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为“孺子牛”

抗金名臣李纲诗云：“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深县古称博陵郡，历史悠久。隋朝开皇十六年间，以其城西深池取名深州，1913年改州为县。这里盛产蜜桃，驰名中外。

范长林1908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深县东留曹村一个极其贫寒的农民家庭。其父范蕊智，一生务农，喜阅古籍，是个勤劳朴实、忠厚善良、富有智慧、向往进步的明白人。本家与亲戚，都是淳朴的庄稼人。

《管子•权修》中有道:“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年之计，莫如树人。”范蕊智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树人”上。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祖传的6亩薄碱地上种谷植树、精耕细作，并给人打短工，抚养子孙。他靠双手，靠勤俭，把范长林培养成了一个既有文化知识又有革命理想的农家“秀才”。

范长林少年时代，虽然家境穷困，生活凄苦，但他天资聪颖，机敏过人，胆大心细，笃志好学。先在北溪村念私塾，后在深县一高就读。其恩师刘世昌先生说:“在我教过的90多名学生中，范长林是最优秀的一个。他聪明伶俐，而且品行端正，为人忠厚。”

郑板桥有云:“贫贱足以立志。”十年寒窗，沧海横渡。范长林胸怀报国救民的壮志，走出了校门。刚一涉世，便踏进深州城南街“大德昌”钱庄，当了店员。范长林疾恶如仇，不忍剥削与压迫，稍有觉悟，便拂袖而去。

为了谋生，他与本村王嘉朴等人联袂赴津，做起了现趸现卖零碎布头的小生意，后来又在天津一家纺织厂学习织布。其间奔波不止，吃尽苦头，虽未挣上几两碎银，但却接触了社会，开阔了视野。特别是1930年，他在天津结识了几位地下共产党员，从此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人的启蒙读物《大同篇》等进步书籍。他的心中燃起了一盏指路明灯。

在共产党人的进步思想影响下，范长林渐渐觉悟起来。由于他饱尝了封建势力的压迫之苦，所以特别同情劳苦大众。他深深认识到，要实现报国救民的壮志，必须团结工农起来革命，除此别无出路。

1931年，范长林在河北省饶阳许家张保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开始组建村农会的活动。1937年4月17日，东留曹村农会成立，他任主任。之后，他亲自培养和介绍刘聚水、范恒一、王嘉朴、杨合、杨唤成、牛彬如、张风州、牛景全等几个穷苦农民入党。接着又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报请上级党委批准，成立了东留曹村党支部，范长林任书记兼村长。

中共深北特委成立前，范长林被任命为巡视员。抗日战争爆发，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他挺身而出，与大流村的共产党员尹宗正、北溪村的尹良久等同志一起，向晨时、溪村等区村的群众进行了大量的抗日宣传与组织工作。

范长林受命于危难之际。1938年，他与尹良久被任命为中共深县第三区委员会正、副书记，创建发展壮大了全区的党组织。1940年1月，中共深北县委成立，范长林调任第四区区委书记。时逢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他与区长谢汉卿等一起，发展党的组织，培训革命干部，巩固抗日政权，建立敌后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组织反“扫荡”。在全区范围内组建了游击小组与男女民兵自卫队，并大力开展了自造武器的活动。他领导下的大流村“八大秀”妇女自卫队，在民兵检阅时获深北县第一名。他发动溪村区民兵土造的“单打一”手枪、手榴弹、地雷与小型迫击炮等，参加冀中区土造武器大比赛时受到了表彰。

是年秋天，范长林在县委的领导下，与谢汉卿一道，率全区民兵和游击队，在沧石、深安公路开展了七个昼夜的“破击战”，切断了敌人的交通，中断了敌人的联络，有力地支援了“百团大战”。

1941年，解放区进入了一个最困难的时期。为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在县委的领导下，对党的组织进行了思想上与组织上的整顿。这个时期，范长林领导全区党员干部，学习了毛泽东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从而提高了广大党员和区村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范长林在支部书记培训班上亲自讲课，并结合斗争形势，吸收了一批知识分子入党。在区委书记政治考试中，范长林荣获冀中区第一名。

