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元勋的秘密历程

引　子

一把寒光刺目的达摩克利斯宝剑，正由一根头发丝悬吊在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头上。

目前，美、俄两国已经积累了五万多枚核弹头，爆炸能量相当于160亿吨TNT黄色炸药。这些核弹头如果全部爆炸，能把地球毁灭几次。

先哲爱因斯坦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样打，但我知道第四次怎样打——用石头和木棒。”这就是说，经过毁灭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的文明将从零开始。

现实就是这样严酷无情！

时至今日，关于核战争的辩论依然此起彼伏。不过我们觉得，一位曾在广岛遭受过原子激流洗劫的英国人伊万索耶的话特别真实可信：“所谓道德或正义，只有实力相等才能提出来讨论。”是的，平衡来源于力量，和平依赖于威慑！

1964年10月14日，美国核爆炸探测卫星向五角大楼发回一组特急情报。

刚刚发射一年的世界上最先进的侦察卫星，专供探测美国本土以外的秘密核爆炸。它装备的高分辨率摄影机，能够清楚地拍摄地面上的汽车号码牌。其红外线探测仪瞬间就可以将旷野里一堆猎人的篝火，传达到北美战略防空指挥部深达地下几百米的作战室里，由电子计算机将其与核导弹发射时的喷火图像相区别。

探测卫星拍摄的照片忠实地向主人报告：中国即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一支神秘的车队沿着戒备森严的公路朝核试验场开去。千百顶绿色的军用帐篷像雨后的蘑菇，一片片钻出地面。测试原子弹爆炸威力的集群坦克、加农炮、榴弹炮、卡车排成一字长蛇阵。各种明碉暗堡、特殊工事出现在沙丘之间。砖屋、钢筋水泥楼、“干打垒”等各种建筑物相继建成。从人体模型到活蹦乱跳的猴子、狼狗，以及日用百货、食品饮料都奇迹般地涌来了。

在繁华的沙漠长街中央，一座30米高的钢塔耸立着，电焊的弧光在高空中闪耀出一串串蓝色的火花。

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根据侦察卫星的报告，迅速将一份紧急情报呈送到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办公桌上。

与此同时，苏联沿中苏、中蒙边境的百万部队奉命进入戒备状态。苏联战略火箭军总司令部异常忙乱，各种仪表的红绿灯闪烁不停，一连串通报下达到隐藏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和太平洋水下潜艇中的洲际导弹部队。

克里姆林宫通过“热线”不断地与白宫联络。“热线”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之间用于出现核危机时对话的通信线路。

“热线”此时呈现一片繁忙景象，电话、电传、传真不时作响。

中国要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迅速传到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世界上这两大军事阵营迅即将目光集中于中国这个即将拥有核力量的社会主义国家。

正在撰写文章的世界战略分析家们停下笔来，重新估价和评判世界战略势态将要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世界外交活动在此之后若干年内发生了当初人们所始料不及的变化，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上海虹桥机场的握手。

国际上任何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较量，其实质都是实力的较量。

当一些国家的侦察卫星、地震监测器、海浪监测器、探空气球调校到最高灵敏度，随时准备接收来自中国西部非同寻常的震动时，本文的主人公——邓稼先正置身于所有这一切探测仪器瞄准的中心地带。

今天，第一颗原子弹和引爆装置刚刚分别运到核试验场。邓稼先和他的同行们围绕在自己多年心血凝成的杰作旁边，替它梳妆打扮。他们很快就将把这个乌黑圆胖的金属“新娘”送上花轿——高耸入云的实验钢塔。

绵延万里的戈壁滩，除了中国空军喷气式侦察机偶尔掠过的呼啸，似乎万籁俱寂。历史往往就是这样默默地创造出来的。当人们感到轰轰烈烈的躁动时，它的身影已如白驹过隙，一闪而逝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周恩来正在主持一次盛大宴会。宴请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全体演职员和多位国外来宾。

周恩来总理以他惯有的外交家的潇洒风度，穿梭于众多的中外宾客之间，频频举杯。

站在周恩来身旁的外交部部长陈毅，此时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位留法老同学的心情。是的，总理心里牵挂着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件——再过一会儿，中国的第一朵蘑菇云将要从西部大漠升起。

周恩来抬腕看了看手表，转过头来望了一眼陈毅。

陈毅迅速示意秘书走进电话间，拿起那台直通核试验场的红色电话机的听筒，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消息。

