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化人生，存在真理

诗浅意远

《老子》所载的智慧，现代人刚开始读很可能感到玄虚难明。但是，如果专心细读下去，其意韵就会跃然纸上，让人深感它意浅神通的同时，欣赏它的文字美极如诗了。试看第九章：

持而盈之　　不如其已

揣而锐之　　不可常保

金玉满堂　　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　　自遗其咎

功遂身退　　天之道也

意思是，器皿盛物过多，必有溢出的结果，应该适可而止；刀剑过分锐利，一如人锋芒毕露，容易被挫，难以常保；一个人钱财太多，既会招致他人闲言，自己也容易骄傲，最终不能心安，或者自咎过分贪心。所以，一个人功成名遂，事业到达顶点，就应该急流勇退，乐于韬光养晦，怡然而终。这是自然之道。

老子教我们有意义而安乐地做人，凡事适可而止，留有余地，让后代继承好事，人生不会因死亡而结束，变为空无所有（void）。这是十分实用的教诲。在中华大地，他的哲理很受诗人钟爱，写下不知多少叫人读了感觉幽静怡宁，心蓄美意的诗词。比如陶潜和王维的诗句，深入浅出，编入小学课本，连幼童读了也深受感染。

我最近去九华山参拜，路经陶潜故里，静静地站在传说中他生活过的地方，记起他咏吟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些句子是70年前，读小学时念诵的，如今环顾周围的青山绿水，每一个字都紧扣心弦。我心中默祷，上苍不要让人们在此建起钢筋水泥的森林，好让我们的后代也能享受自然清境，和古人的那份宁静安心。

即时，我又想起孔绍安的《落叶》：“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客心。翻飞未肯下，犹言惜故林。”又虞世南的《咏萤》：“的历流光小，飘飖弱翅轻。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这些诗境，都是幼时常见的，如今想起，怎能不赞叹诗人的幻想跨越时空，悠悠地沁染自然的神韵深情？诗化人生，就是中华文化最突出的特色，更是道家精神的特色，滋润灵魂，安顿人心。

两千多年以来，这安顿来自虚静，宇宙人生中由“坐忘”修得的一种心灵力量。它超出本能欲求及是非判断，超出仁义礼法，超出生活中的功利竞争，超出贪念所生的忧患得失，帮我们遁入包容及博爱的生命流程之中。在这样的生活状况里，个体既“相忘以生”，又“以物为春”；既“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又“不傲睨于万物”；既“上与造物者游”，又“天机动、天籁和鸣”。我们无需高叫口号，或者集体游行示威去反对争夺或保护环境，因为我们心存仁义又不浪费贪求；我们无需缝合分裂，因为我们视天地人为一体，互同生息，互相敬和。

苏轼评诗的空、无、虚静理想，说“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常建的诗更给静寂和空灵配上无限生机妙趣：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唯余钟磬音。

——《题破山寺后禅院》

我们只要挑出全诗的八个动词，入、照、通、深、悦、空、寂、余，即可体会个中的意韵和动力。这些动词都是静的，却又能够激动各种生机和妙趣。

虚静与存在

虚静人生的智慧，早于17世纪开始，逐步影响西方哲人诗家，陪伴他们在放下上帝以后，整理独立的生命，把握自由，寻求安谧。经过几百年的吸收和融合，到了19至20世纪，西方哲人掀起“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帮助人们纾解世间矛盾及人间凶残所造成的精神困扰。

纾解不等同解决。它只是一种安慰，帮人度过忧患，或者对苦难提出控诉，好比说生命“荒诞”，人想念永生的天堂又明知没有美好的未来。如今，存在主义也陪伴西方人百多年了，虽然纾缓过一些人的焦虑和失望，却仍然没有帮西方人安顿心灵，或者提供人生希望。2010年以来，整个欧洲和美洲的大小国家，全面陷入经济困境，失业率与日俱升，银行破产，大家都缺乏信心，不知如何改变现状，也没志气企求改变。