1942年“五一”扫荡前，范长林调任中共深北县委钱税干事。在残酷的“五一”扫荡中，敌特、汉奸与日本鬼子互相勾结，气焰嚣张，大喊大叫要活捉范长林。然而他的抗日立场更加坚定，以抗日救国为己任，在血腥恐怖下，置个人安危生死于度外。不久，范长林又调任溪村区委书记。这一时期，整个冀中抗日根据地全部沦陷。敌人在6万平方公里的冀中大平原上设置了1753个军事据点。仅深县就有敌伪据点与岗楼82座。在溪村区的27个自然村中，设有敌人据点与岗楼9个之多，密集到每3个村庄就有1个。日本鬼子到处实行“三光”政策。当时环境极其残酷，号称“冀中事变”。那时，“无村不戴孝，遍地皆狼烟”。农历九月二十四日，日寇在晨时杀害了我抗日群众38人。在哀鸿遍野、烽火连天的情况下，范长林根据上级党委关于“以隐蔽的武装斗争为主”的指示，化名范真常，领导全区坚持了敌后武装斗争。他认真学习和遵照毛泽东“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教导，采取由明转暗的工作方针，组织群众开展了游击战和地道战。他领导大凌霄村挖的地道，是深县推广的最好典型。有一次，日寇袭击冀中八分区游击支队，并尾随追到该村。这时我军指战员全部钻进了地道，敌人赶到村庄时，我军早已无影无踪。

为加强抗日宣传，范长林经常身着一件破旧长袍，腰掖一把手枪，手提一个标语桶，挥毫泼墨，并指挥群众在四区各村的墙壁上刷写抗日标语。一次，他发现岗楼上的鬼子和汉奸把东留曹村的抗战标语给洗掉，并写上了“东亚共荣”“中日亲善”等反动标语。于是，趁夜深人静，他带领共产党员范勤山、范贵森等，连夜涂掉了敌人的标语，并在街道的砖墙上写上了醒目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标语，还在各家的大门口写上了“内有爆炸物”等。从此，敌人害怕被炸死，再也不敢窜入东留曹村了。

范长林的幼年多灾多难，乡亲们都说他“命不济”。襁褓之中丧母，他和父亲相依为命，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其父用尽全部心血，才把他抚养成人。因此，他对慈祥的父亲极为孝敬。“五一”扫荡后，父亲年迈体衰，卧病不起。经组织批准，他返家里侍奉老人。其父逝世，他料理完毕，即返工作岗位。

范长林从小善于学习，爱好广泛，多才多艺。他不仅练就了一手潇洒飘逸的毛笔字，而且对京剧艺术也颇有研究。其京胡演奏，音色纯正，委婉动听。对于中医中药，范长林也特别喜欢。工作之暇，时常研究名医为患者开的处方，学习其经验，总结其得失。针灸、拔罐更是难不住他。这些专业特长，都成为他从事革命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的有利条件。在抗日战争中，范长林一面领导群众坚持武装斗争，一面在第四（溪村）、第九（护驾迟）等区进行了“文化军队的建设”，率先在溪村区建立了抗日村剧团。在深入生活、接近民众的基础上，亲手执笔创作了现代京剧《高一招》。

《高一招》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写成的。一位农民有一块庄宅，在旧社会被“高一招”强行霸占。这位农民一气之下上告县衙。然而，旧社会的官府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被告“高一招”向县官行贿大洋五百元。于是，原告因无钱而败诉，被诬陷为盗。共产党来到冀中，建立了人民政权，那农民又向人民政府上诉。人民政府“明镜高悬”伸张正义，终于平了冤案。含冤多年的农民胜诉后唱道:“旧社会无天日太黑暗，狗官贪赃枉法案错断，昧良心受贿赂五百元。共产党掌政权，替民做主明镜高悬，反坐判那‘高一招’徒刑五年，多年的冤枉终得平反。我们要跟着共产党永向前。”这就是《高一招》一剧的主题。它以鲜明的阶级爱憎和曲折的故事情节、逼真的人物形象与传统的民族形式，博得了边区军民的喝彩。