核试验场。

此时邓稼先也在等待着。他戴着一副防护眼镜，站在离爆心十公里的指挥部地下室门口，盼望着应该准时出现在西斜的太阳底下的军用吉普车的影子——拆除原子弹最后一级保险的刘工程师乘坐的吉普车应该什么时候回到指挥所，是经过精密计算的。

整个核试验场的千军万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凝神屏息，等待着那辆吉普车归来。

“滴答，滴答……”

手表的走动在寂静的沙漠里仿佛苍山古寺里悠长的钟声，撞入邓稼先的心扉。

不久以前，中央打来电话，请邓稼先带上有关第一颗原子弹的资料立即飞回北京。他意识到，这一定是非同寻常的召见。那天，邓稼先准时来到中南海。

“辛苦了，稼先同志，我又要请教你了。”周恩来热情地迎上来。

“总理，我马上向您汇报。”身高一米八〇的邓稼先，一开口连耳根子都红了。他看见总理的办公桌不大，便问道：“总理，这张图纸铺在哪里？”

周恩来发现了这位核科学家的腼腆，笑着说道：“稼先同志，请坐下，图纸就铺在地毯上吧。”

双方在沙发上落座之后，周恩来说：“有些事情我们再研究一下，中央和主席十分重视这件事，科学实验不可能百发百中，但是这一次希望能放响这个大炮仗。今天我想再问问你，把握究竟大不大？”

邓稼先在地毯上蹲下身来，指着原子弹试验工作程序图，详尽地向周恩来介绍了目前的准备情况。

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着，有时单腿跪在地上，俯身用放大镜观看图纸，推敲一些细节。

邓稼先用略带安徽腔的普通话直抒己见：“从各方面看，我觉得应该响。”此时他的腼腆已经消失，纯粹以一个科学家的思维和语言谈论事物。

“好！”周恩来站起身说，“希望你们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当天下午和晚间，周恩来两次请邓稼先到他的办公室谈话……

这天夜里，中南海里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策。

邓稼先注目于被金灿灿的阳光切割着的水平线的沙漠边缘，回味着周恩来的嘱托。

一个小黑点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沙丘群里，邓稼先终于看清那是一辆卷着黄尘、飞驶而来的吉普车。

邓稼先看看手表，朝身旁的几位高级军官点点头，回到了地下室。他穿过令人眼花缭乱的仪表群，来到指挥席上坐下。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这时离起爆时间下午3时只差10分钟。周恩来和陈毅相对无语，仿佛正在凝神倾听着千里之外即将响起的惊雷。

核试验场。离起爆时间还差30秒。

在这被千军万马改变了荒凉面貌，注入了现代科技气息的大沙漠里，太阳光投射在30米钢塔尖端的那颗乌亮的金属弹体上，反射出一圈闪闪的寒光。

太阳在天际驻足，静心等待着将要在一瞬间与它争辉的人造光源。

在距离钢塔十公里外的地下指挥室里，警报声突然尖利地响起。喇叭里传来计数的声音：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

“起爆！”

一个橙色的火球冉冉升起，气浪奔涌，变幻翻卷，直冲万里云天。

几秒钟后，雷鸣般的巨响滚过长空，惊天动地。

蘑菇状烟云遮天蔽日，倚天接地，蔚为壮观。

邓稼先和战友们像一股潮水涌出地下指挥所。当他伸手戴护目镜时，竟然摸到脸上流淌着的一大把眼泪。他不得不停下来平抑激情，抹去热泪，这才戴上护目镜，拔腿飞跑出去，观看这个历史性的瞬间。

热浪逼人。好大一朵蘑菇云啊！对于一个核科学家来说，当千百次从照片上见过的蘑菇云从自己手中升腾起来的时候，这是何等的喜悦！六年的心血全都融进了这团火球之中。

“丁零零……”电话铃终于响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周恩来已经等候在旁边。他迅速拿起听筒。

“我是周恩来。”

“我是张爱萍。报告总理，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周恩来拿着听筒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

这时，一直站在周恩来的背后，把耳朵凑近听筒的陈毅，听清了这个消息后，高兴得双手一拍，大声说：“我这个外交部部长说话腰杆子都硬了哟！”

周恩来用清亮的嗓音欢悦地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体参加试验的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邓稼先从核试验场军用帐篷里的电视机荧光屏上，看见了这样的画面——