然而，存在主义于最近数十年间传入中国，却受到颇为热烈的欢迎，因为中国人也经历着个人及社会的种种矛盾，没有心灵安顿。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踌躇地放下旧日信仰上的被动，却面对排山倒海的信息冲击和物质引诱，不知如何应对。我们稍作回顾，站在1980年改革开放的门槛，人们知道过去的封闭造成了经济衰落和个人的精神苦闷，却不知道新的自由经济和思想开放是什么东西。封闭政策的运作堵塞了中国境外的大小信息，让人们对世界所知甚稀。

改革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领导层为了应付来自国内和国外的许多询问，比如：为何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运行自由经济，就机智地创造了一个方便的回答，即改革开放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实”。至于它的价值观念和准则是什么，它又怎样规范人生，中国在紧张的改革进程中，逐渐明朗并确立。

这是行先知后的尝试，利用经济运作的结果去充作理想的尺度和归宿。它的优点用邓小平的话说，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它的缺点是，人们不知富的高贵目的和责任，所以为了发财，可以造假，贪污作弊，不择手段，比如一些人连婴儿的生命健康也不顾，制造含毒的奶粉害人。对一个长期只管听命无需思量的族群来说，改革的尝试既巨大又危险。也许领导层在敲定决策的时候，相信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深植人心，足以在非常时期浮现出来，帮助人们调节矛盾，在新时代里实践道德人生。

这一猜测有一定的基础，因为儒、道、释的价值观在历史长河中深入人心，不曾因为社会的兴衰或朝代改变而有过熄灭。不过，几千年的历史不曾有过“信息时代”和“一个世界”的格局，所以，中国人从零接触到全面拥抱急速多变的世界，难免表现混乱，不知选择，以及在应对中表现出严重的矛盾和不安。

30年的改革开放，让西方在数百年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多个巨变浪潮，于一夜间冲击中国民众，使人迷惑失措。这些西方浪潮包括工业化、城市化、民主政治、资本主义和官僚体系，以及由知识造成的科技主义、战争主义、殖民主义、消费主义、自我主义和精神失常。如今，我们眼见环境破坏反过来威迫人的生存和生产运作，眼见各种变的浪潮引发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新帝国主义利用武力和经济机制加大扩张，眼见庞大的社会机制腐蚀家庭生存和个人自由、自尊和自生，以致人心在物质需求和精神空虚之中难求安顿。

我不想在本书引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近几十年所常见的种种衰败事实以及它们怎样侵蚀个人的福祉，以致人们连“存在”的人的意义亦不易保存。同样，我也不想在此引述那与日俱增的出现在中国社会的种种虚伪和卑劣行为，以致人们忙以“自保”，少顾仁义。这些事实只能损害我们对人的固有信心和期望。我只希望在正视现实的同时，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自我及世界。这就包括用宏观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以及历史中人们怎样在矛盾和斗争中巩固人的尊贵、自由和安乐。

这一“认识”是一件大事。它要求人们越过生命中的种种“一时现实”，确定并坚守恒定的生命尊贵，安顿心灵，诗化人生。我们可以明察中外文化，学习不同族群的宝贵经验。

现代的建造

历史进程不以年月计算，文明的建造亦漫长而艰巨。我们今天的“现实”很受西方现代化的影响。所以，我们认识自己，也需要认识西方文化的演变和发展过程，认识中华文化如何在那个过程中，被吸收而成为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食粮，再综合地认真地认识今天的“现实”，以展望明天的“可能”。存在主义在过去200年间的发展和运作，很值得我们正视。它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但是它的历史脚步和景象，却有助于我们应对今天个人和世界的矛盾和精神冲击，把握人生。

西方的现代化从中世纪结束开始，其核心动力在于人们对基督教教会的权力由疑惑转为反抗，对人的精神自由进行漫长的寻索和发挥。为此，西方人为自己造成的矛盾，至今不释。

这矛盾一方面出自他们反抗教会的信仰和运作，同时又放不下“信教”的心理需要和习惯。在另一方面，它又出于伴随自由而生的扩张心态，用帝国主义的手段四处掠夺他人的土地和物资，同时又高举“传播福音”和“拯救世人”的招牌，为自己的罪行正名。在这过程中，西方人的内心矛盾，对于善与恶、自由与侵霸、罪与罚、正义与自私、言与行的对抗与平衡，无法调和。

