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怀念

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李德全的丈夫、冯理达将军的父亲）说：“人人都有死，不必论迟早，只要为革命，只要为大众，虽然早死亦永生。……人欲得寿，需为大多数人牺牲寿命。……有的人，尽管活在世间不长，但他为老百姓做了好事，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人民将永远怀念他，这种人才是最长寿的。”

1954年，我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政治干部学校学习。一天，白占彪指导员交给我一封他拆阅过的公函，是安徽省人民政府徽州区专员公署寄来的。言称：“你父的病故，不仅是你全家的损失，同时亦是我们国家的损失……”噩耗传来，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宛如泉涌，顿时不绝于面。父亲大人，在不该离开我们的时候离开了，永远地离开了。在沉痛永久的思念中，他那朴实忠厚的面容，他那慈祥的微笑，他那为群众演奏京胡的神态，他那为革命伏案写作的情景，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父亲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而不知疲倦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

父亲范长林出生在河北省深县一个极其贫寒的农民家庭。他是我们范氏家族中第一位职业革命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冀中区深县党组织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的这两句诗，不仅是父亲一生的座右铭，而且是他从事革命工作的最高准则。父亲那种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从小受祖父的熏陶，青年时期就投身革命。祖父名蕊智，字聪明，是个勤劳忠厚、善良正直、稍有文化的善良农民。靠着耕种几亩薄碱地和打短工，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祖父一生吃糠咽菜，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老人家天天盼望着富裕起来，在我家仅有的几件农具上，亲笔写上了“堆金堂”三个大字。然而，由于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穷人是难以富起来的。

祖父是个无神论者，但在封建思想的影响下，为了让一家人过上好光景，他又不得不供奉财神。可是，他不信鬼，常对我说：“人死如灯灭，根本就没有什么鬼。”在进步思想影响下，祖父的觉悟逐渐有了提高。他常说：“穷人要过好光景，靠神是不行的，要靠勤俭，要靠共产党，共产党才是活菩萨。”他比一般人更加懂得文化知识的重要。所以，无论家里多困难，祖父总是想方设法，让我父亲念书，力求上进。不知熬过了多少个难关，硬是把父亲培养成了一个既有文化、又有革命理想的农民“秀才”。

在黑暗的旧中国，一个出身寒门的穷“秀才”，是没有“用武”之地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此外，别无出路。父亲是个独生子，上无姐，下无妹。为使穷苦人民得到解放，彻底翻身，祖父毅然支持我父亲走上了革命道路。父亲曾在县城一家钱庄当过店员，并与几位乡亲搭伙，赴津做过小生意，还在家务过农。由于饱经风霜，吃尽了被压迫被剥削的苦头，所以他特别同情劳苦大众，特别关心穷人的疾苦，并为之翻身解放而奋斗不息。

父亲经常教育我和兄长，永远不要忘记过去。1953年的农历正月初二，他在昱（今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寄给我的信上这样写道：“我那孩，你和你爹都是生长在贫寒之家呀。……正是因为我们过去受苦，所以才革命，现在革命初步胜利了，过去的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是革命还没达到最终目的，今后建设任务更繁重……”对于父亲的谆谆教诲，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

1931年，父亲在冀中饶阳县许家张保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东留曹村发展了第一批共产党员，并成立了党支部，他任书记兼村长。后来，父亲被党组织任命为中共深北特委巡视员，第三区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和第四区委员会书记，中共深县县委委员兼第九区区委书记。他与尹占久、尹良久、谢汉卿等同志一起并肩战斗了许多年，为发展党的组织、培训革命干部、建立抗日政权、组织敌后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开展反“扫荡”，做了大量工作。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父亲置个人安危生死于度外。每到危急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1942年，日本侵略军集结了三个师团、两个旅团五万余人的兵力，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八千多个村庄，发动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敌人妄图以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摧毁我抗日政权和主力部队。霎时间，火光四起，杀声一片，岗楼林立，沟壑遍地。整个冀中平原“无村不戴孝，处处有哭声”。“五一”扫荡后，环境险恶，敌特汉奸的反动气焰嚣张一时。这些反动的顽固分子与岗楼的日本鬼子勾结在一起，指名道姓，大喊大叫，要活捉身为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的父亲。根据冀中区党委关于“以隐蔽的武装斗争为主”的指示精神，父亲化名为范真常，领导群众开展了游击战、地道战，投入了反“扫荡”的战斗。他领导的大凌霄村挖的地道，是全县最好的典型。

