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访客

秋天，收割完晚稻，我喜欢在稻田里与父母一起捡拾稻穗。

这个时节，村里很多人家都会拿着铁耙，翻动稻田里那些已经晒干而变得蓬松的稻草秸秆，再一把一把扎起来，码成草垛。

浓浓的秋意就在田间，在四散的秸秆里，在像城堡的草垛里散播开来，直到冬雪覆盖这满世界的金黄。

秋天，这是多么有情调的一个季节！

在这个时候，天上已然没有了灼热的太阳，田间也没了那些看似永远也干不完的活儿。

村民收割完稻田的谷物，会将它们铺在自家门前的晒谷坪里，静等着温热的阳光把稻谷里的水分一点点烘干。

大家卸下重担，终于可以享受难得的清闲时光了。

童年的日子有时很是清苦，可每到秋天，我都能卸掉身上所有的重担，尽情享受本该属于我的时光，即便挨打了，受委屈了，我也会很快忘记。

当秋风吹过停钟的山谷，林子里的老鹰在村落上空盘旋时，父母一定会说，这是个扬谷子的好天气。

我们把晒谷坪上快晒干的谷子收起来，装进竹篓里，然后挑到一口对着山谷的水塘边，借着风力把谷子里的稻草屑、空瘪的谷壳吹出来。

我们不停地翻动竹篓里的谷子，看着大风把稻草屑吹起来，连成线往水塘的水面上飞过去。

水塘里那些饿坏了的鱼儿们，浮出水面争抢着草屑。躲在水塘边的翠鸟趁机飞了过来，啄起一条小鱼，立马又飞走，剩下的那些受惊的鱼儿，不知道该不该再次浮上来，吃那些掉在水面的草屑。

每每看到这个场景，我都会朝翠鸟追过去，希望能从它们口中救下小鱼，可是翠鸟飞得很快，我根本就追不上，只能骂它们“可恶”。看到我的抱怨，父母都乐不可支。“管那些干什么，赶紧帮我们把这些谷子扬完才是正事。”

不过，我知道父母此刻不会强求我帮他们干活，接下来的时间很多，扬谷子也不是什么急活儿。

农活儿少了，村里的农场也变得特别好玩，稻草垛垒得像一个个城堡似的，成了小孩子的游戏天地。

我们从稻草垛的顶端爬进去，在中间钻一个洞，然后把草垛中间的草掏空了，做成玩枪战游戏的碉堡。有时候，我们也会躺在草垛上，拿上一本书，一页一页地翻看。

草垛里的世界很是安静，玩得累了，还可以在上面睡一觉。有的小孩睡得很沉，天快黑了都没醒，吓得父母挨家挨户地寻找。别人家里没找到，他们便会到草垛上去找，找到了后，他们会发泄一番，把孩子从草垛里提起来，照着屁股就是一顿猛打。看着挨打的小伙伴，旁边的我们一个个笑得非常开心。

收完晚稻，水田就不再蓄水，这个时候，我们最容易在田里边发现田鼠洞。

我们沿着干涸的地面寻找田鼠洞，发现后，就在洞口点上一把火，然后用竹筒把烟吹进田鼠洞里。田鼠洞一般都不深，很快，洞里的田鼠被烟熏得受不了，都往洞口逃了出来。我们守在洞口，等着田鼠探出脑袋的时候，一把扑上去抓。

“有人抓到吗？”一堆孩子的许多只小手都扑在洞口，也不知道是谁抓到了，大叫着。

“抓到了，抓到了，在我手里呢。”

“你抓着的是我的手，哪是田鼠？”压在最底下的小伙伴抱怨。

于是，大家四散开来，重新寻找鼠洞。之前那个洞里的田鼠，看到人群散了，决定逃走。它从洞口爬了出来，找到了一簇水稻根做掩护，看清了人群的位置后，飞窜着往反方向爬走了。

