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个渔网结

小时候，有一次，我在家里找东西，看见了母亲藏在衣橱角落的一个小木盒。小木盒上涂了一层淡淡的蓝漆，因为年岁久远，颜色已经掉了一大半。盒子没有上锁，只有一枚锈迹斑斑的半弯形铁钉卡在锁扣上，轻轻一推，铁钉便可推出。

木盒中装着好些证件，一叠一叠用红丝带系着，大都是家里重要的文件，譬如猩红封皮的册子是户口本，里头有好几张蓝色纸片，登记着家里每个人的信息：何必成，户主，农村户口，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三组；曾献华，农村户口，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三组。户口本下有一册土地使用证，上面记录了分配给我家的农田位置、亩数和使用年限。再下面便是林权证，罗列了我家在村子里管理的十多亩山林；还有我当时看不太明白的计划生育宣传手册；等等。不过，这些证件对我来说没有多大吸引力，唯一让我感兴趣的是一本通红的小册子——父母的结婚证。

结婚证很薄，只有两页。在证书的第一页，简单地写着父亲和母亲“某年某月某日申请结婚，经过审核，两人符合中国婚姻法要求，给予批准”。第二页上，贴着一张盖有钢印的黑白照片，下面写着父母领取结婚证的时间：一九八七年三月五日。

照片里的父亲穿着一件深色外套，梳着三七分发型，头发有点长，盖住了大半的额头。他抿着嘴，像是望着镜头微笑。若是细看，照片里的他似乎有点紧张，眼睛想看镜头，却又显得有点不好意思。或许父亲并不习惯面对镜头，于是眼神有意无意地撇开了。又或许，父亲在那一刻想看看坐在他旁边的母亲。

母亲在照片里的神态比父亲自然多了，不过她的模样和我平常看到的很不同，以至我第一次看照片时竟没有认出来。她那年刚满二十，即便是黑白照片，也看得出她当时略显稚嫩的神态。拍照那天，母亲特地披了一件红色外套，剪短了头发，还烫了当时村里年轻妇女最流行的卷发。她在照片中大方地笑着，酒窝微陷，人显得很白，眉毛很细，好像有人专门给她化过妆似的。乍一看，我很难将照片中的她和她不化妆时的样貌联系起来。

看到照片，我自然好奇母亲小时候是怎么过的。可是，母亲似乎不太愿意细聊过去的经历，即便说起，也只有简单几句话，然后便会不耐烦地说：“过去没什么好说的，每个人都像我们一样过日子，没什么值得提的。”有时候，她会支支吾吾地回答：“过去的事已经过去那么久了，根本记不起来了。”她越是搪塞，越让我觉得背后有故事，我于是经常拐弯抹角地问起她的童年，问起她在出嫁之前的生活。

乡下那个时候挑对象的标准真是实在。难怪村里媒婆说媒时，不强调人的长相，只夸人会不会干活，有没有力气。

母亲是一九六八年出生的，不过她在登记身份证信息时，外婆报错了年份，报得比实际出生年份要早一年。那时，田地的收成不高，乡下的生活非常清苦。母亲出生的村子叫兴无村，在停钟以北，两村之间隔着一条乌江河。兴无村地势比停钟平坦很多，村民多是沿河而住，不像停钟，几乎所有人家都住在山脚。村里人多是按姓氏划分居住区域，外公家在乌江河边的曾家坝，附近全是曾姓住户。母亲在三兄妹中排行第二，舅舅比母亲大两岁，小姨比母亲小三岁。那个时候，“包产到户”的政策还没有实行，每户人家出集体工收了粮食之后，再按户口和工分数分粮给每家每户。外公外婆每天在村里挣工分，家务便落到了家里的三个孩子身上。

在母亲提及童年生活的廖廖数语中，她常常会感叹，那时的日子很简单，也很漫长。除了家务，她记不起当时自己还做过哪些有意思的事。她要做的家务很多，现在看来，完全不像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能在一天内完成的活计：挑水、捡柴、洗衣、摘菜……

乌江的河堤上那时多是新栽的樟树，没有多少枯枝落叶。每天一大早，母亲都会带着镰刀和捆草绳，去到村外的草丛，一丛丛地割下高过腰身的野草，再捆起来，然后背回家摊在家门前的土坪上，晒干了当柴火。她手脚麻利，一两个小时便能割好一天要烧的野草。割完野草，母亲便要到乌江边挑水。家中的水缸要满足家里人和牲畜一天的用水，容量很大，盛得下七八担水。她那时还没力气挑起大木桶，只能用小桶，要多走几个来回。扁担很早便压弯了母亲的脊背，她有时甚至会开玩笑说，这就是她个子不高的原因。

早晨的活计干完后，母亲会帮着舅舅给家里的猪仔喂食，然后挑上家里人前一天换下的脏衣服，到乌江边清洗。农村那时候不兴用洗衣粉，肥皂也算是奢侈品。大家洗衣服有时用皂荚，但更多情况下用木棒在石板上反复锤打，或者靠手反复搓洗，以此来清除污渍。母亲常说，她的手一定是在那个时候搓衣服搓多了才变得粗糙的。她喜欢把手摊开，给我和弟弟看上面的皱纹，然后向我们感慨当年的苦日子。

