。比如，用蜘蛛来吮吸蜈蚣毒，用火疗治理蜘蛛咬伤……这些在生物专业的人看来，显得格外的落后。

我也是进了大学后，才逐渐地了解了很多西方医学知识。我有机会在显微镜下观察一个细胞怎么分裂，也学习了生物分子在细胞、机体内的相互作用，免疫系统如何对抗病原体入侵，不同的疾病如何在人体内发生发展……

我一直觉得，乡下的成长经历让我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而这好奇心在我成长的不同阶段，帮助我克服了很多困难，也让我在一个新环境里迅速成长。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候，我需要学习一门C++的计算机编程语言，而在那时，我对电脑不了解，连“电脑界面”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都听不明白，学习的难度可想而知。为此，我从学习使用键盘开始攻克难关。

大一的寒假，我从同学那儿借来了键盘，通过玩打字游戏来学习如何打字。

大学四年里，我有了蜕变式的成长，变得比以前更有自信了，对未来也有了更多憧憬。小时候，我的梦想只是走出乡村，进入城市。我对城市没有一个具象的概念，也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于是，“进城”对我而言，只是一个空泛的梦想。这个梦想猛然实现了，我却显得那样的彷徨。也恰好是这份彷徨，在大学里给了我机会探索，让我寻找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庆幸自己曾在成长阶段满怀好奇地学我想学的东西，为自己的兴趣播下了种子。

二零零九年，我大学毕业，并拿到了学校本科生最高的荣誉——郭沫若奖学金。同时，我也收到了哈佛大学生物系的录取通知书。不出意外，我成了村里知识水平最高的，也是第一个出国留学的小孩。乡下人对国外的印象并不明晰，哈佛是个什么学校也不一定弄得清楚。不过，大家听到何家有小孩要出国留学后，都感到特别新奇。我出国前的那一夜，父亲邀请了村里的皮影戏艺人又演了一出《杨家将》，那是我印象中我们何家又一个热闹的夜晚。

我这二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从湖南的一个小山村，到县城，到省城，再到美国波士顿，涵盖了社会发展的不同层面。这不算复杂的经历，要以历史学家的角度看来，或许可算作是前工业时代到现代社会的大踏步。二十几载，其实也可以说是恍如隔世。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哈佛园内，哈佛经典文学系的Richard Tarrant教授领着我、Joshuah Campbell和Anne Power来到哈佛Memorial Church旁的演讲台。Joshuah和Anne是哈佛二零一六届的大四学生，我是当届毕业的博士生。我们三人将要在第二天的哈佛毕业典礼上，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另外一位特邀演讲嘉宾是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大导演。

演讲台下，成排的白色座椅已经一一排好，不少游客坐在椅子上，悠闲地拍着哈佛四处的校景。我拿着写好的演讲稿，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心想，要是明天忘词了，在三万多听众面前，该有多么尴尬。Tarrant教授笑着说，他已经指导了十多届毕业生做演讲致辞，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过忘词的人。我笑了笑，跟他说：“我要是忘词了，是否创造了哈佛的一个新纪录？”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在Memorial Church的演讲台上，进行毕业典礼演讲的排练了，在四月底得知消息后，我几乎每周都接受一两次演讲培训。临近毕业典礼，学校安排的培训更多，让我也倍感压力。

哈佛的毕业典礼演讲从十七世纪便开始了，建校初始阶段，学校多以培训牧师为主，演讲的学生经常以希腊语、希伯来语、拉丁语等古老的语种做演讲。随着时间推移，只有拉丁语演讲保留了下来，再加上英语演讲，它们成了毕业典礼的一道重要程序。

将近四百年的校史，使得哈佛对学校的传统有着近乎痴迷的坚持。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坐的凳子会被摆到典礼现场的最高处，凳子是十七世纪的老古董，只有三条腿。校长席位以下是学校各学院的院长，以及杰出校友代表、荣誉学位代表的席位。再往外，入座的是毕业典礼演讲的学生代表，然后再是博士生群体、本科生群体、硕士生群体等等。

毕业典礼开始时，哈佛所属郡的治安官用权杖敲击地面，缓缓入场，宣告仪式开始。学校的乐队会奏乐，然后会有牧师祷告、美国国歌演奏，接下来便是拉丁语、本科生代表、硕士和博士生代表的三场演讲。

毕业典礼上演讲代表的筛选也是颇为严格的。三月份提交演讲初稿后，学校的十多名评委，会在上百份申请文书里面筛选出他们认为的当届最好的演讲稿，进行初赛。初赛的学生拿着自己的演讲稿在评委老师面前宣读，让评委听评文稿转化为声音的效果。只有三至四个学生能最终入选复赛，然后是终极演讲比拼，直到评委老师选出心目中最合适的演讲者。

