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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的随缘自适

时间:2022-01-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禅即生活”,所谓劈柴担水便是“禅”。这就是禅智的发挥。禅趣则表现人的精神怡悦,一种于宁静所得的自然妙悟,有智有情。禅重视眼前的生活和境遇,人在其中进行各种奋斗与适应,企求达到某种成果。禅宗在中国文化的心中生的不是玄的意想,而是自由和自在的本质。他18岁写的《哭祖六自虚》充分反映出,诗人在青年时期即渴望获得自由和自然的美境,用来安顿生命。

禅与诗缘

早在公元3世纪的晋朝,佛教已引生出中国禅,与中国古诗和诗人结下良缘。禅祖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百余僧人同修净土宗,因为嗜诗,成立白莲社,结交陶潜和谢灵运等名诗人,宣扬佛道。社员们畅游山水,即景即兴作诗,编成诗集。

慧远的五言诗《庐山东林杂记》是历代爱诗人所珍重的。它充满佛家禅意和神秘色彩:

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

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

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

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

从晋至今的千多年间,禅与诗的关系日愈加深。可以说,意深驰远的诗充满禅的精神和机智,同时,禅智禅意的最佳解说,亦深藏诗里。

什么是禅诗呢?有不少学者发表精辟的理论。像司空图便用“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及“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等意韵,把禅与诗拉在一起,提出“诗禅一致”的主张,影响中国文艺发展至深。

我认为可以从另一角度讨论禅与诗的关系,拓大禅诗的广度和审美观点。“禅即生活”,所谓劈柴担水便是“禅”。所以,一切写出生活的诗都是禅诗。或者,一切写生活智慧功用的诗皆是禅诗。这样,我们把禅和诗看得阔一些,而且实在一些,不必一定要从诗句中寻找“禅的实质”。我们欣赏诗在生活中的美妙,即见禅的美妙。

《词苑丛谈》载,郭晖因为长期在外地当官,想念妻子,写信回家慰问她。不料因为情急而寄了一张空白的信笺。这事给邻人知道,流言四出。郭夫人听了立即写诗为丈夫解围,道出了他们夫妻忠诚相爱的事实。我认为这是禅诗的好例子,因为它充满机智和坦诚,意境幽深:

碧纱窗下启缄封,书纸从头彻尾空。

应是我郎怀别恨,忆人全在不言中。

禅诗志趣

提起禅诗,我欣赏郑板桥的《画竹别潍县绅士民》。他平生爱画,嗜诗,淡泊清贫。他说自己:“人以官为乐,我以官为苦,诗酒画中仙,不拿造孽钱。”诗云: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

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郑板桥以绘画盛名,很少有人同样欣赏他的诗,十分可惜。他诗中的禅意不是空谈,而是对生活的体会及坦言,发人深省。他擅长画竹,同样擅写竹诗,以诗言志,感人心肺。他这样写石竹: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这样的诗既生动地描写了石竹的强韧生命力,同时又借物比喻人的志向以及人生取向,字简言深,发人思远。这就是禅智的发挥。

禅智所表现的是人的心智。禅趣则表现人的精神怡悦,一种于宁静所得的自然妙悟,有智有情。王维是写“空”的高手,他的《鸟鸣涧》大胆地写“空趣”,让人读了感到“空不是无”,而是大自然的妙在: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大自然的宁谧,平淡生活中的寂静空明,可以说是客观世界里的空和寂,也可以说是主观感受中的意境和禅味。禅意可以发人深省,也可以感人心魂,叫人放下现实中的争执,驰向平和满足的精神归宿,是人们于现代生活中难于寻着的享受。试看王维的《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享受自然

这样的经验是现代都市人可以有的,在周末即可体会的,只要驱车去到森林中,单独或与伴侣一同度过一个宁静的夜晚。你可以静坐久了,拿出口琴放怀演奏心爱的歌曲,或者引吭高歌,毫无顾忌地大唱一轮,尽吐积压在心中的怨气,然后遥望天空的明月,感到她母爱一样的温暖。