洗完一天的衣服后，母亲如果感到累了，就会躺在乌江边的青石板上睡上一觉。青石板旁的柳树在风中摇摆，柳枝拂过母亲的手，她会折一节柳枝，放在鼻尖轻嗅柳枝的气味。野鸭在河面飞起飞落，看着它们，母亲希望苦日子快快到头。但在那个年代，苦日子好像永远没有尽头，能吃上一顿饱饭便是村里人最大的满足。孩子们坐等饭菜上桌时，最盼望的便是碗里能比平日多一勺白饭，沾油腥的菜想都不敢想。每个月底，公社会按工分分给农户粮食，再到后来，演变成了粮卡。形式虽在变，但碗里的白饭却未曾增加。

乡里人家都养了家畜。但那个时候，因为粮食供给少，外公家养不起太多的牲畜。每年开春，外公都会从其他农户家买进一两只小猪仔，养肥后，年底时宰掉卖钱来补贴家用。家里还养了一两只母鸡，用来下蛋，等它们老了下不了鸡蛋了才会被宰杀。不过，偶尔母鸡生病不得不杀时，母亲便有机会尝到一口鸡肉。她常说乡下放养的土鸡，味道最鲜美，我则怀疑是因为母亲没有多少机会吃到鸡肉，才觉得好吃。

当春天山上的茶树在雨后吐出新芽的时候，母亲便会和外婆、小姨一起去采当季的新茶，再拿到镇上去卖。当时一公斤新鲜茶叶大概能卖八分钱。母女三人一天忙活下来挣到的钱，都换了家里必不可少的物件：火柴、酱油、菜刀以及春天要播种的种子等等。有时候，母亲也会抱怨自己的劳动不值钱，两三天摘茶叶赚的钱换不了什么东西。可是，她又不得不干这些不挣钱的活儿，因为这些是她少有的可以为家里挣钱的机会。

她说，有一年，雨水很充足，山里的茶叶长得很好，她们三人在山里摘了将近半个月的茶叶，最后换回了一只小羊羔，让她高兴得好几天都睡不着觉。

在母亲十岁的时候，舅舅决定从学校退学，和村里的渔民一起到外省打鱼。他需要一张渔网。可他不知道怎么织网，家里又没钱买渔网，织网的重担便落到了外婆、母亲和小姨身上。母亲也退了学，专门在家学习织网。

她学得很快，不到一年，便成了村里的织网能手。见母亲学会了这门手艺，外婆索性建议母亲靠织网来给家里赚钱。

母亲往后的日子便与渔网连在了一起，直到嫁给我父亲之后，也仍是如此。当母亲回忆起自己的少女时代，她总会告诉我说，她最开心的时候是村里下暴雨的日子。

因为一下暴雨，外公外婆便要出去清理房子周围的水沟，而村里其他大人也都因为下雨躲在家里，没有人会在外头走动。这个时候，母亲便能从织网的工作中抽身，冒着大雨和舅舅在村上的果园里等雨水打落的果实。村里的水果是公家的，平常不允许私人采摘，但被风雨打落的果子可以拾捡。母亲守在树底，等着枝丫上那些摇摇欲坠的果子掉落。果子落下的那一刻，母亲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但她最难过的一次经历也是拾果子。有一回，母亲背着我的小姨在乌江边割猪草。在河边，母亲看到了一簇紫得发亮的桑葚。她很是嘴馋，伸手便去抓垂在水面的桑葚。那天下过一场大雨，河边泥土出奇地滑。一个不小心，母亲的脚踩滑了，她身体猛地往前一倾，把竹篓里的妹妹倒进了河里。母亲慌了，她不会游泳，只能大声地哭喊“救命”。我的小姨在那湍急的河面上飘着，直到附近打鱼的村民赶过来，小姨才被救起。

那一年，母亲六岁，她自此不再采桑葚了。

几乎在乌江边的同一处地方，母亲第一次碰到了我的父亲。那天，父亲和他的几个朋友在乌江里捕鱼，母亲则在附近洗衣服。几个汉子光着膀子游在河里，母亲虽然害羞，但也忍不住不时偷看。不过，那次她并没有看清楚父亲的模样，而父亲也因为忙着捕鱼，没有留意到河边柳树下的姑娘。或许是父亲捕鱼时的专注打动了母亲的芳心，所以后来媒婆提亲时，母亲爽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为什么你当时决定嫁给爸爸，而不是河里其他打鱼的人呢？”有一次，我忍不住问。

“你父亲家那时有六亩水田，那几乎是我家的两倍多。”母亲充满现实的考量让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后，各个村落都按户口和村里农田的数额重新分配了农田使用权。停钟的水田比兴无要多，父亲家自然多分了很多。

母亲说完后，似乎又觉得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补充说道：“你爸爸那个时候干农活很厉害，看起来靠得住。”

“什么叫靠得住？”

“他那时候力气很大，挑一两百斤的担子在田埂上能跑起来，村里没几个小伙子有他那么大的力气。他有这么大力气，往后种田过日子，自然就靠得住了。”我忍不住想，乡下那个时候挑对象的标准真是实在。难怪村里媒婆说媒时，不强调人的长相，只夸人会不会干活，有没有力气。

“而且你爸那时还在镇里饭店当帮厨，村里没几个男的可以在镇上找到工作的。我当时想着你爸一定很有能力，才答应嫁给他的。”

“我好像没怎么听爸说过他做帮厨的事啊？”

“我们结婚第一年他就没干了，你爸只知道回家种田，也不想想镇上赚钱机会多，待久了自然能找到好工作。”