在巩固抗日政权、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父亲做出了积极贡献。有一次他的胸部与双腿负了伤，仍然不肯休息，忍着剧痛坚持斗争。一些熟悉他的人都说：“范长林同志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既无私，又无畏。”父亲病逝后，东留曹村党支部曾写祭文悼念说：“范长林同志是东留曹村党组织和农会的创始人。他为深北县培养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中国的劳动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范长林同志，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祭文是由祝三同志宣读的。不是吗？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父亲是第九区区委书记。他领导的护驾迟区，无论是土地改革还是扩军支前，样样工作走在前。在他所领导的几个区，他都亲自介绍发展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入党。后来有不少人成了党的高级干部。曾出席过晋察冀边区群英会的妇女劳动模范张化全，就是父亲一手培养成长起来的一名优秀干部。

经父亲批准，我和大哥都先后带头参了军。一个战斗在华北战场，一个战斗在最艰苦的西北战场。三弟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强我军建设、巩固国防，又从保定一所大学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父亲未曾见过面的两个家孙又都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从某部复员后，成了金融干部；一个从大学毕业后又参了军，现在是南京解放军理工大学本科大队政治委员。

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中国有个传统的说法叫作“盖棺论定”。50多年前，家母在痛悼父亲时说：“范长林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共产主义，为了革命事业，宁肯舍命舍家，不惜牺牲一切。”这个评价，对父亲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

1948年冬季，父亲再次被任命为中共深县县委委员兼县总工会主任。这时，解放战争进入了反攻阶段。毛泽东同志做出了“一年左右打败蒋介石”的英明论断，并发出了“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随军南下”的伟大号召。父亲积极响应，随军南下了。南下前，父亲在精神上做好了一切准备。他曾这样意志坚定地说：“南下，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党和人民的需要，也是江南人民的期盼。我们要随军打到南京去。那里的人民，早就盼着共产党去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作为一个县委委员、工会主任，我坚决带头南下。”当时，《冀中导报》曾在头版头条报道了父亲带头南下的事迹，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深县历史》第一卷上亦有文字记载。

1949年4月，我在第一军文工团任组长，在西进的行军途中，军邮为我传来了家书。父亲写道：“我那孩，知道你渡过了黄河，向西开进，为解放西北地区而战斗，我很高兴。收到了你的信，我心里很是痛快。告诉你一下，我已被批准随军南下了。以后到了什么地方，我再给你去信吧。你一定要听首长的话，好好学习，做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是年7月，我从一军文工团调到了二师政治部宣传队。我正在眉县大王镇一带参加扶眉战役的战场宣传。不久，又收到了父亲从皖南歙县寄来的家书。那时，我们部队的代号是“黄河部”。非常感谢军邮，竟把父亲用毛笔写的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二师政治部宣传队的真番号的信，送到了我的手里。父亲写道：“我已到了安徽省的歙县县城，任县委委员和城关区委书记……”实在遗憾，因为参加扶眉战役，渡渭河时，这封家书淹没了。父亲南下出征前说：“哪里黄土不埋人。”那时父亲已过了不惑之年。