第二天,你大声吟诵王维的另一首空寂的诗《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

暮持筇竹杖,相待虎谿头。

催客闻山响,归房逐水流。

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

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

你心中回顾这两天的宁静,自己是否能够全心全意地融入大自然的静谧,陪伴着清风明月,洗尽心中的污渍和身体疲劳?如果你做到这样,你是“放下”了,包括放下了你经常提着的手机。用禅家的话说,你参得了真情真意,与大自然打成一片,飘逸,自由,成为你主宰的“真我”。《涅槃无名论》说:“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真”就是你这两天的表现,亦即大自然的表现,见于禅的意境。

中国诗的妙处,在于它能创出文字及实物所不能表现的特殊意境,显真驰远。这不是玄妙的辩说,而可以通过我们的意会而达成的。举例说,诗人王籍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名句。用常理解读,怎么蝉噪可以衬托出林静呢?而有着鸟鸣的山,可以显出幽情吗?大诗人和宰相王安石就对此表示怀疑。他更以他的崇高地位,使出“老师改作文”的动作,把原诗改为“一蝉不噪林逾静,一鸟不鸣山更幽”,结果大煞风景。他不但曲解了原诗,而且把它的韵味一扫而光,留下一首嚼之无味的“平凡诗”。

问题在哪里呢?在诗人亦在读诗人。是他们的“禅心”主宰着静和幽,而不是蝉和鸟的叫声!你可以说王安石是一个老实人。你也可以说他缺乏诗心和禅心。试看王维写静的诗句:“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同样邀来蝉叫做静境的衬托。蝉声无聊,听者越过了无聊的声,可以享受心中的静。

朱光潜说,“凡见都带有创作性,见为直觉时尤其是如此。凝神观照之际,我的情趣与物的意态遂往复交流,不知不觉之中,人情与物理互相渗透。”(《论诗》)朱先生所说的“见”是直观领悟,即禅悟,一种凡人皆有的本能,只要你不特意舍弃它。

虚静自由

禅重视眼前的生活和境遇,人在其中进行各种奋斗与适应,企求达到某种成果。但是,不要忘记,人也可以在其中感悟和欣赏,进行一种非分析又非综合、非片断又非系统的直觉灵感,精神飞跃,心感和平安乐。

王维写“梵我合一”的经验,固然来自他从小拜佛的素养。他身处山林观照闲花幽草,把个人的狭窄心思融合在宇宙生命的大体中,达到物我不辨的融合境地,写出诗禅不分、亦诗亦禅的杰作,带我们读诗人与他同在,感悟生命的怡悦。

钱穆毕生研究中国文化发展和特点。他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禅宗的精神,完全是要在现实人生之日常生活中认取,他们一片天机,自由自在,正是从宗教束缚中解放而重新回到现实人生的第一声,中国此后的文学艺术一切活泼自然空灵洒脱的境界,论其意趣理致,几乎完全与禅宗的精神发生内在而很深微的关系。”

我曾就此段话问过钱先生,是否禅宗到了中国之后,就根本没有以宗教的身份出现?他同意了。所以,应该说,中国诗人根本没有解放的需要,因为从来不曾有过束缚。禅宗在中国文化的心中生的不是玄的意想,而是自由和自在的本质。影响下来,中国自唐以后的诗歌,都少有言象的,多数描绘意韵,即心灵所驰放的“声意”。

回到王维,佛禅赋给他的,是发自性空本质的清虚空灵的美学观念,让他空明的内心返照物质世界的万象,形成他才高意远的美学品格,让他直指静穆,写下简洁纯粹、意韵饱满的诗篇。王维生长在以道学为国学的唐朝,自然深藏道学慧根。佛禅讲空,道学讲虚,空虚两字合起来传达佛、道两家智慧的精义。王维的生命本色乃虚静精神。他18岁写的《哭祖六自虚》充分反映出,诗人在青年时期即渴望获得自由和自然的美境,用来安顿生命。诗云:

念昔同携手,风期不暂捐。

南山俱隐逸,东洛类神仙。

未省音容间,那堪生死迁。

花时金谷饮,月夜竹林眠。

后来,他在官场中认识到政治人物的腐败通性,对国家前途感到绝望和担忧,也只能用虚静之心消解自己内心的痛苦和自卑。他真诚地注视和倾听大自然,用心灵与之对话,在修炼中进入超越时空而物我无碍的生命状态,在当下生活中通向无限,写下最富禅意道心的诗句,表现出诗人随缘物化,内心与水流花落互相默契,生成无为状态。诗曰:

端居不出户,满目望云山。

——《登裴秀才迪小台》

时倚檐前树,远看原上村。

——《辋川闲居》

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

——《积雨辋川庄作》

心物两静空

我们今天欣赏王维的诗作,最实用的是学习他对闲适的追求,从物静到心静,超越庸碌小我的劳役,进入“万物皆备于我”的悠游从容,让自己应时而行,天人合一,以无用为用,主宰与万物同春的自由自在生命。

我们阐述禅诗,当然要提出中国禅宗对“空”的领悟以及《坛经》所载的一段公案的史实。禅宗衣钵到了五祖弘忍决定退休之期,接班最热门的上座禅师神秀作偈表现自己,即时得到众僧的拥护,大家都认为五祖的衣钵非由他传承不可。偈云: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不过,五祖看了,却给了“不及格”的评分。他静静地告诉神秀说:“你悟道到了门前,却未得内入。”今天,我们容易看到,他所表现的有点像公务员的心得,以“我要做好这份工”为志愿,好像勤力地打扫染着身心的尘埃,便完事了。

这时,在柴房负责舂米的一名小厮却显出了他的真人真相。他不识字,请人替他在壁上写偈,表示他的心悟。诗云: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他就是禅宗最后一位祖师六祖惠能。他说的是“原则性”大事,不拘泥于“做工”的“技术性”小节。弘忍大师一看便知道他悟到了“空”的真理,把衣钵传了给他。

这是禅诗最为人称道的绝唱。不过,大家着眼的不是诗的好坏,而是禅人见悟的到或不达。不论怎样,这两首诗是远离现实生活的“宗教”大事,其中的发展历程,离开宗教的禅悟和禅智,与个人的心态、心境、心悟和心安有关的,是基本的静和空。

如是,本节中我们从王维的悟空和虚静的人生观,略谈他对日后诗人和诗作的影响,以及禅诗怎样塑造中国人的性格和生活取向。

心无所住

唐朝之后的宋朝,是中华文化最鼎盛的时期,是战国以来最自由探索学术的时期。这时的科学、技艺、政治、文学、艺术,都有辉煌的传世成果。而儒、道、释三教合一,使中华思想氛围如鱼得水,于活跃中百家争鸣,博大精深,奠定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影响弥远。

苏轼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人物,又是诗人和思想家。他传承唐诗禅学的丰盛传统,发扬光大。他博学多能,适应当时的文化发展,实践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又驰慕道家顺应自然的理想。他又接受佛教破除执着的教训,毕生游刃于承担社会责任,又追求个性自由。

苏轼饱读儒家经书,虽然仕途波折,却一直抱着“兼济”思想做人。不过,他同时欣赏老子的智慧,亦因为从小染佛,所以深信三教融合互补。他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可以运用传统智慧,“遇物而应,施则无穷。”

宋朝南迁以后,开发了中国南方的肥沃土壤,官民的视野都拓大了,人们对社会人生的承担亦宽阔了。情系北方的故国,现实生活却得到南方气候和物产的充实,形成大国人民的旷达气概。苏轼是官、学者、文人、艺术家、美食家和思想家,兼负多重身份和责任,自觉性高,坚执性强,所以不被权势所容。不过,他在官场失意和多次被贬以后,“历典八州”和“身行万里半天下”,以丰富多彩的经验写成三千首诗词,上千篇文章,八百多道书信,给中华文化创造了可观的成果,同时也给中国人的性格范式塑造了形象。

在思想上,苏轼确认儒道释各家的智慧“不谋而同,殊途同归”。他说:“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仁者静寿之说。”

苏轼吟诗作文,时常因物兴感,即景生悲,又即时扫灭情累,归于达观,自设矛盾,又随意自我解脱,免除颓靡及玩世不恭。试看他的《百步洪》的四句,陶醉自然风景,又感叹人世沧桑:

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

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

“心无所住”出自《金刚经》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智慧,即不要让心执着呆滞,然后可以圆通透脱。苏轼自谓“愚暗少虑,辄复随缘自娱……吾心安而且乐。”他被贬黄州荒地,立即适应新的环境,写下“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和“长江绕廊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旷达观点和自然自在。

