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己力而敬天
中国人的最高人生原则是:“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这样的人生既照应了个人、他人和万物,又顺应了大自然的秩序以及它的无限生机。
布朗(Brian Brown)译《中庸》,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的道德观念,以《中国人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Chinese)为题,指出这种人生观广大悉备,博厚高明,值得全人类欣赏和实行。
老子把握宇宙人生,创造了“道”的观念。《老子·五十一章》说: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老子的道不是凭空而生的,他秉承《易经》所说的“天地大德四生”的智慧,由大自然生生不息,悟出“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道理。人类体念“上天好生之德”,秉持包容万物和爱护万物的做人原则,让人与万物平等共处,“唯变所适”,即按照“变”而适应之。这就是做人的道德,称为玄德,即是大德。
发展下来,老子和庄子讲道,不只说“无为”,而且说“无不为”,着重说明“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说,“道”不是做作的盲动和私动,而是顾全大局、自发努力而求完成的“无不为”。
荀子有同样的见解。他在《天论》中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积极地看,可见当人的生命发而为用之时,就什么都不怕做、不厌学了,所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进入一种“终身学习、创造”的过程;生生不息,进入化境,积极运用神乎其技完成责任。
庄子和同老子、孔子的智慧,提出妙论,写在《庄子·天地》内。他说:“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意思是,一个人做事依据知识和技术,学这些东西是义和德所驱动的,是人的本性和大自然相通的结果,做得圆满心足,就是大德、天德的表现。
在中华文化中,道德是生命的本质和价值表现,不是由什么刻在石块上的“神谕”所规定的。中华民族尊重生命,不愿为生活而生活,更鄙视那些由本能冲动驱使的盲目活动消磨高贵的生命。我们无论物质如何贫乏,都力求提高生命意义,以再接再厉的精神努力进取,止于至善。
忠恕是大德
中华民族的良好品性是“一以贯之”。孔子在《论语》里多次说过:“吾道一以贯之。”他的学生被人问及孔子的为人,简洁了当地回答:“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这“忠”“恕”的道德标准被孔子终身实行,曾被许多人误解,或者故意错用,今天应该有积极的认识。
孔子在《大戴礼记》内答哀公问“小”,这样说:
“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内思毕心曰知中,中以应实曰知恕,内恕外度曰知外,外内参意曰知德。”
“中”字不只有单一的意思,《易经》有说:“大中以正,各正性命。”《左传》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两者都契合孔子上段之言,即“大公无私”精神。由此可知,孔子说的“知忠必知中”的大公无私精神的“中”字,应是英文的balance和concentricity,两者都指人的心理平衡力,由自知、知人、知天所构成。用今天的话说,忠的最重要主体是自己,然后是他人,以及外设的“礼教”。今天的世界比几千年前复杂得多,“忠于自己”的重要性则更加重要。
由此推衍,“内思毕心曰知中”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之忠于自己(的权利和责任),要经过“直适天地”的不断反思而形成的公德心,不是凡事自以为是的私心。这个心是大众生命的心。它在宇宙间得到“天地位,万物育”(《中庸》),并不孤寂,或者渺小。
恕字从如从心。“如心”的意思是自然不懈,包括天地万物之心的探求。所以,“恕”是将个别心灵的诉求渗入宇宙生机,化小我为大我,和合大道,建立一种上下与天同流的完满境界。
对此,荀子解释得最清晰,他在《荀子·非相》中说:“圣人何以不欺?曰: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道观尽。”即是说,怎么说圣人不欺辱他人呢?因为他用自己去了解人,将心比心,用“道”了悟一切。贾谊在《道术》中说:“以己量人为之恕。”即站在别人的立场去了解他,共情他,不是把他当做被了解的客体。
恕不是原谅的意思。中华文化并不认为人有原罪,也不凡事就加罪在他人身上,不预期他人随便向自己“扣帽子”。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不需要有很多原谅,只期待互相了解。恕就是了解,尽心了解,以爱心了解。
《大学》说:“藏心以恕,正心以诚。”藏在内,诚在外,用恕心与诚心加起来实现生命任务,可达至善,可成仁爱,造成一种无私的“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行为意愿感天动地。每个人持有这种意愿,大宇宙不可少我一人,因为有一人不生,大宇宙就有了缺点,就不能立。
老子说:“同于道者,道亦同之;同于德者,德亦同之。”(《老子·二十三章》)这种同道同德的心向,与儒家的至诚相同。《中庸》谈至诚,不只讲个体的自我实现,而且讲万物的尽性实现。前者是道德完满,后者是道德的智慧。这就是合乎广大同情的絜矩之道,它的运作不分上下先后、个人或他人或国际之间,而是促成和谐共相生息,追求今天所谓双赢(Win-Win)的理想。
西哲的观点
中国和西方是否可以分享这种理想呢?或者做到“求同存异”?似乎要看西方国家是否愿意接纳他人的不同价值观了。
19世纪末以来,中国被西方列强“打开”大门,世界亦同时变为“一个格局”。于是,世界进入无穷的斗争,造成人间的、大自然的、国际的不安。
我们借英国现代思想家罗素的话,回顾近期历史的大局,并预料未来的发展。他在《怀疑主义文集》(Bertrand Russell, Essays on Skepticism, 1962)中说:
“我们(西方)有两套道德标准。一套只说不做,另一套做而不说……实在,我们所行的道德,用斗争求取物质成就,不但国与国如是,人与人亦如是。假如我们要道破中国人与我们的分别,我要说,他们志在欣赏生活,我们志在权力。我们喜欢以力服人,而且以力征服自然……我们的领导者专以干涉他人为荣,完全不能怡然自得,我们美德所表现的是好管他人,四处惹人厌恶。我们认为劝人赎罪是一种天经地义的好事……忘记这样做是干涉他人的自由,实行伪善。”
上面的话不是随口而出的评论,而是经过严格研究所做出的论断。罗素是20世纪的超级学者,可称为庄子说的“至人”。他生于英国大贵族之家,出身剑桥大学之三一学院。他在数学、哲学、科学、社会学、教育学方面的著作均被视为重大贡献,且被认为是“分析哲学”的宗师。他终生反对战争和核武器,曾为此两次被判入狱,两次遭美国拒绝入境。他抨击希特勒、斯大林,抨击美国参与越南战争,并联同爱因斯坦发表《反核子武备宣言》(Russell-Einstein Manifesto)。他不是空谈家,曾到俄国研究布尔什维克,亦曾于1920年到北京大学讲学及读书。1938年,他终于被批准进入美国巡回讲学,讲学遍及主要名校,仍然不免风波。他曾向西方国家建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他于1950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赞词说:“他的多方面的重大作品宣扬人文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他的接奖演讲以《人性与政治》为题,说明:“民主政治关心的是人群而不是个人,是口号和选票而非人民的理想和福祉。”
1945年,罗素出版《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立即成为多数大学的教本及畅销书。1961年,他以89岁之高龄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反核弹扩散”游行示威,被捕裁定“扰乱和平”罪,监禁7天。法官向他表示,只要答应日后检点行为,可免入狱。他答:“不会应承。”再过9年,他走完了生命之路,遗愿是,不要举行宗教送别仪式,只要把他的骨灰撒遍家乡的群山,让他回归自然。
罗素曾与妻子开办幼儿学校长达9年。他落实儒家的“同情感召”智慧,鼓励孩子们互相熏陶,实行孟子的“善与人同”和墨子的“兼爱”精神,进行互敬、互和、互惠的行为。学校又着重培养四方面的素质,以“4H”为代表,分别为心、头脑、健康和快乐(Heart, Head, Health,Happiness)。
罗素所崇尚的“中国人”,不是浸染在西方思想及价值的华裔人士,而是现代哲学家方东美说的“谨守自己文化及身份并以之为荣的中国人”(《中国人生哲学》)。
个人品位及适应世界
读者用心学习中华文化的精髓,当然明白,《庄子》和《论语》这些古籍,都不是今天坊间贩卖的“心灵鸡汤”,即喝即时补身,而是必须细读、多读并且通过经验去体会其精华的。
中华文化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忠恕之心,我在前面已有阐释。现代心理学确定,人有确保自身价值的基本需求(needs),用来积极立身。但是,这一价值又必须得到他人的认可,方能稳固发展,融合群体的需求发挥全面作用。
我们今天读《庄子》有两个目的,一是提升个人品位,塑造幸福美满的人生。二是全面地认识今时的人际和科技变化,适应宏观的宇宙大化,进行自化,贡献社会,完成人生。
《庄子》的读者多数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一名分含有特殊意义。它包含着一种忧国忧民之心,尽管远离乡土依然炽热。
台湾大学资深教授陈鼓应导读《庄子》,写下他的心路历程和感受,说明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反映个人对乡土的世界观。
他最初从西方哲学的自由思想欣赏庄子智慧,持续多年。他于1972年从台湾远赴美国,带着满腔朝圣的热情,以为自由平等的阳光,将会照亮自己寻求自由的路。但是,现实与憧憬不同,经验才是心灵醒觉的催生剂。
他出国时想起庄子写在《徐无鬼》中的话:“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那种思乡情怀,叫他想起青年时期在金门当兵的心境。他出生在厦门鼓浪屿,因而得名。他遥望神州,在朦胧中好像看见自己的兄弟,大家为何要互相敌对?是为了权力,抑或意识形态?思想唤起他更高一层的民族深情。
在此之前,他大学哲学系毕业之后,用了六七年注译《老子》和《庄子》,思想上经常与古代智者对话,写成两本书,亦抒发自己对自由的渴求。
后来,在美国见闻多了,他好像“井蛙”跳出了井底,拓宽了视野。他说:“美国之行,使我对西方式的民主和生活方式有了新的认识和价值重估……对我原先所支持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不再听美国人的自吹自擂,而正视他们的行为,包括运用武力杀害他国人民,用舆论抹黑异己。
陈教授说:“庄子使我开阔。”他多方玩味《则阳》的“万物殊理,道不私”,以及《庄子·德充符》的“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他告诉读者:“前者在道物关系中蕴含着殊相和共相、个体和群体关系问题。后者谓自物的世界中,不同的视角可得出不同的观点。”
我相信,陈教授早就读过罗素的许多著作,知道西方人执着于多种标准和方法处理世事,自认为永远是对的,错的只有他人。然而,经验才是书本智慧的最佳检证。他说:“二十多年数十次往返太平洋两岸的经历,对同类相害、异类相残的见闻,与人类对地球生命的漠视与毁损,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庄子齐物思想的现代意义。”他把这些写在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出版的《庄子》中,肺腑之言,对读者应有莫大启迪。
结语
忠恕之心要我们忠于自己,忠于亲朋,忠于自然,忠于万物共相生息。恕心立己立人,大公无私,是当前世界人类最需要的品质。庄子反复说明至人的修养过程,以及他适性逍遥地实现自由和奔向自由的过程。这过程既是自然又超自然,其理有待读者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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