有了孩子之后，母亲褪去了少女时代的稚嫩，多了一份坚强，像勇士一般成天想办法和苦日子斗法。

母亲出嫁那天，嫁妆里有一床红棉被、一张木桌、一个床头柜、一个红皮箱，还有一套织网工具。接亲的队伍锣鼓喧天地进了她家的门，把嫁妆用扁担抬了起来，然后簇拥着她出嫁。母亲给自己换上一件红外套，画了画眉，在头发上别了一朵花，然后就随着接亲队伍趟过乌江走向停钟。

进村的时候，爷爷一家在村口点燃了炮仗。爆竹噼里啪啦响个不停，直到把母亲迎进新家才渐渐停息。

出嫁了，成家了，可这新家究竟是什么模样呢？母亲环视着她的新家，像所有刚进门的媳妇一样，开始清点家里的东西，好知道往后的日子怎么操持这个家。她数了数家里猪圈、鸡圈里的猪和鸡，看了看谷仓里的粮食；她打量着土砖砌成的房子，用手拂去墙角丛生的苔藓；她清理好锄头、铁耙、扁担、木桶、风车，好弄明白家里究竟有多少能用的农具。

这一查看，让母亲心里凉了半截，因为父亲家的实际状况比媒婆提亲时说的要差了很多。

母亲有点担心，可又不知如何说出口。她想着以后要是有了孩子，家徒四壁，她和父亲养得起吗？

想那么多干吗？母亲不是那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人。有能力的媳妇能够把穷家操持得过上好日子，她也要做点事让公婆知道他们的媳妇能干。像她小时候在家一样，母亲开始在新家织渔网。

她摆好织网的木架，把鱼线缠在网针上。鱼线打好结后，母亲用竹尺丈量好网眼的尺寸，然后拉动网梭开始织网。鱼梭打在竹尺上，绕竹尺一周，在收尾时穿过竹尺的鱼线一次，再绕回来，用力一拉，一个渔网结便打出来了。母亲织得很快，不到一周，便做好了一张渔网。

父亲很爱捕鱼，但家里一直没钱买渔网。有了这张渔网，父亲经常在黄昏后，带着母亲到村里的水塘边下网。他之所以选在黄昏，是为了让村里其他人发现不了渔网的位置。等过了一夜拉上渔网时，上面缠住的几百条小鱼在清晨的光线下闪闪发亮。母亲把渔网收上来，小心翼翼地取下小鱼，去掉内脏，撒上盐再烤成干鱼，让家人能够长久尝到荤腥。

母亲还四处搜集野菜：野山菜、茶花、栀子花、蕨菜等等。蕨菜是春天的绝佳美食，但蕨尖带毛的地方有微毒。做蕨菜时，母亲会用开水焯一遍，将有毒的部分掐掉，再把蕨菜切成两截，扎成小捆，放进坛子里腌制。腌制的野蕨菜是我小时候最爱的食物，如果再搭配几片猪肉，那真是一种难以描述的美味。雨季里，要是水田的田螺长肥了，母亲便会提个桶子，去田里捡田螺，回家后放在清水里养几天。等田螺吐掉泥巴后，母亲会用开水烫煮，拿竹签挑开田螺的厣，去掉肠子，做成一道青椒炒田螺。

除此之外，桃树分泌的桃油、荷塘的莲藕……但凡乡下能够做成美食的原料，经过母亲的搜罗，都会出现在我家的餐桌上。

母亲常说，她当时做那些食物是为了喂饱我和弟弟。父亲在农活上管得较多，不太会在意一日三餐这些小事情。我和弟弟出生之前，家里吃得简单，大人都能将就。可等我和弟弟出生后，母亲便会设法找些新鲜食材来给我们补充营养。因为母亲，家里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不少。

乡里人，出生、长大、干活、结婚、生子、养家，像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像一段注定的宿命。既然无法摆脱农民的命，那就只能努力一点，让自己的下一代过得更好，让他们的将来有个好起点。

有了孩子之后，母亲褪去了少女时代的稚嫩，多了一份坚强，像勇士一般成天想办法和苦日子斗法。在她眼里，任何有用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钱的，这其中就包括她的头发。母亲平常注意保养头发，碰上收头发的人进村，她便会散开发髻，明码开价。“只能按我说的价钱买这缕头发，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她的语气坚定，因为她知道要再长回那一头乌发得花多少时间。

在母亲过门的第三年，她作为织网工的名声在停钟传开了，邻近的村民都纷纷慕名找来，找她定制渔网。那时，我们家的墙上挂满了渔网和鱼线，或是竹山村某家想要一张丝线网，或是烟田村的农户想做个鱼线网笼，或是专业的打鱼户要织个长达几百米的拖网……生意好的时候，渔网堆满了我们家的空地，母亲不得不把那些织好的网堆到床上，她和父亲有时就直接睡在新织的渔网里。

母亲织网的时候有个小目标：不论她织的是什么网，她都希望每天能织出一万个网眼。不同类型的渔网，做工、耗时都不同，但全是以网眼数来算工钱的。织出一万个网眼大概能赚四块钱左右。母亲在心里盘算着，要是她每天能赚四块钱，一个月便是一百二十块，一年便是一千五百多块。