整个流程的时间跨度超过一个月，学校希望能够在这些有意竞选的学生里，挑选出能够代表学校文化理念的演讲人选，作为当届的代表致辞。成功选上后，学校会安排专门的演讲培训老师进行训练，文学系的老师也会为演讲稿把关，好让每一处词句的运用恰到好处。

四月二十六日，我知道自己被选上，作为硕士和博士生群体的发言代表。在往年的毕业典礼演讲中，并没有出现过中国人的面孔，因此我在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既兴奋也惊讶。

很快，我被选上的消息在校友圈里传开，中国科大的新闻部联系上了我，并发布了新闻。很快，《中国教育报》刊登了我将要演讲的消息，新闻里提及了我在农村成长的经历。“农村学子”和“哈佛毕业演讲”这两个名词碰撞在一起，点燃了读者的热情，于是，各种角度的新闻报道开始出现，到五月二十六日演讲当日，我刚从毕业演讲台上下来，演讲的照片和视频便已在各个媒体平台传播。

我是带着惶恐的心，接受媒体采访的。在毕业典礼之前，我想到了自己的演讲可能会被国内的媒体报道，可我从未想过报道的面会如此之广。我也未曾料到，农村学子读哈佛这样一件事情，在国内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响。

在报道完我的演讲消息后，媒体开始挖掘我的成长背景，然后是学习经历，再后来，我的家人、亲友和老师一一被采访。好像所有人都希望，从我的成长背景里面找出一些不平常的东西，好用来解释“农村娃”和“哈佛”这两个名词之间的关联。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有时会感到疑惑，因为我并未觉得自己与常人比有任何独特之处，硬是要搜寻出一点可说的，我想或许是曾经那些苦难的经历，让我很早便明白了“要把握自己命运”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吧。

在哈佛读博士的时候，我做科研报告的机会很多，但很少会在公共场合演讲。这样偶然的一次机会，倒也让我真真正正开始思考自己这些年在哈佛学到的东西、曾经的经历。

这些思考里关于乡村生活的尤其多，因为那段看似平凡的经历在无形中塑造了我。但是，要厘清这段经历却很难，因为那个时候，我大多是处在一个半懵懂的状态，对于身边发生了什么，村庄经历了怎样的变动，我都难以用只言片语勾勒出来。

不过，正像鼓励我将这些经历写出来的哈佛历史系尼尔·弗格森教授所提到的，我这二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从湖南的一个小山村，到县城，到省城，再到美国波士顿，涵盖了社会发展的不同层面。这不算复杂的经历，要以历史学家的角度看来，或许可算作是前工业时代到现代社会的大踏步。二十几载，其实也可以说是恍如隔世。

在外生活久了，童年少年的经历反而愈加清晰。在野地里放牛，在稻田里捕鱼，在夏天的夜晚捉萤火虫……我现在想来显得格外珍贵。

社会在飞速发展，现代化的变革，已经让我童年时代的生活场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泥路铺开了，摩托车、小汽车进村了，家家户户装电视、冰箱了，村里的老人也开始学用手机了。这些事情，在我小时候是想都不敢想的，现在一一都变成了现实。物质条件的改善对于乡村是件好事，可我回过头来想想，总觉得生活中好像丢失了一些什么。乡下的村民仍像我小时候一样，觉得进城是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可真正在城里购置房产了，却又住不习惯，老是想着回乡下的老家住住。就这样，我们这一代处在城市和农村中间的一群人，慢慢地忘记了过去的生活，却又未曾真正融入当下。

我的父亲常会叹着气告诉我说，我和弟弟这一辈，可能是村里最后一代经历过传统农业生活的人了，现在村里的小孩连秧苗是怎么插的都已经忘了。我笑着反问父亲：“您难道还希望我们的后代继续过那种穷苦生活吗？”

在这传统的乡村生活即将消失的时代，我常会不知所措，心里想把它留住，可细细一想，又会告诉自己它是该消逝的。于是，我唯一能做的，便是用文字把曾经的那些记忆记录下来。

我曾想过用很多的方式来写下我曾经历的那些事，写下我从农村一路到美国的不同经历和两种生活对比。可是，到最后，我觉得最能够还原乡村生活状态的故事，是把我身边的人、身边的事，用素描、白描的方式勾勒出来，通过朴实的文字还原出最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

因此，这本书不单是我的自传，它更是一部乡村的自传，一本讲述农民、织网工、农民工、渔民、捕蛇者、铁匠、养鸭户、小贩、木匠、泥瓦匠、巫医、村里的老人和小孩，那些看起来最平常不过，但又最不平常的乡下人家的简单生活的故事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