“哪里黄土不埋人”这句话，充分反映了父亲那种为解放江南人民，为开辟新解放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决心。父亲的言行，使我读懂了古人的一句名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天下有几个不疼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可以说是没有的。父亲为革命南下了，在故乡留有母亲和年幼的弟妹，我和哥哥又都在部队，特别是我，当时还是个稚童，就战斗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西北战场。父亲对我们母子能放心吗？这是不言而喻的。父亲的南下，使我们的家庭更加分散。战争，对我的生命威胁最大，父亲也最担心。所以，尽管那时战斗激烈，父亲与我的书信来往还是相当频繁的。

入伍后，我随红军旅长李国良将军到了石家庄市南郊的城角庄。父亲曾来看我，因部队转移了，父子未能面晤。后来我被调到晋绥吕梁第十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队。不久，晋绥与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一天，战友马从龙同志找到我说：“二水同志，你父亲给你来信了，还给你寄来了边币。”我高兴地接过了家书。这是我参军后，收到父亲从深县政治处寄来的第一封家信。常言道：“家书抵万金。”何况信里还真有“金子”呢！当时边币五倍于西北农币。我把父亲寄来的边币兑换成农币后，一分也舍不得花，全部交给我们队长王宗吉同志给保存起来了。为此，王队长还在大会上表扬了我。

我参军这件事，当时在深县确实起了一个带头作用。许多青年，甚至三等残废复员军人，闻悉区委书记范长林同志之子还是个儿童团员就报名参军后，他们也都重新穿上了军装，奔向了西北战场。父亲在屯溪工作时，写给我的信上还提及此事。他写道：“1948年，我本想叫你高小毕了业再走，可是你非要参军，在不该离开爹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一切的一切，我都清清楚楚地记着，想起来真叫我心里不好过呀。这些事情，我在工作不忙时，常常想起来呀……”

是的，小时候父亲非常疼我、亲我、爱我。至今，父亲在为革命忙中偷闲，为我们兄弟飞针走线做衣袜的情景，还常在我的脑际闪现。

1953年，我给父亲写信，让他到西安看看我，他又是忙中偷闲，千里迢迢来到了长安王曲镇。我想让父亲多住几天，但在他老人家的心里，革命工作是比疼爱儿女更加重要的大事。六年没见一面的父子，只在一起团聚了三天。由此可见，父亲是把全部身心都用在革命事业上了。

在我同父亲相处的短短三天中，他对我讲的几乎都是要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事。一天，父亲同我在终南山下的湘子河边散步，他问：“你喜欢不喜欢鲁迅先生的诗？”我说：“喜欢。”父亲又说：“你知道‘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什么意思吗？”我答：“毛主席说，鲁迅的这两句诗，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指的是敌人，‘孺子’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毛主席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父亲听后很高兴。我们走到湘子河的小桥上，父亲又问：“你当兵怕死吗？”我答：“为革命哪能怕死哩!解放战争中，我才当兵不久，就遇到了阎锡山的飞机轰炸、扫射我们的司令部，炸弹落到了我们脚下，我都不怕。”这是我在晋南新绛县遇到的一件危险事。父亲听后，高兴地说：“很好！我们共产党人为革命，就是不能怕艰苦，就是不能怕牺牲，直至献出我们的生命。”为什么父亲竟这样认真地和我谈起生死问题呢？当时，我们一军还在朝鲜，战争还威胁着和平。父亲估计，我从学校毕业后，还要回到前线去。啊！这是父亲为了坚定我的革命立场。父亲的面示，伴随我走过了漫长的革命征程。

父亲病逝时，没有一个亲人在他身边。作为孩子，我不知道父亲在临终时给我们留下了几句什么话。分散在四面八方的亲人，虽然都收到了他亲笔写的病危信，可是谁也没能赶到他的病榻前。