这个数字对于当时的母亲来说，几乎是一笔诱人的财富了，所以她多苦多累都感到有劲头。为了完成目标，母亲不得不专注于工作，有时连孩子都没太多心思照顾。

她把我和弟弟放在身边，任由我们在新织的渔网里打滚、睡觉、拽线球或是咬线团，只要我们不哭就好。阳光从东边的窗口照进，又在西边的门缝里拖着余晖沉下山坡。她就一直坐在织网架旁，一天里除了吃饭，几乎不怎么起身活动。乡下那些年晚上经常停电，天黑了，她会点上蜡烛，直到蜡烛燃尽最后一滴油，她才会揉揉酸痛的眼睛，准备收工。

在最忙的日子里，她的动作变得机械化，以至能在黑暗中以同等的速度织网。父亲说，有时候半夜醒来，他仍会看到熟睡的母亲不停地晃动着手，好像在打结织网。

母亲身上，似乎有着一种神奇的变废为宝的能力。

我一定是从母亲那儿学会了“坚韧”这个词。当我向母亲抱怨学校里作业太多的时候，她会告诉我，她是怎样学会织渔网的。

“我学织网的时候差不多是小学四年级。那个时候我的成绩很好，好几次期末考试我都在学校里得了第一名。”母亲说，“我语文非常好，作文写得好，但那个时候家里没条件提供书和文具，让我练习写作。当我问你外婆要钱买铅笔时，她就哄我说，如果我能够帮她织一张渔网，她就给我买一支铅笔。”

“儿子啊，你是不是也想帮我织张渔网？或者去帮你爸把那些地坪里的谷子晒干？要是你不想做作业，就来帮我们，反正我们也缺人手。到时候，你就会知道，读书是多么轻松的事了。”

母亲总有办法说服两个儿子用心读书。

她喜欢读书，任何写有文字的东西，她都看得津津有味：村里杂货店里裹东西的报纸，药瓶上的说明书，老黄历……她都喜欢读。

母亲识字，但仅限于一些常用字。要是碰到复杂的，她要比画很久，分析部首，才能大致明白意思。她几乎已经忘记怎么写字，除了家里人的名字，其他的字，她要想很久才知道怎么起笔。

要是母亲多上几年学，她肯定能识得更多的字。只可惜，外婆那时觉得读书对女孩子没用处，因此在母亲四年级时就强迫她退学了。母亲哭过、闹过，甚至出逃、绝食过，希望外婆回心转意。

可是，一个小女孩怎么拗得过她的母亲呢？况且贫寒的家境也供不起她读书了。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外婆朝着母亲大吼，“你只要数得清鸡窝里那些母鸡下的蛋就够了，学那么多没用的字，写出来给谁看呢？”几十年过去了，母亲对外婆的斥责仍然记忆犹新，足以想见她的不甘。

或许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上学，母亲才会特别喜欢看两个儿子读书的模样。放学回家后，我和弟弟便会在母亲面前朗诵当天学的课文。她坐在我们旁边，手里一边织着渔网，一边静静地听我们朗诵，听得入神了，便朝我们这边看一看。等到我们读完了，她会倒上一杯茶水，递过来，对我们说：“儿子啊，你们嗓子干了，喝点水，再读些课文给我听。”

或许是课文勾起了母亲的回忆，她忍不住问我们：“你们读的故事真好听，是哪个老师教给你们的？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学的第一篇课文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你们现在的课本上还有这篇课文吗？为什么你们课本里的故事跟我当时学的完全不一样呢？再读一些，再读一些，反正蜡烛还有很多，你们也不困。”

就这样，我和弟弟童年的许多个夜晚，都是在母亲这样的渴望和要求下度过的。我常常想，在那些漫长的夜晚里，母亲打了多少渔网结？又燃尽了多少根蜡烛呢？屋外夜空中的星星俨然换了位置，母亲抱起趴睡在桌子上的两个儿子，把他们轻轻放到床上。

母亲对书的喜爱，令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小学毕业那年，父母发生了一次口角。那天，母亲少见地动怒了。

原来，父亲自作主张，把我的小学课本以两块钱一斤很便宜的价钱，卖给了收废品的。母亲知道了很是愤怒，她无法容忍父亲把书当废品的行为。

这件事情当时让我有点哭笑不得。不过，即便是到了今天，每每看到有人不珍惜图书的行为，我都会想起父母当年的口角。

在童年求学的那段日子里，我经常因为家里困窘，隔三差五地短缺文具。我不敢向父亲多提，只能问母亲。她总能变着法子给我找到新文具。要是我的本子写完了，她便会用橡皮擦掉我用铅笔写过的本子，让我重新再用。擦不掉的，她会让我当草稿本用。她偶尔到镇上去买东西，也会扛回来一叠旧报纸，让我在报纸边角的空白处练字或做算术。

母亲身上，似乎有着一种神奇的变废为宝的能力。

她能把一件简单物品的用处发挥到极致，让别人看不出家里的窘境。所有物品在她手上，都是多功能的：洗脸的脸盆可以用来腌制撒了盐的鲜鱼，收集杀猪时的猪血，存放要喝的井水，用作澡盆在夏天里冲澡，甚至盛放家里熬的猪油；在铁匠铺打的刀子，可以是切菜的菜刀、割猪草的镰刀、削笔刀、砍柴刀，甚至是钉钉子的锤头……

母亲开玩笑说：“要是一张门不能拆下来做杀猪时用的门板，怎么好意思算作是一扇门呢？”

为了应对家里人生病，母亲从乡下郎中那里学会了很多实用的技巧。她懂得不少单方，也能识得多种草药。一有闲暇，她便会从野外采回一些草药，晒干存好以备不时之需——茅草根收集起来能止血，鱼腥草能降火消炎，炉灶灰里的土鳖虫晒干研成粉末能祛瘀血……