他被贬到更为荒远的儋州以后,越发随缘自得了,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的豪放诗句,像孔子所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逆境中欣赏人生。

晚年以后,苏轼的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都拓展许多。表现在他的诗词里,在对自然山水寄予无限驰慕的同时,对现实生活的大小事情亦感恩和爱惜。他倾慕王维,追求他的真直,写下禅味弥漫的佳作,表现出他从容自在、适意随缘、无念无欲,于自然节律中静穆淡泊的内省功力。如:

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

幽人行未归,草露湿芒屦。

惟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

——《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次韵》

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

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

——《南堂五首》之五

透看忧患

苏轼晚年坦然自处,谈笑生死,把祸福得失全部付归造物。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傲视一切磨难艰危生出的风节和气概,使他悠然自得。他善于把儒家的“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无入而不自得”的精神,糅合禅宗的“当下即是”“透看忧患”“自然自得”的心态,无往而不乐地应付多变的环境。他的禅静和禅悦,在他的《定风波》词里表达尽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遇着突然而来的风雨袭击,诗人安之若素。果然,微寒驱散了醉意,迎来夕阳普照的局面。

随缘自适

苏轼的人生历程给我们显示“缘”的积极作用,不论它如何发生,都以正面或负面的冲击影响“缘者”。

什么是缘呢?一般人视它为命运或者命定(fate)。那么命运又是什么呢?解释也有不少版本。在西方,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上帝授予的,说得好听是恩赐(grace),说得明确是给予(given),就是说,没有个人的选择余地。不过也不尽然,因为基督教亦重视人的意志,一种主宰生命的自由和奋斗动力。

从禅宗出发,缘是一种“遇见”,不是什么预定的命运。而且,缘是中性的,不含价值,也没有授与受的关联;它是一个人在生命活动中遇着的人或事,英文的encounter一字颇能说明它的意义。佛教称这种境遇为“业力”,内涵三个要素,即器、识和缘。

“器”是一个人的禀赋,包括他的身心状况,生长发展条件以及他对经历的适应和承受。即是说,一个人的器有一部分是给定的,如他的身高、容貌和智力等。另一部分却是由他操纵的,如他对身心的锻炼以及他的立志和奋斗。

“识”是对器的补充,通过学习和积极生活,加强个体的知识;不单是书本上的,而且也是对自己的认识,包括认识自己的内在和外在条件、自己在人间和宇宙的定位以及自己能量的发挥。

“缘”是一个人在生命中遇到的各种人和事,结成缘分或者关系。当然也有遇而不结的,像一个人有机会入学读书,却利用种种逃避行为而放弃机会。这样引申下去,缘就像一个现成及可能的网,冲击生命,而个人的反应,就无穷无尽了,一切由“缘”者决定。

我们换一个角度分析,了解到“人的状况”,正在受到科技和社会飞速发展的冲击,致使个人自主生命的能力逐渐受限。如今,许多人的正常生长发展过程,已经受到父母忙于谋生,或者过分贪图名利,或者离婚的直接影响,以致多少童年的成长备受威胁或损害。心理学的研究说明,没有得到父母亲切的爱和教养的儿童,从早年便受到重重的心理压力,其成长必然受到损害或者歪曲。近二十年来,不论在西方或中国,青少年犯罪及杀人的案例逐年增加。与此同时,智能手机的出现,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交关系以及对虚拟世界的迷恋。

面对这样的问题,个人固然不容易独自应付,只能默默承受,更遑论转被动为主动,拾回人所应有的自主生命的权能。当我们放眼更大的“缘网”,人类更为被动了。信息时代的互联网扩大了许多人的见闻和活动空间,却同时缩小了应付阔大空间所需的时关,造成协调困难,产生行为失控。

我们今天所处的状况,大部分由西方国家造成。展望未来,进步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关系,不但欠缺和谐,而且日愈恶化,其原因亦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正在运用种种经济手段进行欺骗和掠夺,拓宽国际上的贫富差距。我们稍稍回顾近期世界历史,便可认识到在过去一百多年间,西方世界引起两次世界大战,连同日本给中国和亚洲国家带来莫大的苦难及精神冲击。人类发现自己的凶残和愚蠢之后,对基督教的天父之爱及一切宗教指示的“命定”,彻底生疑。西方文化在二百多年间兴起的“现代”的科技和经济,也只说明一个事实,就是,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旗号被用于为侵蚀行为“正名”。