田鼠身躯虽小，可爬动的速度特别快，会在地上弄出声响。眼尖的小孩，看到田鼠的踪迹，大叫一声，召唤自己的同伴反扑过去。大家一边跑，一边扔出手里的泥块，很快，田鼠又被包围了。胆大的小孩猛地一脚踢晕了田鼠，“快快快，去抓住田鼠的尾巴！”

“提着尾巴在空中甩一甩，不然它会醒来的。”

“来，放进布袋子里。”

小孩子们抓到田鼠后，就兴冲冲地找大人要奖赏。田鼠偷粮，是害虫之一，抓田鼠，也算是我们做的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除了抓田鼠，秋天的稻田里也很适合挖黄鳝和泥鳅。我没有多少经验，经常看不出哪丘田里有黄鳝、泥鳅，所以只能跟着父亲挖。

黄鳝、泥鳅在水稻生长的时候，是生活在泥水里的。等水稻快要成熟，水田变干，它们便会潜到泥土里冬眠。它们躲藏的位置往往很深，为了方便呼吸，它们会在稻田隐秘的地方留呼吸的洞口。有经验的人会很容易在田里找出那些呼吸孔，然后沿着孔一点一点往下挖。刚挖的时候，黄鳝的洞很干，可越挖到深处，洞壁就会越湿润。冬眠的黄鳝在泥土里不怎么动，只要挖到了下面，很容易就能把黄鳝从泥土里捉出来。黄鳝放到水里，过一会儿就会游动了。

我们一般会让它们在木桶里存活几天，等它们把口中的泥土全吐出来，再宰杀。

那个时候，因为年纪小，看着游动的黄鳝，我和弟弟都非常喜欢，经常舍不得吃它们。

我们偷偷地从父亲存放黄鳝的桶里，偷几条出来，放在玻璃罐里，蓄上水，藏在床铺底下。每隔几天，我们就给玻璃罐换水。刚开始，养在罐子里的黄鳝非常活泼，每次抱起罐头的时候，它们都会一个劲地绕着罐壁游动。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吃的，还是因为天气逐渐变冷的缘故，黄鳝慢慢地蔫了下来，很快便死了。

黄鳝尸体发出的腐烂味道，弥散在卧室里，很快，它们就被父母发现了。他们生气地拿起扫帚往我们屁股上打，直到打得我们开始求饶，保证下次再也不偷黄鳝为止。

我的秋天夹杂着欢笑和泪水，一年一年地就这样过去。

童年的日子有时很是清苦，可每到秋天，我都能卸掉身上所有的重担，尽情享受本该属于我的时光，即便挨打了，受委屈了，我也会很快忘记。

我觉得，这个季节是属于我的，没有人能够从我的身边把它夺走，直到多年以后，我仍会在某个深夜梦到那些在深秋田野上的岁月，梦里一切如初，而我已经远离故土。

他和父亲都是真正体会过艰苦生活的一辈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

或许是因为丰收后的秋天是一年中难得的清闲时光，所以乡下人喜欢在这个时候串串门，唠一唠这一年田地的收成。

村里也比往常多了很多新面孔。

小孩子天性喜欢热闹，要是陌生人来了，都喜欢跟着他们走动，不为别的，只是单纯觉得好玩。因此，我也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人，这其中，包括一个赶鸭子的叔叔。

第一次认识赶鸭子的叔叔，是我和父亲在水田里挖泥鳅的时候。

秋天的田野，非常空旷，人可以看见很远的事物。那天，我们俩挖得累了，坐在田埂上休息，忽然看到远处有个人影，父亲觉得无聊，就想把他叫过来聊一会儿。

叔叔拿着一根细长的竹竿，时不时地吹几声口哨，赶着鸭子朝那些有碎谷粒的稻田里走。他看到我们招手呼唤，便慢悠悠地赶着鸭子走了过来。几百只鸭子摇摇晃晃地走在他前面，“嘎嘎嘎”地叫着，叫声回荡在田野上，很是好听。