有时候，我觉得母亲就是一位郎中，任何疑难杂症在她手中都不是问题。

有一次，我被蜘蛛咬了，手肿了起来，伤口处很是痛痒，像有蜘蛛丝在我皮下生长着。我跑去向母亲求救。她看了看伤口，让我从棉被中扯一些旧棉花，再取一些家里酿的米酒。她把棉花撕开，一层一层裹住我的手，然后把我的手浸到米酒里，让我咬住一根筷子，叮嘱我：“儿子，我待会儿用火来给你烧一下伤口。别怕痛，火能解蜘蛛毒。”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我被烧伤了怎么办？”

“别担心，我会控制好火烧的时间。”她边说边点燃了火柴。我现在已经忘记火在手上燃烧了多久，只记得，火刚开始烧外层棉花的时候，我不觉得疼痛，当热度越来越高时，那种灼热感几乎让我难以忍受。我盯着燃烧的棉花，觉得时间很漫长。我想大叫，但嘴里咬着筷子，让我想叫也叫不出来。

有那么一刻，我试图甩动我的手，甩掉缠在手上正在燃烧的棉花，母亲阻止了我。当火熄灭后，我吐掉筷子，在房间里歇斯底里地又叫又跳。

当我们一家人在冬天的长夜里坐在火炉旁唠嗑时，母亲总会笑着回忆起这则用火疗伤的故事。她告诉我和弟弟，乡下长大的孩子是要早早成为男子汉的。毕竟，乡下的小孩哪个不会被小毒虫叮咬呢？

成了男子汉，这些咬伤就变得不值一提——母亲不只是口头说说，她自己就很能承受疼痛。

当寒冷的冬季到来时，我经常看见母亲拿着燃烧的蜡烛，朝着她因患冻疮而开裂的手上倒融化的蜡水。她不确定蜡水能否封得住开裂的手掌，她只知道蜡水烫手的时候能够止痒，止住了痒，她就可以继续干活了。

不过，不论母亲多么精明能干，生活里也总会有让她手足无措的时候。在母亲出嫁的第五年，我的弟弟得了一场怪病。得病的时候，他没了食欲，对大人的叫喊也没太多反应，好像变成了傻子，经常毫无缘由地哭笑。母亲试过很多土方子，但都不奏效。

“我听说村里常有捉弄小孩的鬼怪，只有小孩才看得到。你们说，我的儿子是不是看到那些鬼怪，被吓得丢了魂魄？”当时的农民遇到难以解释的病，常会扯到鬼怪头上去。要是小孩被认定是受了惊吓，便只能找巫医来驱鬼。“畜生！捉弄谁不可以，非得捉弄我儿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认定儿子是因为受了惊吓而得病之后，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母亲背着弟弟，去了附近住着的一位会驱鬼的巫医那里。她沿着田埂穿过许多丘田，翻过几座小山，到巫医家门口时，却因为心急而忽略了路边的水塘，一脚踩空，掉进了塘中。母亲慌了，在水中大喊“救命”，弟弟在她的背后哭得更是厉害。母亲一边急着安慰弟弟，一边急着叫喊求助。夜深了，那里没有人经过，任凭母亲如何喊叫也没人听见。她慌神了，可是她知道此刻要镇静，她强迫自己定了定神，这才发现自己离塘岸很近，水也不深。于是，她摸黑抓住了塘边的柳树根，一点一点地从水塘爬上了岸。

“害人精，是你在作怪吗？！是你要害我儿子吗？”上岸之后，母亲歇斯底里地哭喊着，“告诉你，我一点也不怕你，前面就有个能够收鬼的。我这就过去，要他把你烧成灰！”

进了大学之后，我以为我对身边的事情比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的母亲，要懂得多，可是，每次碰到这样的对话，我才真正知道世界有多大，我有多么无知。

高中的时候，我的家境有了很大改观：父亲在外已经打了将近十年鱼，我们家渐渐有了点存款；家中的老房子在雪中垮掉后，新楼房很快就建起来了；家里扩建了猪圈，多养了几头猪仔，还多承包了好几亩水田，每到收获季节，粮仓里就会多出好几千斤稻谷。

同时，我们家逐渐能够买得起一些在过去看起来是奢侈品的物件了：一九九九年，我们买回了家里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二零零二年，我们家安装了电话。

进入新世纪的头几年，村庄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每个角落都写着“要致富，先修路”的标语，一条条新路劈开山涧，从村外通进村里，让出村进城方便了不少。不少年轻人那时开始闯荡广州、深圳，在那边新建的厂房里打工。

在外打工的经历打开了乡亲们的视野，而通过打工赚回的钱则用到了乡村建设上。等到我高中毕业，村里很多户人家已经买得起彩电和冰箱了。

那些年，母亲觉得生活是有奔头的。每每看到家里新添置了东西，她的脸上就会露出笑容。她喜欢在猪圈里踱步，看着猪仔拱地、吃潲、打架、睡觉……她会细细观察每头猪最近的生长情况。

母亲还会花时间整理新添的家具。她若有所思地看着家里的电视机，自言自语地嘀咕电视机是不是摆歪了。即便电视机摆得很端正，她也会小心翼翼地挪动一下，或是在电视机底下垫几张纸片，好让电视机摆放的位置看起来更顺眼。如果电视机上有一层灰尘，母亲会赶紧打湿抹布，轻轻拭去灰尘，然后想着是不是要在电视机上加个防尘套。她花好几天时间缝制了一个防尘套，可是，套上去没几天，她又担心防尘套会不会影响电视机散热……