战争和死亡使西方人体验到人的脆弱，把他们推向吸毒、自暴自弃和暴力相对的深渊；对彼岸及人性尊贵的向往，推动他们对哲学、音乐、诗歌、艺术、文学和教育心理的追求和创造。这些表现强烈地穿插在西方的现代文明历程中，连同科技进步以及精神治疗的需求，全部内容构成“进步”的印记。

知识没有捷径。人们只有运用良好的认知方法并不懈努力，方能进入认识之乡，享受自由和满足——人性的最高成就。在这过程中，人们必须把握时间，投身生命有涯的现实中，挑战知的无涯，建造有意义而长久的人生。

言表与思维

20世纪初，专门研究知识现象学的柏林大学教授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4）出了一书三卷的《符号形式心理学》（Psychology of Symbolic Forms），解释人怎样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认识世界及表达思维和情感。

他说：“人是文化的动物，因为我们创造了形形色色的语言，用来认识宇宙人生，表达意义，尤其用诗来创造美意。”他又在《人论》（An Essay on Man）一书中说：“人不可能过着生活而不表达生活。人的不同表达方式造成一个新的领域。它具有生命，具有某种不朽性。由是，表达事实得以在个人的短暂生存结束以后，继续长期存在。”

文化人有审美的需要和能力，而最直接的美的表现，就是自由又自然而唱出的诗歌。对于审美过程，卡西尔在《人论》里这样阐释：“我们的所有情感都在生活中经历着某种质变过程。当情感解除了它们本身的物质负重，人们感受到的，是它们的形式和生命，而不是随身的精神重负。说来奇怪，艺术作品的静谧乃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静谧，尤其是诗。艺术使我们看到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我们读诗所感受到的，不是哪种单纯而片面的情感性质，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游离在相反两极之间的互动过程，欢乐和悲伤，希望和恐惧，狂喜和失望，自由和受制……”

卡西尔对人如何认识宇宙人生的论述，被西方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上半期影响文化思潮最出色的展现。它使人们认识到，表象是人的独有特点，又是人的一切创造的工具。从人的本质和心理看，表象形式的运用构成人的最大自由，借着它，人们可以超越时空，驰想一切“可能”（possibility），而且尝试把握实现。

20世纪开始不久，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于1927年出版《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提出“生命为何”的课题。该书同样被公认为影响20世纪至广至深的巨著。它提问：人的生命究竟是什么呢？又为何要苦苦过场，完成必然要终结的短暂百岁？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些疑问一点也不新鲜，因为我们的智者早就问过并且提供了解答方法。但是，对于相信“人是上帝之子，因而依赖他决定一切”的西方人来说，仍然是十分大胆而新鲜的。

海德格尔的论说深染禅智和道本意识。他曾经拜日本禅师学习禅理，又从他的老师胡塞尔（Edmund Husserl）学过老庄哲学和诗，很向往道家精神所主张的诗的人生，确认诗是人的自由表现。他在《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中说：“诗是思维的原始方式……思乃原诗；思的诗性本质保存着存在真理的运作。”

生活即真理

什么是存在真理呢？它就是，我生活着，生活在一定的人的状况中，从事着活动，包括闲静活动，因为时间在运转，替你的生命计算时间；你的脑袋也在活动，想着和感着一些什么东西；你周围的人也在关心（或批评）你，要你做这做那，或不做这不做那。你没有办法逃避这一切，因为这是“存在”。于是，你大声呼喊，或者沉默地烦恼，或者用拳头打击桌子，或者做更坏的事情……

所以，“存在真理”有两个部分，其一是生存的状况，其二是你的反应，两者合起来构成“真理”，“你的真理”。这真理并未染有价值，没有好或坏的评价（因为评价由他人设定），只有“存在”，或者“此在”，即人处于某时某地的环境之中。