周恩来站在大厅中央，庄严而兴奋地宣告：“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成功地在西部大沙漠上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核大国对中国核垄断、核讹诈的历史从此结束了。中国试验核武器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当晚，世界各国数以千计的通讯社、电台、报纸，将这一特大新闻传遍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1964年10月17日，原子弹爆炸后14个小时。

秘密列车沿着博格达山谷向东飞驰。

晨曦微露，一条清亮的白线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列车内灯光通明，参加核试验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打了一夜桥牌。巨大的成功像超剂量的兴奋剂，注入每一个参试人员的体内，使他们难以入眠。六年寒暑，六年拼搏，终于迎来了成功的今天。

一直站在桥牌桌边的老高，点燃了桌上最后一支中华牌香烟，对靠在车窗旁的邓稼先说：“老邓，今晚你搭上了一条大中华。”邓稼先盯着牌，“嗯”了一声。老高靠在他背上，一把夺过牌说：“你累了，我替你打一会儿！”

邓稼先离开座位，打了个哈欠。他身材魁梧，方正的脸，挺直的鼻梁，浓眉大眼，一副虎将之相。他用冷水洗了把脸，把目光投向窗外。

东方，一颗明亮的启明星高悬天际，清凉的晨风从微开的车窗送进来，使邓稼先精神一振。多么美好的生活，多么美丽的早晨！邓稼先思绪万千，不由得想到另一个黎明。

1949年10月，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喜讯传到大洋彼岸，正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普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邓稼先无比激动。

邓稼先出生在军阀割据的1924年，在动乱的社会中读完了小学和中学。抗日战争中，邓稼先考入著名学府西南联大。他目睹祖国饱受的凌辱，决心要为祖国的强大学好科学。

1950年，他毕业了。在治学严谨的普度大学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那年他才26岁。学成回国，兴我中华。4月，邓稼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于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出现了一位年轻的科学家，人们都亲昵地称他“娃娃博士”。

“娃娃博士”锐意攻坚，率先打出冲击核王国的旗帜。1958年初春，邓稼先接受了一项特别任务：制造中国的原子弹。

是夜，邓稼先漫步在北京街头，心情难以平静。

外国人说：“对于原子弹，中国人的大脑还是真空。”中国发展核武器，一切都将从零开始。他更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核武器研究，是一个国家的高级机密。摸上它，将意味着自己从此隐姓埋名，不能著书立说，不能登上大学讲坛，有论文也不能发表，更不能出国交流……

可是，祖国需要。祖国高于一切！

屈辱的民族百年史更加坚定了邓稼先的决心。

他永远不能忘记那个沉痛的历史画面：

中国兵团的马队挥着战刀冲向侵略者的防线。英国士兵高傲地耸耸肩，然后举起洋枪，装上重炮，令旗一摆，一片硝烟。中国士兵纷纷落马，血肉横飞。接着，他们重整旗鼓、高举战刀，冒着枪林弹雨，又发起新的冲锋。战场上，中国士兵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侵略者哈哈大笑，弹冠相庆。

多么可悲的对比！

中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只有核武器，才能抵御核武器的威胁。

于是，一座科学界群星灿烂的特殊星系出现在北京西郊。邓稼先率领着他挑选来的28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打响了冲击原子王国的战斗。

核物理，对于这些年轻的大学生还是陌生的世界。邓稼先要从头讲起：

“早在公元前420年，希腊自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便创立了原子论。经过两千多年的沉寂，在20世纪初，原子物理学异军突起，取得的成果令人眼花缭乱。1911年，新西兰原子核物理学家卢瑟福发现了原子核，并创立了原子核模型；1932年，查德威克发现中子；1939年，德国科学家哈恩发现了核裂变。”学生们聚精会神地听着，生怕漏掉了一个字。邓稼先打着手势，像讲一个动人的故事：“匈牙利科学家利奥·西拉德最先确认，用快速中子轰击铀核，在一定情况下，能引起原子大爆炸，其威力是不可想象的！西拉德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看出，如果希特勒掌握了这种武器，那他就会称霸世界。于是，他找到了爱因斯坦，请求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大科学家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说明情况。罗斯福收到这封信两年零四个月后，下达了研制原子弹的密令……”

红日喷薄而出，彩霞满天。列车沐浴着朝阳驶出博格达山谷。

研究员赵岚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邓稼先身旁。他细高个儿，文文静静的，像个姑娘。他顽皮地拍了一下邓稼先的肩膀，说：“我能猜出你在想啥？”

“想啥？”

“你呀……准想到北京大戏院‘钓鱼’（买退票），美美地看一场梅派京戏《宇宙锋》。不过，这次我去给你‘钓’，用不着你亲自出马了。”