她经常被这样一些琐碎的问题困扰，不知道该怎么才能把家里贵重的电器照看好。

于是，母亲只得拿起电话，问电话那头已经上大学的儿子。

每次我们通电话，一定是她先不停地絮叨一会儿，好像要把家里所有的新鲜事和困扰都讲完，才给儿子讲话的机会。

“儿子啊，前几天来了一群人推销洗衣机，比手洗衣服还是简单得多，我在考虑是不是要买一个。”

我没有特别在意母亲的话。我懂她的性格，她舍不得花钱买洗衣机。她去凑热闹，无非是图那几包赠送的洗衣粉。村里的妇女、老人很是爱贪这些便宜，母亲自然也不例外。

“我最近在学怎么缠电动机里面的线圈。儿子，你见过那些电动机吗？几个月前，几个做生意的有钱人来我们村了，他们要做电动机，想雇村里的闲人来帮着做。想学的人可以去听课，他们会教大家怎么编线圈。学成了，便可以把电线领回家，在家里进行加工。我去听了课，编线圈比我当时织渔网简单多了，我应该做得了这份活儿。儿子，你怎么看？”

母亲也就在几个月前才第一次看到电动机的内部构造，却有这样的信心，真是让我惊讶。不过，我感兴趣的倒不是母亲会不会接这个工作，而是工业化的滚滚浪潮让母亲的手艺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儿子，你知道灵芝吧？好多人说灵芝一斤要几千块钱，是不是真的呀？你堂外婆前一阵子在山里捡柴的时候，捡到了一株灵芝，卖了不少钱。山里应该还有，你能告诉我灵芝到底长什么样吗？一般长在什么地方呢？我也想进山里去看看，没准我一天也能捡回好几千块钱呢。”

母亲口中的很多事情都和钱脱不了关系。

“有几个老人最近跟我提起过一件事，讲的是天上的流星。据说那东西捡到了也很值钱，一小块能值好几十万。儿子，你想想，要是哪天流星从天上掉下来，掉到我家后院子里，那该多好，我们就一辈子不愁吃穿了。”

母亲越说越像是在做白日梦，连我也惊叹于她的想象力。

母亲的絮叨虽然琐碎，我听着却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话，是我远在他乡求学时获悉家乡变化的主要渠道。

一说话便停不下来是母亲的一大特征，她也爱和我闲聊村里人的家常事：哪个小伙子结婚了，哪个姑娘出嫁了，邻居家的老奶奶办了气派的七十大寿寿宴，某家农户的水牛生病不能耕田了……各种大事小事，只要母亲能够想到，她都会在电话里和我说起。

在一次通电话时，我像往常一样询问母亲，村里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情，母亲说她在学习使用燃气炉，随后她想起了一些其他的事。

“讲起燃气灶，儿子，你还记不记得竹山小学里教过你数学的黄老师？”

“黄老师？我记得呀。他是一个很有耐心的老先生，教了我一学期，那应该是在我读四年级的时候吧。我考上大学那年家里唱皮影戏，黄老师不还过来了吗？他看上去好老了，应该快退休了吧？你为什么提起他？”我有点没弄清楚母亲的逻辑。当然，母亲的絮叨很多时候是没有逻辑的。

“黄老师上个月过世了，是在睡觉的时候被煤气毒死的，好可惜。他几个月前刚刚中风，脑袋不好使，估计是睡觉前忘了关燃气灶。”

我有点不敢相信。黄老师是我在竹山小学读书时，印象比较深的一个老师。那个时候，他知道我家的经济状况，常会给我一些额外的关照，也会经常到我家，给我学习上的指导。突然听到黄老师过世的消息，我一时有些接受不了。

“你还记得他家那个小孙子吧？”说完，母亲停顿了一下，她不确定我是否见过黄老师的孙子，然后告诉我，那个小孩在读小学时成绩也很棒，黄老师一家人都盼着他能考个好大学，结果他高考考砸了。“他肯定是压力太大了，离重本线只差了几分，若是他重读一年再考，考个好大学还是有希望的。可这小孩性子倔，查出分数后，连家也没回，便从学校房顶跳下去摔死了。黄老师知道孙子没了，承受不住打击，就中了风。”母亲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听到这一连串消息，震惊得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不知道那个小孩为什么把考试看得那么重。他才刚过十七岁啊，还有那么多日子在后头，干吗想不开呢？儿子啊，你已经考过高考了，我好像不太记得你当时有抱怨过高考呀？也没听你跟我说过面对考试有多大压力呀！你那时是不是没有跟妈说实话？这些年，我听了好多类似的事情：有些学生因为高中学习压力太大，精神失常；有的太专注于学习，身体素质变差，在考场里晕倒了……儿子，你当时怎么给我感觉，高考好像不难？”

“哪有的事？你不知道罢了。”为了不让母亲瞎担心，细想之后，我简单地答道。农村的孩子出路狭窄，高考就是命运的分水岭，迈过了这一坎，往后的日子会轻松很多。考砸了，很可能就只能回乡下种地或到城里打工。我在高中时自然也是被高考的压力驱赶着前进，只是我不太愿意告诉其他人罢了。

“不过那个时候我的成绩一直挺好的，压力大也没多少问题。”