父亲在“祁红屯绿”的茶乡，不知洒下了多少辛勤的汗水。然而，在离开人间时，却没能喝上一杯祁门的热茶。作为他的儿子，我连碗白开水也未能亲手捧给他老人家喝一口，这不能不说是做儿子的最大的遗憾。虽说世上有着“忠孝不能双全”的说法，但是我的心情是久久不能平静的。今天，英年早逝的父亲，离开我们整整60个春秋了。每每想起父亲，我总禁不住满腹的心酸！这真是：“父亲匆匆离我去，悠悠往事涌心头；舍己为公品德高，他将毕生献徽州。”

父亲无限热爱徽州（今黄山市）的人民，无限热爱那里的一草一木。他和徽州区的群众，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由于父亲这样热爱徽州，所以我也一直把徽州视作故乡。为纪念父亲逝世40周年，我于1993年8月，偕同爱妻尹秀荣，踏着父亲生前的工作足迹，走遍了徽州和芜湖地区。

平时，只要一提到安徽、皖南和徽州这几个字时，我就会想起故乡。1993年《人民日报》刊载了“祁门成为双拥模范县”的消息后，我的心情就有着一种非同一般的激动。父亲生前曾在祁门工作过两个春秋。他曾任祁门县民政科长、人事科长兼复转办主任，与人民群众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今天的祁门能够成为拥军模范县，是有着父亲生前的一份功绩的。《祁门县志》在“民政”一节有详细记载。1992年7月，我在兰州谒见当年我的指导员，今天的军职干部白占彪同志时，他还说：“二水同志，我记得你是安徽人。”我说：“是的，我祖籍河北深县。父亲南下后，把生命献给了徽州。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是个安徽人。”

1954年的7月下旬，我收到父亲病重时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写来的病危信，阅后交给了白指导员。当时组织上批准我去探望。但颇不如意，这年的铁路干线被洪水冲垮，交通中断。一直等了多日，还是不通车。无奈，只好遵照父亲让我“安心学习”的嘱咐，投入了毕业前的总复习。

天天盼望父亲的病情好转。可是，就在是年9月的一天，父亲病逝的噩耗从徽州传来了。对我这个涉世太浅而又毫无精神准备的人来说，实在难以承受。当时，我痛哭不止。白占彪指导员一再相劝，让我化悲痛为力量，坚持到毕业。我强忍悲痛，认真学习。汪炳光老师得知我在父亲病逝后仍坚持学习的情况后，写了一篇千字稿，题目叫《认真学习的范二水同志》，发表在校刊《教学生活》报上。我参加国家考试时各科成绩优秀，荣获上等生，学校还为我记了三等功。这对父亲的在天之灵，也是个告慰。立功喜报，由学校寄回故乡，村长张凤州同志亲自送到了我的家。

父亲生前，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有着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而且口才流利，谈吐清晰，文字方面的功底也很厚实。父亲在给党员干部培训班讲课或向干部作报告时，不但语言惊人，而且颇有吸引力。他向干部讲解党的方针与土改政策时，精辟透彻。这是和他平时善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分不开的。有一次在祖籍，我到南溪村去看父亲，他正在给区村干部作报告。大家听后，一个个激动不已。一位干部对我说：“你爹讲得真好，又风趣，又生动。”

父亲幼年，多灾多难，乡亲们都说他“命不济”。 他出生后，不满周岁，我祖母就病故了，是祖父把他抚养大的。少年时代，父亲天资聪颖，刻苦好学，心灵手巧，颇受老师赞许。刘世昌先生说：“在我教过的90多名学生中，范长林是最优秀的一个。他非常勤奋，肯用功，善钻研，而且为人厚道。” 父亲对他的老师是非常尊敬的。父亲在任三区区委书记时，听说恩师刘世昌先生家里遭了旱灾，便从辰时区公所赶回家，让我哥哥帮他装了一口袋一百多斤小米，送给了他的老师。