邓稼先笑了。他望着窗外，又想起我们国家最困难的年代，那个寒冷的冬天。

1960年，根据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答应给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教学模型。邓稼先和大学生们一起和泥抬砖，精心盖起了模型陈列室。谁知，模型没运来，苏联专家却撤走了。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邓稼先。虽然当时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早已预感到了这种危机，告诉邓稼先：“你要有思想准备，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自己干。”但当严峻的现实出现时，邓稼先感到难以抑制的激愤。赵岚还清楚地记得苏联“哑巴博士”（因极少说话而得到的绰号）回国那天晚上，邓稼先讲过的一席话：

“研制核武器，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国外对我们封锁，哑巴博士也撤走了，现在只有靠我们自己了。我们要甘心当一辈子无名英雄，还要吃苦担风险，但我们的工作能振我国威，振我军威，我们为这个事业献身是值得的。”

当时，党中央连续召开十次紧急会议。毛泽东同志指出：“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总书记邓小平及时传达了党中央对发展原子弹事业的指示，他说：“路线、方针、政策已经定了，现在靠我们去执行。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

于是，在外援突然中断情况下的一场技术攻坚战开始了。

由于邓稼先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为研制组确定了理论攻关方向，所以在苏联专家撤走不久，研制组工作获得了突破性进展，成功地解决了爆炸力学、中子运输、核反应、中子物理、高温高压下物质性质等一系列问题。

他们已经描绘出原子弹的轮廓。

还有两道艰险的原子难关等待他们去攻克：一是在理论上推出原子弹爆炸的全过程，二是在模拟实验中验证计算。

“哒哒哒”，无数参数如飞瀑般流经青年研究人员之手。当时没有电子计算机，邓稼先他们只能在笨重的手摇计算机上千百次地重复计算，一次要算几万个数字，不分昼夜地干。

北京初春的夜晚，乍暖还寒，连续几天没休息的邓稼先趴在桌上睡着了。他那宽厚的肩头向左偏离，重心不稳，摔倒在地。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没有醒，反而舒展双眉，越睡越酣。

赵岚跑来，大吃一惊，急忙将他喊醒，并把一大堆数据塞给他：“结果出来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语调都变了。邓稼先忽地跳起来，拉着小赵的手就往外跑。可是，令人失望的是，有一个数据与某外国专家的结论不一样。这位专家认为：燃烧起来的原子弹，内部要达到“N百万个大气压”。而我们的结果与此相差甚远！

是计算出了问题，还是结论错误？

算！不管谁错，只能让数据说话。

严谨求实。邓稼先把这四个字刻在心上。他是理论部主任，是搞原子弹的龙头，理论上差之毫厘，后果是失之千里。他要保证万无一失。

手摇计算机外加算盘，又奏起和谐的乐章。

与此同时，邓稼先开始筹备新的行动——模拟实验已经迫在眉睫。

发达国家可以在高级实验室逼真地模拟出原子弹爆炸时的状况，用以验证计算系统的准确性。可是我们穷，又逢三年困难时期，不可能花巨款建这样的实验室。现实迫使邓稼先另辟蹊径。

科海茫茫，何处有登天之路？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日夜忧虑，协同攻关。终于石破天惊：他们创造了一种外推法，用这种方法验证S国核爆炸时“M万个大气压”试验点的有关数据，其结论相差无几。

与此同时，经过九次运算，原子弹理论系统的核实已见分晓：外国专家“N百万个大气压”的说法是错误的。至此，原子弹的两道难关被他们同时攻克。

又是一个寒风料峭的午夜，一伙年轻人簇拥着“娃娃博士”走在北京街头。他们轻轻地笑，轻轻地唱，轻轻地打闹，恨不得把成功的欢愉传达给所有熟睡的北京人。

“到家了！”但“铁将军”早已守住了大门。“上！”娃娃们早有经验，四人架起邓稼先，把他托在墙上，只听咕咚一声，像个大熊猫摔在地上。其实没摔着，他双脚稳稳落地，只因块头儿太大，跳下去的声音尤其显得沉重。

走到家门口，他大吃一惊：只见两个孩子坐在地上，四岁的弟弟依偎着六岁的姐姐。他这才猛然想起妻子今晚值夜班，孩子还没吃饭。邓稼先鼻子一酸，俯身抱起两个孩子，亲着他们冻得通红的小脸蛋，喃喃地说：“孩子们，原谅爸爸吧……你们晓得吗，我们成功了！”

