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此时期出现的《礼记》，明确地教精英青年修身治国，把自己打造成为有知识和完美人格的强者，服务社会。
《礼记》中的《大学》篇一开始便提出学习的三个纲领和进程，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我们今天学习这“三纲”，清楚地认识到古代教育的目的：第一是教学生明白道德；第二是亲近民众兼从大众的经验中体会生活和知识；第三，努力学习和终身学习，直至到达了完美之境方作休止。西方教育和做人称最完善的标准为excellence，正与《大学》所言的至善互相契合。今天中国社会提倡“通识教育”，其概念源于西方，其中的至高目的就是excellence。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前身是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其精髓有二：一是教人认识自己和文化传统，二是教人追求至善（excellence）。
我们今天推行通识教育，无须抬举通识教育为“洋货”，它的本源就在中华文化里，明载于《大学》首章。
假如今天的莘莘学子获得优良的通识教育，了解自己是谁，由何（文化传统）而来，又怎样从“明明德”学起，怎样亲民及求善，教育即可到达“复兴”的顶点。
《大学》虽然寥寥数十言，但同时提出了八个学习的条目，以说明目的和进程。八条目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四条指出学习的目标和内容，后四条指明学成的个人责任。
我最近偶然遇见两位香港大学二年级学生，他们正忙着搞政治活动。我问他们有哪些人生目的，又志愿做些什么？下面是谈话的部分内容：
“我们要改造香港社会。”他们说。
“可否说清楚一点？”
“要实行民主，一人一票普选特首。”
“可行吗？有哪些好处？”我问。
“如果大家一齐醒觉，积极上街示威就一定可行。好处就是民主自由。”
“你们现在有机会读大学，而且可以自由说话和行动，有什么不满意的具体地方吗？”
“有！就是不能投票选特首。”
“我想暂时换一个话题，请教你们，贵校的校训是什么？”
他们不耐烦地商量了一阵，然后说出了：“明德格物。”
我追问：“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出于何书？”
“没有学过。”他们冲口而答。然后，他们觉得失言，补充说：“不过是一些陈旧的思想，教授们也没教过嘛。”
“旧思想是不错的。”我说，“但贵校仍然以它为训，一定不会因为它过时而不再有意义吧？至于教授不教，那可能是他们的疏忽。但是，我记得自己读中学的时候，香港只有一间大学，每年收不到200名新生。那时香港经济不好，我们那代中学生十分盼望有机会上大学，却没有机会，只能时常望着‘格物、致知’几个字而驰想自己有一天遇到奇迹，有机会跻身它的门内。我知道，大学里的学习靠自己，不一定靠教授讲课，所以中学后期便养成自学的习惯了。”
“你的经验是过去的事，不知跟自由民主有何关系？”他们问。
“那真的是我个人的经验。但是，也不一定不与自由民主有关。历史不是一去而无踪迹的事，而是足以反映社会发展历程的。在那个年代香港是一个殖民地，所以，人们都不敢言政。但是我们却觉得自由，因为有机会读书，不像80%的同代人没有入学机会，还未成年便做劳工养家。我们上学和自学，不凡事依赖老师，实在是一种很大的自由。”
“我们说一句，你这样长篇大论，好像有很多时间一样。现在是信息时代，时间重要，你大概知道吧？”
“那我就简短地说，你们的校训出自孔子的《大学》，有空时请上网查看，也许有助于你们明白自由民主的真理。”
谈话至此结束了，说明“代沟”的存在不因信息时代的通讯方便而消失。我后来想，香港大学教授人数众多，却不知有多少人知晓这条校训的深意及来源？
古时候每个中国人的身份都由“家门”和“师门”为标志，以说明他的地位和做人态度。虽然多数百姓没有机会上学读书，但是，多数人都在生活中从师学习。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信念之下，人们尊敬自己的老师，以老师的名字称号师门，视为一份特殊的骄傲，终生谨记着师训。现在学校规模大了，师训和校训都变成空洞的东西，真是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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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以儒家智慧为本，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构筑成“天人合一”及“天人感应”的理论，进一步把人和天这两种各自十分复杂的东西糅合在一起，同时也开拓了人的无限潜能，使之能与天地（大自然）互相感应，互为一体。这是中国心理学最早提出的人的超官感和超智能的“感觉”，等同现代心理学的“第六感觉”。
董仲舒又综摄先秦时代儒、道、墨、法诸家的智慧，提出“五常”的做人纲领，包括仁、义、礼、智、信。
从此，五常之道便成为儒家修养尽性的基础，激发人的最大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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