我和大哥读初小时，一天父亲从区上回来，在我们屋子的墙壁上写了这样一句话：“今日的事情今日做完。”并用这句话教育我们兄弟，无论办什么事都要有个时间观念。父亲常说“人生百年几今日”，要“每日三省吾身”，要牢记“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父亲还常抽空给我们讲故事。父亲每逢从县或区上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先抱起我来亲一亲，并让我蹬在他的双脚上打秋千。因为当时我最小，所以父亲特别疼爱。逗我玩上一阵后，他就教我认字、识谱，接着又手把手地教哥哥打珠算。

我和哥哥渐渐长大了，父亲对我们就更严了。他说：“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共产党员，越有本事，工作能力越强，就越要虚心学习。你们兄弟俩，一定要记住‘谦受益，满招损’这句话，什么时候也不要骄傲。必须懂得，能人背后有能人，强中必有强中手。”他还经常用孔夫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和“三人行，必有吾师也”的语句来教诲我们。父亲生前最善于抓住一个“今”字。他办事麻利，事后必“三省吾身”。特别是对于革命工作，他严肃认真，善于开展自我批评。

勤奋好学使父亲练就了一手潇洒飘逸的毛笔字。父亲还能写一手美观、漂亮、端庄、隽秀的蝇头小楷。无论他工作多忙，只要有人向他求字，总是有求必应。许多人都说：“他写的小楷像印出来的一样。”人们都知道父亲平易近人，所以不管是写春联，或是写请帖，都纷纷找上门来。父亲热心为群众服务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父亲不但是个京剧爱好者，而且造诣颇深。他是冀中有名的琴师，他用京胡演奏的一曲《夜深沉》吸引了广大听众。对于中医和中草药，父亲也有一定的研究。这些特长，都成了他从事革命工作，联系广大群众的有利条件。群众赞扬父亲是位农民剧作家。他编的剧本有现代京剧《高一招》、歌剧《王大娘赶集》等。

1953年10月1日，我陪父亲在长安县王曲镇的街上游逛，正欲到照相馆去合影，突然从邮电局走出来一个40岁上下的农民，手持一个小布包，急得团团转。当这人看到身着浅色中山装的父亲时，便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拉住父亲的手说：“同志，请你帮我写几个字吧，我向老家寄个邮包。”父亲立即走进邮电局，挥笔写下“山西省偏关县某某村”和收件人的姓名。父亲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品德，对我来说就是言传身教。这件事使我增长了地理知识，从而知道了山西省有个偏关县。父亲写好后，我对那人说：“叔叔，你知道帮你写字的是何人吗？他可是比你们长安县长和偏关县长不小的一个干部！”那人听后，一面打量着父亲，一面感激地说：“谢谢县长啦。”父亲和颜悦色地说：“乡党，不必客气，还是叫我同志好。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有一条规矩，不管你当的官有多大，都要像毛主席讲的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事后，我与父亲合了影。然而，这竟成了父亲与我的永别留念。

父亲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革命的胜利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小时候，父亲不仅教哥哥和我学习《论语》，而且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讲述共产主义的《大同篇》上。他对我和哥哥说：“将来必然会实现共产主义大同，那时将再也没有压迫与剥削。”父亲讲的《大同篇》，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种子。

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深县流传着“相持阶段困难多，军民团结要合作，打败鬼子小日本，才能建设新中国”这样几句民谣。在这个困难阶段，父亲根据党的指示，在深县第四区举办了党支部书记和乡村干部训练班。他亲自任教，以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作为基本教材，从而提高了全区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

父亲经常引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的这样几句话：“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据此，父亲一面领导群众坚持武装斗争，组织反“扫荡”；一面狠抓“文化军队”的建设，率先在溪村区建立了抗日村剧团。那时，他领导的这个区，共有27个自然村，几乎村村成立了抗日剧团。