1967年5月，氢弹爆炸前的第二十八天，首都北京被“红色的海洋”淹没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拉开序幕，千百万红卫兵涌进北京，接受最高统帅的接见。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成了红卫兵的批斗对象。

女儿和儿子吓得不敢出屋。

正在这时，传来了法国即将爆炸氢弹的消息。邓稼先心急如焚，他被眼前的一切弄懵了。原子弹爆炸后，他便把全副身心投入氢弹研制中。眼看试验在即，却遇上了这场空前的大动乱，工厂停工，机关瘫痪，妻子被批斗，国事、家事纷乱如麻。这一切搅得邓稼先六神无主！

早在1960年，邓稼先便为我国核武器发展绘下了一幅壮丽的蓝图。由他组建的高级理论班子，成员都是中国核物理界的一代精英。这是一个高瞻远瞩、善于攻坚的智囊团，由邓稼先任主任，著名核物理学家周光召任第一副主任。智囊团第一号决策便是研制氢弹。

做出这样的决策需要勇气、信心和魄力。

两年后，原子弹理论被突破。与此同时，经过两度春秋的准备，多路探索氢弹的方案付诸实施了。

研制氢弹，谈何容易！

氢弹材料是氚氘，它们都是正电荷。让它们聚合在一起，需要一千万摄氏度的高温。

迄今为止，除了原子弹爆炸，人类还无法瞬时获得如此高温。

这就是核聚变的发现早于核裂变，但又迟迟造不出氢弹的主要原因。

可是，美国经过七年努力，已经造出氢弹。1952年10月31日夜晚，美国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首次爆炸氢弹。一声巨响，天崩地裂，一座巨型珊瑚岛被炸得无影无踪。据推测，这颗氢弹爆炸力相当于一千万吨TNT黄色炸药，威力是美国投向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的500倍。

氢弹的威力无可比拟。

紧接着，苏联也爆炸了氢弹。

美、苏有了，我们也要有！但我们不能跟随人家亦步亦趋。我们要尽可能地争取时间：缩短理论研究的时间，缩短弹体加工、材料提炼的时间，缩短从试验成功到武器所用的时间！

重大成功的决策是超人智慧的结晶。一次关系到国家最高利益的决策，邓稼先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

峰回路转，曲径通幽。1965年，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几个月，从上海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在邓稼先麾下从事氢弹探索的一个研制小组，率先打开了氢弹王国的大门。

邓稼先立刻和这位研制小组的负责人飞往西北试验场。在他的参谋、决策下，当时的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西尧做出了立即按有关方案组织进行冷试验的决定。

理论冷试验一举成功！

邓稼先抓住火候，下令结束多路探索，集中兵力攻关。

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打乱了共和国的一切秩序。

被揪斗的妻子受到了非人的折磨。这位杰出的病理学家，对一个时代的迷信狂热病却无能为力。

傍晚，晚霞还没退去。

邓稼先闷闷不乐地坐在桌旁，不停地吸着烟。妻子刚刚服下两片止痛药，慢慢来到他的身边。“听说，知识青年要下乡了，去向可能是内蒙古，两个孩子都可能下去，你说该怎么办？”

邓稼先摇摇头。

“你在想什么？”妻子问。

“我想……我想……你要是同意，我就回到基地去。”

妻子惊诧地睁大眼睛。

邓稼先负疚地低下头。他感到了内心的隐痛。结婚后，他往返于深山荒漠，身心全部交给了祖国的安全事业，无暇照顾妻子，无暇教养孩子。妻子既当母亲，又当父亲。她也有她的事业，有着极强的事业心。为此她付出了双倍的努力。眼下是妻子最困难的时候，自己又怎么忍心离开她呢？

许鹿希似乎看出了丈夫的心思，轻声说：“你留下也挡不住我挨斗，你就去吧，家里有我……”

邓稼先心头一热，泪水不由得挡住了视线。

他回到了核武器研究基地。

基地也没有逃脱“文化大革命”的劫难。

邓稼先怎么也不能相信，在短短时间内，一些功勋显赫的主任、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被当成反革命、特务打倒、打伤、打残。好在这里绝大多数都是科技人员，没有人写他的大字报。但要把这支被冲垮冲散的国防精兵调动起来，却是何等艰难！

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邓稼先把“抢在法国人之前爆炸氢弹”作为口号，到处奔走游说。不久，他又向部领导做了汇报，然后在基地召开了动员大会。