存在主义不是哲学，至少不是那些不食人间烟火而在象牙塔里由学者辩论的哲学。它是生活，由人运动在其中所感所思所说的生活。现代两位存在主义大师加缪（Albert Camus）和萨特（Jean-Paul Sartre）都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运用小说和诗阐明当代人的状况和困境，构成发人深省的哲理。诺贝尔奖委员会对加缪如是赞称：“他的文学作品贡献巨大。他热诚地以澄明之见，照亮我们这时代人们对良知的思考。”加缪曾以《断头台的反思》批评法国大革命的鲁莽及对人的强暴。他以《缄默者》歌颂大自然和时间的美，说：“秋天是春天的重来，当每一片落叶都像繁花一般，放出异彩。”

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他强烈地控诉他的时代（1905—1980）压抑人性。战争的残酷以及科技经济发展对人性渴求自由的限制，于20世纪给人间造成疏离（alienation），迫使人们公式化地生活，承受荒诞。他用简洁的句子说明：“荒诞产生于人类的自由呼唤，和世界的沉默。”

现代认知心理学证明，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没有语言便不可能有思维和记忆，更没有创造和寄望，没有时空的真实感觉，没有科学。在西方，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最认同道家智慧，欣赏诗的人生。他的《存在与时间》一书糅合了老庄思想，确认“人有澄明的真理，可以自由选择‘此在’的生活取向”。他又在《诗人何为》里说：“就存在者言，他是以意志存在的……而诗歌是表现意志的最有效方式。”

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是主体用“无畏”精神对待“此在”条件中的一切，甚至死亡。用道家的语言说，就是“无蔽”。道家确认“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并生”就是存在主体与他之外的“在者”共同生息，没有对抗，但求和谐而“为一”。“并生”本身就是自由，人际间的自由。

真人诗表自由

海德格尔用了不少篇幅阐释人的自由与诗的关系。他在《诗人何为》中继续说：“在如此这般的世界时空里，真正的诗人的本质还在于，诗人生存于困境中，用诗直接向其困境追问。”

这就符合中华文化内涵的“诗言志”的传统信念了。从《诗经》到屈原、陶潜、王维、苏轼和曹雪芹等，中国诗人不但在现实生活中喊出诗的呼声，而且用诗意反过来塑造生活取向和式样。

当然，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存在一个基本分别。我们从创作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时，便相信天人合一和万物共相生息。就是说，我们不与天或上帝有所对立，而是和谐共相生息的。所以，我们本身就是真人，呼喊内心对自己生命的感受。我们的希望就在自己身上，要求自己修身正道，对任何困难都正面接受和积极应对，并不怨天尤人，更不陷入精神崩溃和无助之中。

《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健”指天体运行无休无止，所以有修养者效法自然之道，积极做人。“坤”是顺应的意思，有修养的人效法大地的胸怀，容纳和欣赏他人与万物自由地各自追逐有意义的生活。

《周易》说：“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又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两个简短句子，说清了人对生命意义的不懈追求，顺着时间（即生命变化）而行，顺天应人，己立立人，可以长久。

《文心雕龙》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中国诗人无需顾忌人与大自然存在的矛盾，可以尽情地表达“身与物化”“物我冥合”的诗境，达到心的清妙境界。

在那境界之中，诗人守住虚静忘我的存在，不生功利之念，不理作为审美主体的自我，攀登“物我两忘”及“身世合一”的平台，自由阐发诗作艺术的主张，纵横天地人生，不争天下，却无处不到。

悠游轻重之间

中华文化重“真人”和“至人”的修养。两者都与存在主义所主张的“真诚”（authenticity）无异。佛学教人自由的真谛，劝人放下，放下，放下。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来说，不论西方或中国，这都是最难做到又必须认真去做的事。为了做到放下，我们可以学习庄子在《应帝王》中所说的：“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镜子光明磊落，主客一体。它对来人不迎不送，自然地给他留相留影，不怀私意，亦没有内外分别，更不内藏心机，只在透明中放下应该放下的一切。可以说，佛家和道家都重人的澄明如镜之心。