在这种历史的大背景中,从多个泉源涌现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喊出这些问题:“人是什么?”“什么是我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我是谁?”就是说,人类自己扩大了的缘网已经反过来冲击人对自己的认识,致使许多人在迷惑中不认识自己以及生命的流向。

这些问题不是哲学家凭空叫问的。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半个世纪之中,数百万青年和壮年人在战场写下日记和书信,其中的生还者又写下沉重的恐怖和伤心回忆。这一大批散落或者被整理过的“心声文献”,同声问出这些问题。它们反映人们不再憧憬“神赐恩爱”,也不相信任何权威可以给他人立定“生命意义”。终极来说,人们在孤寂无奈中认清了一个事实,即每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负责,寻找自己的生命价值,并努力巩固它和提升它。

缘的积极意义

我们今天可以怎样理解“缘”,并且学苏轼那样“辄复随缘自乐”呢?我于1970年在加拿大出版的英文书《人本心理学与人师教学法》(Humanistic Psychology and Personalized Teaching),讲解教师可以怎样有效地帮助学生自主自发地学习,用成绩提升个人的生命价值。我主张教学生认识,一个人的过去(包括天赋和出身)虽然是铁一样的事实,但是不能界定他的现在和未来。每个人都有自由和责任有效地处理当下的一切,包括学习和生活,而处理的结果将会决定他的将来,塑造他的成就和人格。这一未来的价值又反过来说明,他现在的一切奋斗和感觉的不朽价值。我曾引用萨特(Jean-Paul Sartre)解释人的真实性(authenticity)。他说:“一个真人的行动应该由他主宰并服务他自己的目的,不受他人指派、引诱或威迫。这样的行动是自由的。非真实性则是拒绝遵从个人自由而生活,屈服在命定主义(determinism)之下。”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与人相遇。这本身没有“因”也没有“果”,没有特定意义。意义决定于相遇者对相遇的处理,可大可小,视乎许多条件,最重要的是真实性的行动(authentic acting)。这种行动不以私利为前提,而是本着个人的责任所在,衷心服务人间。

1981年,比较及国际教育联会在开罗召开国际大会。我当时代表加拿大的比较教育学会出席盛会并宣读论文。会后,我乘电梯返回房间,准备出席午餐。电梯只有二人,我和另一位法国代表,大家互不相识。他先自我介绍,说他很赞赏我的发言。我礼貌地感谢他。等到从电梯分手的时候,我们匆匆相约于下午五时同喝咖啡。

他是劳里艾博士(Sylvain Lourier),当时主理联合国下属的教育规划国际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Planning)。下午坐定喝咖啡的时候,他说很想去中国考察,一方面了解中国的教育情况,另一方面,希望为中国培训教育规划专才。“有可能吗?”他问。

那是中国处于“百废待兴”的时候,十年浩劫中,教育已经有名无实。劳里艾博士的简单问话,叫我感到愕然难于回应。我心里闪电般想起两件事。一是从何说起,给他一个合适的回答?另一是中国十分需要与学院接轨,机会稍纵即逝。我简单地回答:“不是说世间没有不可能的事吗?请给我十天时间,我希望给你佳音。”

3个月后,那年11月,我从多伦多飞去巴黎,同他一起飞去北京。教育部长何东昌接待我们,在座的还有协调全国大学复课的尚志先生。然后,依照安排,我陪劳里艾博士去山西太原访问“太钢工人业余大学”,去上海看“上海工人业余大学”,再回北京会见尚志先生,共商合作方案。

翌年4月,尚志先生去巴黎接受教育规划的专业培训。同年9月,中国取得世界银行的贷款,展开两项宏观工作:建立全国性的工人业余教育体系,简称“电大”;开始在职大学教师学习教学方法,由多伦多大学教育学院合作办理,为期5年。

如是,一个电梯里的缘遇(encounter),演变成几项社会开发的事业。这正好说明,“缘”是自由和中性的,却可以由“有缘人”“随缘自适”,合作开创有益社会人间的事情。我们今天无需担心,古时的禅是否有用,应该做的是认识禅心禅趣,在日常生活中寻获自悟自在、随缘自适的积极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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