在接近民众、深入生活的基础上，父亲创作了现代京剧《高一招》。他既是这个戏的编导，又是乐队首席。唱腔也是父亲设计的。父亲逐句逐段地向演员杨聚同等人进行教唱。该剧由东留曹村剧团演出后，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并引起了冀中军区“火线剧社”领导的关注。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父亲积极组织农村广大文艺工作者进行了认真学习，并把他工作的护驾迟区涌现出的劳动模范张化全的事迹编成了剧本《张化全》。晋察冀边区召开了群英会，表彰奖励了在反“扫荡”中涌现出的战斗英雄和大生产运动中出现的模范人物。边区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在英模的感召下，于群英会之后深入到了模范人物的家乡——深县护驾迟区东张庄。时任区委书记的父亲，热情接待了剧社的同志们，并把他写的剧本《张化全》送给了“火线剧社”的同志。这是父亲继《高一招》之后写的又一个大型剧本，写的完全是真人真事。

父亲是个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和地位高低的人。为仆不为官，为民不为己，能上又能下，能官又能民，这是父亲始终恪守的一条原则。一事当前，父亲总是首先考虑党和人民的需要。党要他干什么，他就去干什么，从不讨价还价。为了党的事业，他甘愿献上自己的一切。

南下后，父亲的工作单位和职务曾有过多次变动，有时升，有时降。别人不愿去的单位，他去；别人不愿干的工作，他干。他的组织观念特别强。我在西安学习时，曾去信向父亲请教，问他我从学校毕业后做什么工作好？他回信说 ：“要服从组织分配，多请示首长。我的说法不一定对，或不完整，一切由领导决定。”父亲这种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为我们做了榜样。

在南下干部中，父亲是位抗战初期的区委书记，而且他的年龄也是最大的一个。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更不摆什么老资格，始终严于律己，团结同志一道为党工作。1949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任命父亲为徽州地委农会副主任。职务上升不久，鉴于新区土改工作的需要，皖南行署主任魏明同志于1950年12月，又任命父亲为祁门县人民法庭副审判长。这个职务，对于父亲来说，早在1947年贯彻中共中央《土地法大纲》的老区土改时，就在深县担任过了，而且还是正职。为了党的利益，父亲愉快地接受了。副审判长的职务虽然不高，但责任重大，所从事的是个人命关天的重要工作。到职十天，祁门县人民法院正式成立，父亲又出任人民法院院长。

在祁门，父亲一身正气，秉公执法。对工作，只讲党的利益，只讲革命真理，一贯恪守“大公无私”这四个字。铁骨铮铮，刚直不阿，清正廉洁，不畏权势，这是父亲为人的最大特点。“公生明，廉生威。”父亲生前，信奉古代官员张聪这句箴言。他说：“古代为官者都讲一个公和一个廉字，我们共产党人执政，就更要廉洁奉公了。大公无私，是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远在战争年代，深县就有一些干部议论父亲：“范书记有能力，文化高，办事公，其最大缺点是不会在权势面前晃脑袋。假如他晃晃脑袋、哈哈腰、点点头，早就升大官了。”然而，父亲从来就不晃什么脑袋，更不怕别人说他是“直杠子”“不转弯”等等。他常说：“吾辈做官，骨头要硬。”他一贯凭自己一身真才实学而为人民服务，凭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而干革命，从不仰人鼻息。

党的政策、人民利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就是他做人民法官的准绳。在1951年的镇反中，他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细心分析，在证据确凿的基础上，依法判处了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从而巩固了人民政权，保证了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的顺利进行。

祁门县的人民群众，经常见到父亲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一双胶鞋一把伞。在历口等地的六个法院分庭里，都可见到父亲依靠群众认真办案的身影。父亲从来不在群众面前摆官架子。不管在哪里，他都勇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父亲“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在法院人手少的情况下，他不怕苦，不怕累，腿脚勤快，思维敏锐，经常口说手写，自然挥洒。祁门人民法院的公文、布告等，大都出自父亲的手笔。