“你吹的口哨是什么调？”父亲看到叔叔过来了，便扔了根烟过去。乡下男人见面时打招呼的方式，就是递根烟。

叔叔笑着接过香烟，拍了拍手里的尘土，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他背着风，用手掌裹住那团火，小心地点燃了香烟。看着烟雾升起，叔叔舒了口气，把香烟夹在指头间，开始跟我们攀谈起来。“这是鸭号子呢，就像使唤水牛犁田的号子，只是音调变了。”

叔叔看起来有四十多岁，身着深色布衫，光着脚，背着个竹篓子，人很精神。父亲不认识他，但寒暄几句之后，大概知道他是从一个叫白鹤村的地方过来的。他说这几百只鸭子不好使唤，只有学会了鸭号子，才能控制得住。

“这么多鸭子，你应该能赚不少钱吧？”父亲好奇地问。“没多少赚头，都是辛苦活儿。”叔叔把肩上的竹篓放下来，“年成好的时候，鸭子能卖个好价钱。碰上年成差了，镇上的买家压低价钱，就赚不了多少。比不得种田，年年都有个稳定的收成。”

叔叔边说边从竹篓里抓出一把谷子，扔给了正在找食的鸭子。鸭子见到吃的，一窝蜂地跑了过来，谁也不让谁地争抢食物。它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怕生，大摇大摆地走在我们身边。父亲看见有几只鸭子长得肥，就想估摸估摸重量。

他伸手往前一抓，可没料到，鸭子非常灵活地跳开了。他只好起身往前追了几步。鸭子看见有人过来，一下子四处逃开了。父亲扑了个空，于是更加好奇叔叔如何控制这群机灵的鸭子。

叔叔说，光自己跑得快，没什么用。“你要先管住那只领头的公鸭，”他拿着竹竿指了指，“那只鸭子领着鸭群走，控制了它，一切都好办。”

“这样看起来养鸭子也是个技术活儿啊。”

“现在这个季节倒是好养，我每天赶着它们在外面找找吃的就行。”叔叔朝着远方指了指，“我家里种的田少，不能老是把自家吃的稻谷拿来喂鸭子，所以经常要赶它们到野外，去让它们自己找吃的。”

“那其他时节呢？”

“开春那阵子田里东西少，我得把鸭子关在后院。等田里的草长出来了，我会放它们出去吃草。那阵子正好也是水稻秧苗长出来的时节，大家怕鸭子糟蹋秧苗，一般不让鸭子进水田，我就赶着鸭子在乌江河转悠。仔细想的话，我要做的活儿不多，就是每天赶着它们找食，走很长的路。”

“大概每天要走多远？”

“很难说。就说今天，我已经走了很远了。碰到水田里有吃的，就待久一点；没有吃的，就只能赶着它们到另一块水田里去。”

话音刚落，叔叔又吹起了口哨，把鸭子引到另一块谷粒比较多的水田中。“这群蠢家伙，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找食吃。”他边说边笑，说话的时候不紧不慢，看上去很有耐心。

从他和父亲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叔叔家还种着水稻田。因为养鸭子的活儿比较重，他不能种两季的水稻，便在自家种上单季稻，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不多见的。

田里收成少了一半，每年收获的粮食成了一家的口粮，而收入则靠卖鸭子和鸭蛋。每只成年的鸭子能卖到二十块钱左右，除掉本钱，叔叔说他一年大概能赚好几千块，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农村算是比较高的收入。他把挣到的钱都存了下来，好供自己的儿子读高中。

“我家那小子已经读初三了，成绩蛮不错，要是能够考上县城的一中，我做牛做马也得供他读完，将来他就不用像我这样在村里赶鸭子了。”叔叔讲起儿子的时候，一脸的自豪。

他和父亲都是真正体会过艰苦生活的一辈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

“我干这行已经许多年了，做久了，有时也便不觉得那么累。我们这种出身的人反正也赚不到什么松快钱。”赶鸭子的叔叔打开了话匣子。“讲起养鸭子，在起头的那几年，我没多少经验，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给鸭子的翅膀剪羽毛，还闹出了个笑话。那一年开春，我从镇里买了许多只鸭子。开春后，鸭子的羽毛都丰满了，我便打算带着它们到附近的河里去找吃的。到了河边的时候，恰好起风了，鸭子一个个迎风扑着翅膀，我还以为它们只是闹着玩。可没想到，不一会儿，鸭子一只只地飞起来了。它们飞得好快，我根本追不上，飞走的鸭子又很难找回来，我在岸边急得破口大骂，旁边的人都像看笑话一样地看着我。”