中国人很重视闲暇和悠游，两者都不同于西方的休闲和旅游。老庄智慧开拓“任性灵，却尘累，超物负”的人生境界，劝人用绚烂的生命之“轻”，来平衡庄丽功业之“重”。所以，旧日懂得生活的人，着意在家中布置泉石花竹、诗酒（茶）棋琴，清谈酬唱，出行时游戏旷野，濯清流以钓游鱼，坐茂林而听鸟鸣，登高峰而观落日，忘情于高逸、美好而快乐的人生之中。

这些都是今天的人容易做到的，可惜人们多数说“没有时间和闲情”。说也奇怪，我有许多年龄和职业各异的朋友爱看足球比赛，可以沉迷地每星期看三场球赛。但是，他们不识踢足球的哲理，即每当一位球员被对方迫紧的时候，眼见球局危险，便立即把球踢出界外，暂时改变局面，同时亦稍作喘息，然后再迎应对方抛球入场，在新的局面继续比赛。

足球比赛十分讲究时间的把握，包括每遇紧张局面便暂时偷取“换局”的时间。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偷闲”方法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就一定可以“有时间”及“闲情”调节生活了，如喝一杯香茶或念一首好诗。

庄子在《刻意》内补充说：“夫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圣人休焉，休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就是说，我们平日给自己制造休闲机会，缓解生活上的紧张，就可以进入恬淡的心域，自由自在。

诗的世界

自由自在是一种静的感觉，又是一种动的感觉。静是内心感到满足和自信，动是需要与他人分享。其中，沟通是双向的，可以是一时一地的二人或几个人的互动，也可以通过文章、诗歌、音乐和绘画等，把情意传给许多人，超越时空和文化的界限。

我们试读王维的《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诗人写此诗时，先体察自然，进而全身投入自然境域，天地人浑为一体。一时，诗人独坐欣赏浮云变幻；一时，诗人又乐于抓住偶然遇到的林叟，两人谈个不休，乐而忘返，结果是诗人与偶遇的人都悠然自得。

海德格尔这样说人的语言和诗：“语言是存在的家，人居其中生存着，同时看护着存在的真理而自己又属于存在的真理。”（《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

对于我们多数不会写诗只会读（听）诗的人来说，认识“诗是心声”和“我看世界，世界是我”的真实，甚为重要。海德格尔说：“唯有语言之处，才有世界……语言不是一个可以支配的工具，而是那种拥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居有事件。”（《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他又引用佛家和道家的智慧，确认诗歌是诗人对“道说”的应答，听诗人在宁静中倾听大地的“道说”，神入其中，自己也成为“道说”，即天地人合一。

船夫欢快地掉头顺着平静的河水归家

丰收完他在远方小岛上的庄稼

我亦要及时归去

只是我仅收割了哀愁

你这救助过我的神宠河岸

可否缓和我对爱人的想念

你这我年幼消磨日子的茂林

可会再次还我旧日的安宁

——荷尔德林《思乡》

诗人虽然以《思乡》为题，所发的声音却是对大自然的无限眷恋和信任，表露出赤子之心。况且，他要归去的不是离开了的物理家园，而是式微了的人与大自然的恬怡沟通。

人言有声，天地无声。无声中响着大声，老子称它为“大音希声”，海德格尔称它为“寂静之音”。大家说的都是“大道”中的“道说”，即是人言对于道说的归属。诗人带着道说闯入宁静的自然，看见大自然的一切真实，感到快乐。

同样，读诗人亦可以神入自己所欣赏的诗篇，进入人生的“大道”，洗尽日常生活中的疲劳和污垢，感到澄明而尊贵。

德国的荷尔德林被誉为欧洲的至宝，因为他的作品很能感染人心。在中国诗史上，像他那样的诗人何止数百？我们传承着的诗词，从李白的《静夜思》，到孟浩然的《春晓》，到柳宗元的《江雪》，到苏轼的《水调歌头》……列朝的多少诗歌都可以诗化爱诗人的人生，迎来恬淡、宁静、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