徒步下乡，体察民情，这是父亲在深县工作时就养成的良好习惯。他非常重视掌握第一手资料。经常亲自动手，这是父亲的又一特点。人称他是区公所的“伙夫”。与他在辰时、溪村、护驾迟一起工作过的区乡干部、游击队员，都品尝过父亲烙的饼和炒的菜。南下后，父亲仍然保持着当年那种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祁门的人民群众交口称赞，说范院长是个“铁面无私、秉公办案的人民好法官”。

1952年安徽省正式成立后，组织上又把父亲从祁门调到了屯溪任安徽省皖南木材公司书记兼经理，不久又调太平县任代县长。太平地处黄山之险。当时，黄山三十六峰，其中太平境内就有八峰，而天都峰为黄山之巅。父亲为黄山旅游区的建设，奉献了一份力量。

1953年3月19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曾希圣同志任命父亲为徽州区专员公署建设科长。从此，父亲的足迹，踏遍了皖南的山山水水。

父亲自幼体质羸弱，加之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工作，又患了严重的胃病。徽州人民时常见到父亲抱病工作的情景。

父亲一生，从未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当了多年的区委书记，却仍是冀中农民的打扮——身穿对襟衣，头顶白毛巾，父亲南下时才穿上了灰色的新军装。这位农民出身的区委书记，对北方的农活耕耩锄耪样样会干。他亲手为三个区的农民做过农活。提耧下种，在冀中平原来说是最难的一件事，但父亲拿耧为农民播种时，种子均匀，苗儿齐全。群众说：“范书记是俺们的贴心人。”

父亲生前特别爱惜粮食，常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教育我和哥哥。吃饭时，只要掉到桌上一个米粒，他都要捡起来吃掉。1953年父亲来军校看我时，硬要与我一同吃大灶。我按照当时父亲是个县级干部的实况，向校领导汇报后，组织上把他安排到小灶就餐。有一天，剩下一块馒头，父亲把它晾在了学校招待所的窗台上，我发现后正要扔掉，父亲严厉地批评我说：“忘记我教你的《锄禾》那首古诗了吗？粒粒皆辛苦！我在你们学校吃了几天的小灶，够享福了。这块馒头不能扔掉，可不能身在福中就忘了过去的苦。”一生清贫的父亲，为革命辛苦了一辈子。作为战争年代的一个县级干部，一个20世纪3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对革命来说，也算有功之臣了。但他一直过着粗茶淡饭的艰苦生活，连盒好烟也舍不得抽。他说 ：“抽红金牌香烟，就很好了。”

父亲打过游击，当过政委，种过农田，搞过土改，写过剧本，干过工运，当过法官……几十年来，没少为革命出力啊。特别是“三反”运动时，大批的白银和“黄鱼”，还有许多贵重物品，都从他手里经过，但是他从不眼红，分文不拿。当他病逝后，只留下一箱马列主义的书籍和一套《毛泽东选集》，还有几个工作笔记本，这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全部遗产。

父亲的遗物中，最珍贵的要算工作笔记了。仅在皖南区父亲就记下了几十万字的笔记。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为建设皖南山区辛勤工作的佐证。我看过父亲的遗物后，为他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父随大军下江南，铁面无私执法官；建设徽州出大力，两袖清风做奉献。”勇于奉献，两袖清风，这正是父亲那种最可贵的“孺子牛”精神的体现。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战争年代，父亲为革命送子参军；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又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生命献给了徽州。这种高风亮节，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鉴后人。

父亲病逝时年仅46周岁，正是为革命、为人民、为建设新中国、为建设社会主义大有作为的年华。然而，长年奔波，终至身心俱瘁。他“走得”太匆忙了，未能看到今天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三诵此诗，不胜凄然。父亲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那热血澎湃、献身革命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精神，却永远活在深县人民的心里，永远活在冀中人民的心里，永远活在皖南祁门、歙县、太平、徽州人民的心里！

亲爱的父亲，安息吧！

2014年2月于宁夏吴忠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