“看来你当时是瞒着我和你爸了。你怎么不把当时学习的压力和我们讲讲呢？我们也好出点主意嘛。我帮不了你考试，但至少可以到庙里去求支好签，保佑你考个好成绩啊。”

“哈哈，妈，这些迷信的事情你也信？”

“干吗不信？心诚的话，神仙也会有感应的。你当时就该打电话讲讲，妈便多带些香火钱去拜神。哦，对了，你现在知道黄老师家发生的事情了，记住，千万不要去学那个小孩，压力大就去跳楼会害了全家的！”

“妈，我怎么会去干那样的傻事啊？你不要胡思乱想了，我现在已经考进大学了，大学里的课程比高中简单多了。”

“你又在跟我说胡话吧，儿子？我怎么听人说大学里的课业比高中要难很多，学生都不容易毕业呢？儿子，你现在不在乡下了，离家远，妈又照顾不到啥，还是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每天找机会多放松放松。”

“我知道。你没看到我们大学给你寄过去的成绩单吗？我每门课的成绩都不错，学习方面你不要担心。”

“嗯，我看到你的信了。前一阵子你的信寄到烟田村，那里收信的人开了信，才把信送到我们家。”

“妈，你刚刚说啥？有人把我的信私自打开了？”

电话那头，母亲好像觉得一切理所应当，这倒让我更加奇怪了。“是啊，村里人不常收到信。儿子，你想啊，哪个会往村里寄信呢？那些人估计看着好奇，就打开了。”

我觉得不自在，便问母亲，有没有嘱咐私自拆信的人一句，让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

“没啊，我该做些什么吗？”

“当然了，妈，你怎么这么没有个人隐私意识？私自拆信在城里可是违法的。你想啊，要是我在信里给你寄钱了，信又被别人拆了，那该怎么办？”

我觉得有必要给母亲普及一下城市里面的规则。

“你没往信里塞钱吧？我当时可没看到钱。”

“我那是打比方！妈，你怎么就听不出重点在哪儿呢？信件是私人物件，其他人是不允许擅自打开的。你这么说，我下次怎么还敢给你寄信？”

“你这下有点小题大做了吧？这又不是什么大事，乡下的规矩和城里不同，况且村里人大都互相认识，你寄回什么东西大家都知道。我要是看到其他人的信，也想打开看看。”

母亲的辩解让我不知道如何回应，我只觉得她的思维模式和我完全不在一个频道。

“儿子，村里人做事和城里不同，你不能随便拿城里人做事的方式套到我们头上。要不我给你讲个故事？听完你就知道我的话是什么意思了。”母亲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我执拗的脾气在母亲眼里或许得改一改了。

“好吧，那你说说。”

“隔壁村有一个做阉猪生意的人，你之前没准见过他。一般情况下，阉割一头猪，要好几个男人才摁得住。可是这个人，他自己就能搞定，好像有法力能够给猪安神。每回跳进猪栏后，他会在猪的不同部位左拍拍右拍拍，没过几分钟，猪就会听他的指令，安安静静地躺下，好像被催眠了一样。即便他开始动刀阉割，猪躺在地上也不会有多少反应。阉割手术完成后，他再拍拍猪的其他几个部位，猪就又站起来了。我这么大年纪也没见过这么神奇的事情，儿子，你在大学学生物，跟我说说，他是怎么做到的吧！”

我也觉得这很神奇，问她是不是用了麻药或用针扎了穴位，母亲一一否定之后，说：“城里的那些规矩放到乡下，不一定行得通，很多事情自有其门路。”

我挂掉电话，长久沉浸在和母亲对话后的震撼里。

进了大学之后，我以为我对身边的事情比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的母亲要懂得多，可是，每次碰到这样的对话，我才真正知道世界有多大，我有多么无知。我曾一次又一次，听着母亲波澜不惊地讲述那些惊心动魄、光怪陆离却又真实发生在她身边的事情。我会感叹，要是没有这些絮叨，我会错过生活中多少有意思的事情呢？世界那么大，母亲就在那里，在电话的另一头，用她最平常也是最不平常的语调，跟我讲着她的世界里我不曾知道的事。

只见母亲在齐胸的泥巴水里走着，碰到水渠里长熟了的菱角便抓进手里，扯掉菱角叶，在水渠里洗洗，便朝着岸上扔了过来。

母亲显得非常兴奋，她的大儿子要去美国留学了，是村里第一个走出国门留学的人，她觉得脸上很有光彩。她想让儿子快去美国，好告诉她，那个陌生的国度究竟是什么模样。她对美国了解得不多，只知道美国在地球的另一头，美国人讲一口她听不懂的洋文。她觉得知道这些已经足够了，此刻，她在帮儿子检查旅行箱，保证儿子带齐了所有该带的物件。

“儿子，你带针和线了吗？我在你包里没看到啊？”

“没有，妈，带针线干吗？”

“你衣服要是在那边坏了，好自己补一补嘛。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够不带过去呢？”

“我不会自己补衣服，要是同学知道了，那多没面子。”

“面子面子，你就知道这些虚东西！衣服掉扣子了，随手补补又不花时间，哪会有人笑话你？带着吧，肯定用得上。”

“好吧，你塞进去，但你放了也没用，我不会用的。”

母亲从衣橱里拿出了几团棉线，有黑色的、绿色的、红色的、白色的……她在一团团棉线上分别别上一根细针，然后打包好放进了我的行李箱。

“儿子，你行李箱里的布鞋呢？昨晚我给你检查箱子的时候还在，怎么现在不在了？”