听说老邓要开会，正在打派仗的两派都停火息兵，一起来听老邓讲话。邓稼先在他们中间具有惊人的凝聚力。

“我们一定要抢在法国之前！”邓稼先话音一落，全场响起一片掌声。

邓稼先激动得热泪盈眶。

于是，出现了许多动人场面。上午还是唇枪舌剑的一对儿冤家，下午便同操作一部计算机进行有关氢弹数字计算了。

在加工零件的车间里，邓稼先握着一位老工人的手久久不放。这位老工人上午还被关在土牢里，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邓稼先将他请出来，加工氢弹的一个部件。他二话没说，径直奔向车间。

当晚，邓稼先到某研究所实验室看望了董海山。老董是留苏研究生，1961年获得副博士学位，回国后研制出一系列新型炸药，填补了我国国防科技领域的一项空白。可就是这样一位高能炸药专家也被关了起来。为了研制引爆氢弹的一种新型炸药，邓稼先做了许多工作才找到他。邓稼先来到老董身边，两人相对无言，默默地交流着内心的衷曲。

基地全体工作人员在邓稼先带领下，拔去车间里的青草，扫去实验室里的灰尘，开始了最后的攻坚。基地灯火通明，出现了一年来从未有过的繁忙景象。计算机荧光屏上流动着飞瀑般的数字，铸造车间电光闪闪，金刚石与硬件相接，火花四溅！经过艰苦顽强的努力，爆炸氢弹的时刻到了！

可就在这时，出现了邓稼先意想不到的事情：铁路瘫痪了！

“红色风暴”切断了大动脉！

电话，直通电话打到中央首长办公室，请求空军支援！

“不行，空运太危险！”

邓稼先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绕道走，”他眼前一亮，“哪里通就绕向哪里。”

绿色的秘密列车离开基地，开始了它的特别行动。专列足足转了七天七夜，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终于接近了西北试验场。

1967年6月7日，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间两年零七个月，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冲击波震撼了整个世界。

1984年冬，核试验场冰天雪地，这里将进行新的地下核试验。

发源于北冰洋上空的一个冷气团，穿过茫茫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横扫中国西部的千里沙漠。朔风怒号，雪花搅着黄沙漫天飞舞。寒流意欲窒息这里的一切生灵。

就在这酷寒的冬季，中国核武器研究设计院院长邓稼先领着一支科技精兵，进驻戈壁深处的核试验场，进行一次新的地下核试验。

午夜两点，邓稼先还在指挥部值班。他坐在橘黄色的灯光下，一边审阅试验设计书，一边关注着600米深的地下竖井里安放核装置的进展情况。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就可以起爆。

冷呵！邓稼先已经拉了几天肚子，血糖水平长期很低。他脸色苍白，牙关轻轻地磕响。他感到心脏都似乎要停止跳动了。

邓稼先又在桌前打开了新的核武器试验计划书。

风云诡谲的国际局势，外国同行的迅捷攀越，一幕幕浮现在他眼前。

几年前，美国一批平均年龄才二十岁的物理学家组成了一个代号叫“01”的小组。这些年轻人一面搞研究，一面准备博士论文，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全靠面包和可口可乐充饥。后来人们惊异地发现，他们正在研制“第三代核武器”。

邓稼先脑海的屏幕出现了如下镜头：上千辆坦克蝗虫般黑压压地涌来，只见空中火花一闪，坦克像中了魔法似的，不再动弹——坦克完好无损，里面的乘员全部死亡。

这就是第三代核武器当中的中子弹的威力。

中子弹的中子能穿透33厘米厚的钢板。同时，它把冲击波、热辐射和放射性物质的杀伤效应减少到最低程度。

第三代核武器除中子弹外，还有对人体无害，专门破坏通信、电力系统的电磁脉冲弹，攻击地下设施的硬点爆破冲击波穿甲弹等。

西伯利亚的寒流在窗外肆虐。邓稼先全身的热血在奔腾。

他在思考、判断、对比、决策，为研究新的核武器而绞尽脑汁。

“如果原子弹和氢弹是大规模摧毁性的进攻武器的话，那么，新的核武器则是一种有效的战略防御武器。它是‘扼杀武器的武器’，对于加强国防力量具有更重要的价值。”