他笑了笑，有点儿尴尬。

“回家后，我老婆二话没说就骂我。可我真不知道，养鸭子要定期剪掉它们的羽毛。我老婆心狠一些，拿起一把剪刀就把剩下的鸭子的毛剪了个精光。没有羽毛，它们好长时间都下不了水，看着也是可怜。”

我们听完这个故事，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父亲和叔叔越聊越投机，从鸭子聊到种田，又聊到了打工。边聊，父亲边盘算着家里的收成，想着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试着养点儿鸭子，赚点额外收入。

“要是你愿意的话，当然可以试试啊。养鸭子比种田还是要简单点儿。”叔叔建议，“你看这么办行不，我明年买鸭子的时候，多买一点儿，分给你们，你们先养着，看看能不能养得活，要是养活了，来年再多养几只。”

“好啊，那就这么说定了！你明年这时候还会回来吧？”

“会的，我们隔得远，可我每年都会到这里放鸭。明年开春我一定带鸭子来。”

就这样，父亲和这个认识不久的陌生人达成了约定。

在农村，很多事情都是在几个人的闲谈中定下来的。现在想来，满满都是乡里的人情味。不过，在我那个年纪，我体会不到这份情感。我只记得，当得知我们家来年要养鸭子的时候，我特别兴奋。

第二年，赶鸭子的叔叔如约来到了我们村子，我们家从他那里买了二三十只小鸭子。父亲看见我和弟弟非常高兴，就把养鸭子的任务交给了我们。

我们天天赶着小鸭子在附近的草地上吃虫子、野草。如果鸭子想要玩水了，我们会把自己洗澡的木盆装满水，把小鸭子放进去，让它们在木盆里欢快地游泳。

没有碰过水的小鸭子刚接触水，还有些害怕。可当它们知道自己不会沉下去后，便大胆地玩了起来。它们时不时地潜下水，露出黄色的小鸭掌，很是可爱，赚足了我们的好感。

当家里的母鸡带着小鸡仔在附近走动的时候，听到母鸡的叫唤，小鸭子以为是自己的母亲，便一个劲地往母鸡身边跑。母鸡当然认得出这些家伙不是自己亲生的，于是拼命地驱逐小鸭子，直到它们可怜兮兮地走开。

母鸭长大后就会下蛋。每天放学回家，我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到鸭舍里去看有没有新下的鸭蛋。新下的蛋带着鸭子的体温，令人很有成就感。拾起鸭蛋后，我会把它们小心地放进家里的瓷缸里，之后，母亲会把一些鸭蛋放到盐水里泡上一段时间，制成咸鸭蛋。这些自制的咸鸭蛋煮熟后，蛋黄特别金黄，蛋白也特别细嫩，和我后来在外面吃的咸鸭蛋味道大不相同。

要是鸭蛋剩得比较多，母亲还会把它们制成皮蛋。她用草木灰、石灰粉、黄泥巴加上井水，和好之后，把一个个鸭蛋糊上一层混和物。鸭蛋与混和物里面的一些碱性物质发生反应，过一阵子，蛋白便会变成果冻状，做好的皮蛋加上自制的辣椒酱，特别爽口好吃。因为这些额外的收获，我对鸭子照顾得更加细心了。

秋天，赶鸭子的叔叔再次来到了我们村里，我家春天进的第一批鸭子虽然一大半没有成活，但成活的都长得很肥。看着这些成年的鸭子，叔叔一个劲地夸赞我们头一回养鸭子就养得这么好。我跑到赶鸭子叔叔的面前，跳着告诉他说，这些都是我的功劳。