“我早上拿出来了。我的行李箱已经装满东西了，再装就会超重。”我把布鞋从床底翻出来，不耐烦地解释着。行李箱中其实还能装不少东西，只是我不想要这几双土气的布鞋。

“一双鞋能添多少重量？儿子，把鞋放进去，都放进去。鞋是我今年春天的时候新做的，棉花也是新采的，肯定保暖，你带过去穿着一定舒服。”

“那就放一双吧，我到美国不会穿布鞋。”

“还有，你要不要带点吃的？你常抱怨大学食堂的菜不好吃，没家里做的味道正宗。是不是该带点？我特地到田里捕了不少黄鳝、泥鳅，用陈年的木头锯出的木屑熏好了。你闻闻，有一股很香的木材味道。要不要放些进去？哦，对了，家里的剁辣椒你最爱吃，在美国不一定有，也带几瓶吧。”

“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飞机上不允许带吃的，尤其是肉，过海关的时候查得严。”

“那些烘干的长豆角、黄瓜皮、白辣椒和蕨菜总没问题吧？你都塞点，免得没带过去你又后悔。”

去美国那天，一大早我们一家人吃完早餐，围坐在一起聊家常，可是话刚起了个头，却又撂了下来。一家人沉默地坐着，等待从村里进城的汽车。母亲似乎有什么话想和我说，但欲言又止。她再次拉开我行李箱的拉链，简单地查看了一下，又合上了，然后走进厨房，倒了一杯温水，递给我。我摇了摇头，告诉她我已经喝饱了水。“你就不用瞎忙活了，干吗不坐着？”我的语气中带着几丝不耐烦。于是，母亲把水放下，望着窗外晨光照耀下的村落。

停钟的汽车站很简单，就是在路边上立了一块牌子，牌子旁边是一条很深的水渠，初秋时候，由于上一季水田的泥巴渗入，水渠中现在已经灌满了泥土。菱角在这个季节刚好成熟，深绿的菱角叶上沾着露水，在清晨的微弱光线下，看起来十分漂亮。一家人在家里等得不耐烦了，便提着行李来到汽车站旁。几个乡邻背着锄头在田埂上除草，看见我们一家人都提着行李，就问谁要远行。

“我的大儿子。”母亲的口吻里充满了自豪，她告诉他们，她的儿子要去美国，那个只在电视新闻里听说过的国家。

“儿子，我当年织渔网的时候，看着你和你弟在渔网里打滚，以为你们以后会以打鱼为生。可我没想到，你读书读得走出了国门。”

很快，一辆汽车拖着扬起的灰尘，驶入村中的公路。我朝汽车看了看，而母亲此刻却将视线移到了我的身上。她想笑，毕竟这次远行能够给我一个更好的未来，作为母亲，她应该为儿子的未来祝福。可是，母亲又意识到这驶来的汽车将把她儿子送到一个她不熟悉的地方，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见不到儿子，这让她有点伤感。

母亲并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些动情的离别赠言，她只在电视剧里看过，在现实中她什么也说不出来。她笨拙地握住我的手，尽管这个动作在她看来显得那么不自然。我显然也感受到了这份不自然，故意说要去提包，顺便甩开了她的手。母亲大概明白我的意思，于是，她也弯腰去帮我提包。

母亲和我就这样提着本可以放在地上的包，静静地等着汽车到站。

“儿子，你还记得菱角是什么味道吗？现在正是采菱角的时候。”母亲指着水渠边的菱角问。

“当然记得呀。这是小时候我们经常吃的零食，怎么会忘了呢？”我笑了笑，“我上次吃菱角还在上大学之前，一转眼已经过去四年多了。”

“你想不想吃几个菱角？美国吃不到。”

我点了点头，但感觉来不及了。

“你等等我，我这就去弄几个来。”话音还没有落，母亲放下包，朝水渠边跑去。她趴到地上，想用手抓住靠近岸边的菱角叶，可她的手不够长，怎么也够不着。我看了便阻止道：“我下次回来再吃吧。”

母亲根本听不进我的话。

乘客已经陆续上了到站的汽车，我一个人站在车门边，看着母亲正努力拔菱角的背影。

“妈，算了吧，我上车了。”我喊着。

母亲急了，她站了起来，脱掉鞋子，抓住水渠旁边的草，一点点滑进了水渠。

“哗啦！”母亲踩进了水渠的深泥巴里。我听到响声，惊讶地回头，只见母亲在齐胸的泥巴水里走着，碰到水渠里长熟了的菱角便抓进手里，扯掉菱角叶，在水渠里洗洗，便朝着岸上扔了过来。

“儿子，快捡几个大的赶紧上车去。这司机也真是性急，又在按喇叭了。别看我，朝我看干啥？我待会儿回家换身衣服就好了，你快点捡几个菱角上车去！”

我满眼泪水地站在车旁，看着还在水渠中笑着的母亲。

我想告诉母亲自己有多么爱她，可是，乡里孩子很少会用“爱”这个字，即便是母子之间。我不知该和母亲说些什么，捡起菱角，在裤脚上擦掉了沾在菱角上的泥巴，用牙齿咬掉了硬壳，把菱角掰成两半，跑到母亲身边，递了一半给她。母亲站在水里接过去咬了一口，我站在岸上咬着带汁的另一半菱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