“好一个‘扼杀武器的武器’！我们一定要搞成它。”邓稼先的警策之论，博得了科技人员的一片喝彩。

数据，新武器需要数据。数据源于实验。

一口深600米、直径2米的地下竖井已经由工程兵在冰天雪地里挖掘出来了。正等待着安放核装置。今晚是关键的一夜。虽然邓稼先身体极度疲劳，但他仍然坚守在岗位上，等待着井下的消息。以前所进行的地面试验往往扬起大量灰尘，夹带着放射性物质，对下风向地区和空气带来一定程度的污染。空中爆炸又无法在核弹上安装大量的仪器进行测试。地面和空中这两种属于大气层试验的方式，都不能很好地解决提高质量的问题。

为了能在距核武器很近的地方安置大量精密仪器进行测试，深入了解核武器内部细致的反应过程，同时也为了防止外国的侦察卫星探测到试验的秘密，经请示上级批准，邓稼先和同行们决定把新的核试验转入地下进行。

邓稼先感到电灯在头上徐徐旋转。他从抽屉里取出盐和糖放进茶杯里，大口大口喝起水来。他心里明白，自己身为这次试验的主要负责人，无论如何不能因为腹泻脱水而倒下。

为邓稼先治病的大夫心里渐渐浮起一团阴云：邓稼先的腹泻不像一般的拉肚子。他不是长期便秘吗？这一次剧烈腹泻怎么任何抗生素也止不住，而且还带血呢？

电话来了。有人报告，地下核装置测试仪上的信号在一串蓝色的火花迸过之后就消失了。核装置失控！美国不久前一颗两万吨级的弹头爆炸后，地面塌陷，十几名人员伤亡。不仅如此，昂贵的装置也随时可能白白地化为一缕青烟。

邓稼先急忙推开指挥所的大门。

强劲的北风夹着雪粒扑打在他脸上，呛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禁不住摇晃了一下。之后，他登上去前沿的旅行车出发了。

沙漠里的专用公路由于风雨侵蚀，形成了千千万万搓衣板似的土坎，车在上面蹦跳颠簸；时间一长，乘车人的五脏六腑都要从嗓子眼跳出来。邓稼先感到一阵阵头晕、恶心，小腹隐隐作痛。他转移注意力，望着车窗外荒原上的大雪、坚冰和一派苍茫。

经过一道道警戒线，试验竖井终于到了。邓稼先被冷风一呛，胸腔一股热流涌上咽喉。“哇”地一声吐了出来，吐的都是黄色的胆汁。他眯缝着眼睛，望着风雪中的井口，吃力地说：“同志们，扶我一把。”

大伙无论如何也不要他去了，要扶他回车上休息。“不，我能行，我要去。”他斩钉截铁地说。两个小伙子眼眶湿润了。他们架着邓稼先，顶着呼啸的狂风，在雪地上摇摇晃晃地前行。

两代科技工作者的六个脚印，六个人生旅程的惊叹号，叠印在雪白的“稿笺”上。

周围的同志们自动地围在他们四周。人们多么希望风弱一点，雪小一点，好让老邓平安地来到测试点呵！

又是两个不眠之夜。测试计算，循环往复。荧光屏上的绿色光波又重新闪亮了。邓稼先他们像妙手回春的医生，使地下核装置重新获得了生命。

大风雪终于停止了。太阳怯生生地露出脸来。“起爆！”一只大手紧紧按下那枚红色按钮。

地火在奔突运行。被600米岩层压迫着的核装置，发出了狂暴的反抗，高温高压的火球一瞬间使岩层化为气体和岩浆，压力波在岩石中穿越，变成地震波，辐射到很远的地方。人们看不见火球，看不见蘑菇云，但这一切都被仪器看见了，听见了。它们很快将变成有关新的核武器的数据，整齐地列队站在邓稼先和最高统帅部的办公桌上，仿佛是一个个雄赳赳的“扼杀武器”的闪光的盾牌。

大地发出沉闷的隆隆声，在邓稼先脚下颤抖、倾斜、旋转。紧接着，他就辨不清东西南北，只觉得自己像一只铅球，直向600米深的黑洞洞的地下竖井坠落下去。那些掠夺营养物质的恶性细胞，在体内像被激发的原子一样，酝酿着一场可怕的裂变。

邓稼先像一只涅槃的凤凰，在炽热的地火中超越着生命的极限。

1985年7月28日，病魔袭击了邓稼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手术室里，消毒剂浓烈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医院给邓稼先施行手术治疗。