“真的吗？”赶鸭子的叔叔笑着说，“你很厉害啊。怎么样，喜不喜欢养鸭子这件活儿？要是喜欢的话，好好干，没准你将来可以赚大钱哩。”

他打铁的手艺没有传人，因为没人愿意继承这不赚钱的手艺活儿了。那个铁匠铺，那些“叮叮当当”作响的铁器，自此尘封在我的记忆里。

除了赶鸭子的叔叔，秋天里，村子里还会出现其他有趣的陌生访客。

每年，现制爆米花的小贩会定期来到村里。他们来自很远的地方，推着人力木板车，上面放着沉重的打爆米花的机器。

他们一来到村里，所有的小孩都会蜂拥而来，围着他们，好奇地问这问那，然后大家抑制不住喜悦地争抢着把小贩拉到自己家里。

小贩们往往没办法抉择，最后在村中挑了个位置，让大家各自回家取大米。

村里能买到的零食种类偏少，新鲜的爆米花在杂货店里一般不会有存货。好不容易看到能打爆米花的，小孩子们当然很是兴奋。

我们冲回家，直奔放米缸的地方，急匆匆地打开缸盖，舀了一瓢又一瓢米，仍觉得还不够。

小贩们做爆米花用的是一个极其笨重的工具，我只在村里见过，长大后便再也没在其他地方看见过了。那是一个葫芦状的空心铁球，铁球的一端有一个可以打开的盖子，把米和糖从盖口放进去，然后拧紧盖子，再把它架在炉子上，用炭火慢慢烧烤。因为大米很干，要做成爆米花的话，热量一定要足，但也要掌握好火候。小贩们一只手拉动风箱，另一只手则会匀速地转动铁球，尽量让每一粒大米都均匀受热。就这样加热一会儿后，铁球里会冒出一些白气，一股诱人的米香味弥漫开来。

在这四散的爆米花香里，我们享受着丰收的喜悦，也盼望更多这样的小贩出现在村里。这其中，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村里兜售衣服或是生活用品的小贩。

我们村是有杂货店的，可里面的货品有限，而且质量有时也不好，因此大家便喜欢在那些小贩手里买东西。久而久之，这也成了乡下一个特殊的职业。

货担郎大都是附近村里的农民在闲暇时间做的一项副业，他们专挑那些处理品，然后用扁担挑着，在乡里挨家挨户贩卖。

“卖衣服鞋袜喽！”

“剪子、菜刀、锅碗瓢盆喽！”

他们卖力地叫喊，声音回荡在村子的山谷间。孩子们要是听到了，一般会学他们的腔调，拖长声音，喊着同样的话。要是看到了货担郎，孩子们则会把他们拦住，让他们放下担子，看看里面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在这些货担郎里，有一个叫丁富的人，常到我们家歇脚。他长得不高，可能因为常年挑担子，背都驼了。每次到我家的时候，他总会笑咪咪地摸着我的头说，又长高了，然后问我要不要看看他包里的东西。母亲知道他挑担子辛苦，不管有没有要买的东西，总会叫他进门歇一歇。

“进来喝口茶吧，你这嗓子肯定也干了。”母亲把家里的椅子搬出来给他坐。“你已经叫‘富’了，还这么辛苦地干活儿做什么呢？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丁富看到母亲在说笑，便也跟着笑了起来。“嫂子这就是在笑话我了，要不，你看看我的担子，一天都卖不出几件东西哩。要是再不多走几趟，我老婆肯定又会骂我。”

“你老婆心要放宽些。这十里八乡的，哪个有你这般能干？”母亲边说边打开了他的货担，想看看里面有什么家里需要的东西。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尽管生活艰难，但母亲最喜欢看的还是货担里的衣服。

“嫂子好眼光啊，看上的衣服多是这担子里最上乘的。”货担郎看到母亲开始翻东西，便开始奉承，好让母亲心动。

母亲似乎看上了一件给儿子穿的T恤。

“这件多少钱？”她拿着衣服在自己身上比画。

“这可是件好衣服，三十块钱。”

“三十块？你这价开得也太高了吧！我看到其他人买了件类似的，比你这价格低多了。”