此时，一位戴眼镜的清癯的老将军正坐立不安地守候在手术室门外。他就是国防部长张爱萍。

老将军一大早就来到医院，会同医生仔细研究了邓稼先的手术方案。现在，他最担心的癌细胞转移，不可逆转地出现了。老将军神色黯然地凝视着窗外阴暗的天空，心里像灌满了铅一样沉重。稼先呵，稼先！你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珍爱的科学家，国防现代化事业等待着你，你怎么能在这时离开我们呢？

张爱萍将军对医生们叮嘱道：“稼先同志如有不测，那将是我国军队、我国科技事业的重大损失，希望同志们一定尽最大努力！”

医护人员们怀着对这位杰出的核科学家的崇敬之情，为了国家利益，竭尽全力地开始了一场与癌魔争夺“两弹”元勋生命的激战。

守候在手术室门外的妻子许鹿希教授，作为一名病理学家，比普通人更了解这一系列病症和手术将给丈夫带来什么。

手术室门楣上的“静”字红灯，窥探着这位女教授的心理。许鹿希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的女儿。她与丈夫在事业上从不同的轨道达到了深邃境界。可是回首往事，三十年了，他们夫妻真正在一块儿的日子加起来不过三年。许鹿希清楚地记得，1958年的秋天，邓稼先兴冲冲地跑回家来，激动地说：“鹿希，我要干一桩大事业，也许从今天起就要干一辈子。”他当年踏上秘密历程的时候是一个多么魁梧健壮的小伙子呵！脸上洋溢着红光，蓬松而油亮的头发散发出青春的气息。如今老了，从大戈壁回来，满面尘土，气喘吁吁，两鬓染霜的头发里夹裹着粒粒黄沙。

许鹿希又想起了1972年与杨振宁在北京的会晤。

当时正值北海公园垂柳婀娜的时节。邓稼先和她宴请老朋友、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席间，杨振宁感叹地说：“稼先，美苏从原子弹到氢弹用了七八年时间，而你们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真了不起呀！”

这位深谙原子王国奥秘和艰辛的科学家为此无限感慨。

邓稼先的生命在秘密的历程里到底闪射出多少灿烂的光华，许鹿希教授远远不如身旁的将军知道得多，但是她深深地知道，丈夫把本该给予妻子、儿女、家庭的爱，全部献给了国防科技事业。

护士推着邓稼先从手术室出来了。

已经等候了五个小时的张爱萍急忙迎上前去，紧紧握住医生的手，感激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老将军深情地关注着邓稼先。他建议中央新闻单位，好好宣传这位隐姓埋名、为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无名英雄。

是啊，连大学核物理专业的学生都不知道中国有一位叫邓稼先的大物理学家。杨振宁多次邀请邓稼先出国观光、讲学，但是邓稼先轻轻地摇摇头。杨振宁醒悟了：“啊，在外国，你这种人也是不能随便出国的。”是啊，邓稼先的头脑正是一座中国核武器历史与现状的信息库和保密室。他的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他必须为人民一辈子默默地奉献。

巨星将逝，他要把最后的光和热留给中华。世界高技术潮流风起云涌，“星球大战”“尤里卡计划”惊世骇人。他要在临终前将一系列建议贡献给党和人民。

他忍着因核辐射引起的全身融血带来的剧痛，时常拒绝使用昂贵药品和令人嗜睡的镇痛剂。他失去了一个健全的躯体，但他要尽可能保留一个清醒的大脑。快写，一个字；快写，一行字。快写，呼啸前行；快写，呼啸生命！

又一个夜幕降临之时，邓稼先喘着大气，吃力地微笑着对妻子说：“鹿希，请你把这份建议书转送党中央。千万记住，它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

许鹿希紧紧握着丈夫骨瘦如柴的手，郑重地接过这份用生命写成的有关发展中国战略核武器的建议书，泪流满面。

1986年7月29日下午1时50分，“两弹”元勋走完了他28年的秘密历程，心脏停止了跳动。

8月3日下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笼罩在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我国杰出核科学家邓稼先追悼会在这里举行。国务委员、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致悼词。悼词说：邓稼先同志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在技术上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他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增强我国国防力量、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是的，全国人民都将铭记那个历史性瞬间：一道炽热的白光划破西北天穹，蘑菇烟云腾上万里云霄。遥遥望去，就像一只高高举起的铁拳。这是一只核防御铁拳，是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的心血的结晶，是13亿中国人民力量的象征！

铁拳释放着高能电磁波，屏障着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在这片国土的上空，和平鸽在飞翔……

（原载上海《萌芽》杂志198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