“嫂子那你说说，多少钱卖给你合适？”

“我看这衣服就值十多块的样子。十块钱，行不？”母亲压价压得太狠了，我站在一旁都有点儿不好意思了。

“十块钱！我进价比你出的价高多了！最低二十五块钱卖给你，一分钱也不能少。”

“二十五块也忒高了，我看只值十多块钱的样子。”

就这样，在接下来的一段漫长时间里，丁富和母亲不停地讨价还价着，从衣服的质量、衣服上的瑕疵、类似衣服的价格、进货的难度等等方面进行讨论，双方各不相让。

我知道家里的生活一直都很拮据，母亲自然对花销非常在意，对她来说，省几块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而货担郎也要盘算自己的本钱和想获得的利润，他咬定最后的底价，无论母亲怎么说，都不再松口。

我在当时自然是不明白这些大人为什么要争论那么久，只是看见他们你来我往的样子，觉得好玩。

许多年后，我进了大学，才从母亲那儿知道货担郎更多的底细。他家里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妻子生病身体不好，不能干活儿，女儿好像也遗传了妻子的病，打小就泡在药罐子里。

货担郎为了撑住这个家，不得不风里来雨里去地挑着货担走家串户。他卖的东西比村里杂货店的便宜，赚的都是些小利。

除了丁富，经常出现在我们家的另外一位货担郎是一位年岁比较大的爷爷。

他是一位铁匠。他经常用草绳把那些打好的菜刀、锄头、钉耙系好，挂在肩上，然后挨家挨户问是否要铁器。要是哪家有坏掉的铁锅或铁壶，他也会收回去修补。

打铁的爷爷和我爷爷是朋友，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他来我们家的次数很多。某一天他到我们家来了。他解下挂在身上的那些铁器，舒展舒展筋骨，便和爷爷聊起天来。

“老倌子，你在家倒是过得清闲啊。”打铁的爷爷伸了伸手脚，羡慕地望着爷爷，“我这日子过得苦啊，每天背着这么多铁在身上，肩膀都勒出印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没多少人问我买铁器了，也没多少人家要我来补锅了，我这日子以后还怎么过啊？”

爷爷叹了口气，劝他要保重身子，“人老了，就只能靠膝下的儿女了，你这么辛苦也挣不了多少钱啊。”

两个老人就这样漫无边际地聊了起来。聊天的时候，我总喜欢呆在旁边摸一摸那些铁器。他的菜刀没有卖出去之前一般不会开锋，看起来还很钝，炭火烧过的痕迹也在上面。我拿在手上往空中挥了几下，爷爷看我玩刀，一把喝住我。他拿过刀，用手碰了碰刀刃，然后眯着眼看看敲打过的痕迹。“打的都是好刀，功力未减啊。”爷爷说着，便拿着刀，走到了门口的磨刀石边。他往磨刀石上洒上水，磨利了刀子。铁刀和磨刀石擦出的声音，至今似乎还回荡在我耳边。

打铁的爷爷大多数时间不是在走家串户，就是在他的铁匠铺里。除了打制新的铁器，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帮乡亲们修补那些穿孔的铁锅或铝壶。

那个时候，很多人家做饭烧水的锅壶坏了，舍不得扔掉，一般会送到他那里，补块铁皮，再继续使用。

补铝壶的时候，他会先用一个小锯子切断穿孔的地方，用砂纸磨平，然后贴上一块新的铁皮。他用锤子小心地捶打着铁皮，好让铁皮与铝壶接合，然后再放到火上去烤。炭火很快烧红了铁皮，最后，他用铁锤不停地敲打，让新的铁皮和铝壶融成一体。

在我十二三岁那一年，我去过一次他的铁匠铺，因为父亲想麻烦他做几个捕鱼的铁叉。我看见他围着黑色的围裙，站在烧红的炭火旁，一手抓铁钳夹着烧红的铁，一手握铁锤捶打铁，铺子里火星四溅，烧红的铁浸在水中后产生的蒸汽，飘散在房间里，很是闷热。

我跟他说明了来意。

“你爸打鱼厉害啊，你有没有从他那儿学几招？”他看着眼前的我，似乎记起了什么。

“我喜欢钓鱼，不过还没到湖里去打过鱼，还不知道怎么打鱼呢。”

“我来教你几招吧：在水里叉鱼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耐心，看准水里的鱼了，不要急，要等到鱼放松戒备时候，你再快速地把鱼叉扎下去。这是技术活儿，要不停地练才有长进，就像我打铁一样。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们这些小年轻啊，一个个都耐不住性子了，没人愿意做这些细致活儿喽。”

我不知道他话里的深意。

打那之后，没几年，他关掉了自家的铁匠铺。我听说，他常年打铁，吸多了铁匠铺的潮热之气，肺部出了问题。我以为这只是个小病，过一阵子便会好的，可是他却再也没有好起来，很快就过世了。

他打铁的手艺没有传人，因为没人愿意继承这不赚钱的手艺活儿了。那个铁匠铺，那些“叮叮当当”作响的铁器，自此尘封在我的记忆里。

至于那些打爆米花的小贩，他们好像彻底从乡下消失了，而消失的时间，我一直没有个确切的印象。

近年我越来越怀念乡下的日子了。有时候，看着城里的车水马龙，我便会想起曾经在村野，在山间，在水田里，在江边的简单生活。那时的生活虽然平淡，但总有一种难言的淳朴感浸润在里边。

大概在十年前，我最后一次看见那个赶鸭子的叔叔。

那个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他赶着鸭子又到了村里。叔叔的样貌一点儿都没有变，而他赶鸭子经过的村庄，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收割机、犁田机出现了，农业开始现代化。冰箱彩电也出现了，每家每户都在努力奔小康。我不知道叔叔的生活改变了多少，不过，我听说他的儿子没有考上大学，已经南下到广州打工，可以给家里挣钱了。

我想，有个儿子挣钱，他家里的生活应该要好很多了吧。那天，他看到我，便招手叫我过去。

“拿几个鸭蛋，刚刚下的呢。”

我沿着田埂跑了过去，问他这些年养鸭子的生意做得怎么样。

“难说啊，钱越来越难赚了。小家伙，你不是读大学了吗？应该学的知识多啊，帮我分析下，为什么愿意买我鸭子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摇了摇头，告诉他我在大学里学的是生物，没学经济学。

叔叔叹了口气，把鸭蛋塞给了我，让我回家后做成咸鸭蛋吃了。他自己领着那些鸭子，又到村里其他的水田里去了。

那一年回校后，我很快便听说国内南方爆发了禽流感。因为恐慌，城市里鸡鸭的销量骤然下降了很多，我这才明白叔叔的生意为什么不好做了。接下来的几年里，禽流感时不时地会出现在村子里，我便再也没看见过叔叔了。

至于那些打爆米花的小贩，他们好像彻底从乡下消失了，而消失的时间，我一直没有个确切的印象。可能是因为乡下杂货店里卖的东西逐渐多元化了；又或者是大家对这种纯手工做的东西不喜欢了，而更喜欢那些店里卖的包装食品。

我和弟弟经常会聊起当时打爆米花的情景，也会顺便抱怨一下，当时要父母掏几块钱给我们打爆米花，怎么就那么费劲呢？新打出的爆米花很是好吃，每次从小贩手里拿到后，我们就会不停地往嘴里塞，直到吃得喉咙干得不行，连说话都要舔着嘴唇，我们才会停止。

叫丁富的货担郎，我倒还会时不时地撞见。这么些年下来，他的背已经被压弯了，人也老了很多。村里最近新修了水泥路，其实他可以骑摩托车，但他仍然愿意挑着担子四处叫卖，或许是他已经习惯了。这些年他赚了不少钱，听说他的儿子没有出去打工，有可能会接替他的活儿。

“这世上就没有轻松的活儿，我那小子有一天自然会习惯的。”他还是习惯在我们这儿歇歇脚，与母亲聊上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