《高一招》由抗日村剧团演出后，引起了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的关注，并派人观看了演出，要走了剧本。1945年6月，范长林调深县护驾迟区工作。这是个抗日模范区，著名的董庄地道战就发生在这里，民兵英雄董振宗就在这里。护驾迟位于深县东南部，历史悠久。相传汉光武帝刘秀逃亡至此，大将冯并前来护驾，秀责曰：“汝护驾来迟也。”故该地取名“护驾迟”。是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范长林与副书记刘祥、区长韩玉廷一起，组织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同时，开展了一个较之往年规模更大的拥军优抗活动，充分激发了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积极性。还在九区提拔了一些工作积极肯干、卓有成绩的村干部到区上工作，著名的民兵英雄董振宗就是其中的一个。

1947年，在减租减息和宣传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的基础上，开展了土改。冀中区党委把深县列为全区土改试点县。区党委副书记金城兼县委书记，并选择46个村进行试点，其中护驾迟区就占35个村。范长林参加了地委在辛集召开的土地工作会议。他兼任县人民法庭审判长，当时由47人组成了审判委员会，于1948年底完成了土改审判任务。在阶级复查、填平补齐和平分土地的运动中，对阶级成分的划定，范长林亲自深入各村调查研究，及时纠正了“左”的偏向。在三年的土改中，健全了请示报告制度。为了总结经验，防止出偏差，他在写报告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报喜也报忧。他的报告生动细致，有时一周写一份。区党委书记林铁、副书记金城等领导，都批阅过他的报告。在土地平分中，他始终坚持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改的最基本的任务”和“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利益”这两条原则，从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特别是在参军支前方面，九区最为突出。1948年春季，就有三百多翻身农民在“保田保家”“保卫翻身胜利果实”的号召下，组成两个连队，开赴前线。

群众说：“九区模范多，闻名全中国。”确实这样，护驾迟区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前康村的王纪荣，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把四个儿子送往部队，在群众中传为美谈。范长林把她昼夜纺棉、支援前线的事迹编成了话剧《王大娘赶集》，由区公所组织了演出。王纪荣还被评为“拥军模范”和“子弟兵的母亲”。在九区区委和范长林的培养下，王纪荣于1948年出席了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英模代表大会。

工作勤奋，不计名利，严于律己，顾全大局，是范长林坚持不渝的准则。他对自己、对子女的要求特别严格，战争年代亲自批准爱子投笔从戎。

1948年底，毛泽东发出了抽调老区优秀干部随军南下“去占领广大的新地区”的伟大号召，时任中共深县县委委员兼工会主任的范长林积极响应。他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我虽然患有胃病，家有很大困难，但我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带头南下，支援子弟兵，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解放江南的穷苦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

出征前，他对家属亲友说:“哪里黄土不埋人！”还专程前往冀中军区某部探望了长子，接着又信告了正在西北战场参战的次子。由此可见，当时范长林是下定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决心的。中共冀中区党委主办的《冀中导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范长林带头南下的事迹。1949年2月4日，中共深县县委在县城召开了欢送南下干部出征大会。事后，深县118名受命南下的干部，徒步到达定县。当月25日，在锣鼓喧天和上万名群众高唱着“光荣的花儿，光荣的匾，欢送干部下江南，冀中的干部最优秀，领导人民把身翻”的歌声中，开始南征。他们行军千里到达了皖南。4月21日，炮声隆隆，深县南下干部随从2野3兵团12军35师在繁昌县渡过长江，进入了歙县。5月1日，范长林与南下战友一起，投入了新的战斗。他被任命为歙县城关区(县级区)区委书记，原深县妇联主任杨运辉任区委副书记，张锡任区长。

当时，人民群众正在欢庆胜利，而匪特不甘失败，组织了武装匪徒200余人进行暴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鉴于此况，剿匪建政则是县委和城关区委的中心任务。范长林与杨运辉、张锡等并肩战斗，在剿匪建政、保护城市工商业等工作中，成绩斐然。三个月后，范长林调徽州地委任农会副主任。

南下后，范长林的工作单位和职务曾多次变动，有时升，有时降。但他毫无怨言，总是愉快接受。他的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观念极强。别人不愿去的地方和单位，他去；别人不愿干的工作，他干。他常说：“共产党员，对于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一切听从党安排。”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组织对他的鉴定是“工作负责，作风朴实”这样八个大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皖南区党委决定，并由行政公署主任魏明签署，于1950年任命范长林为祁门县人民法庭副审判长。面对这一分配，他说：“职务虽然不高，但却人命关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干好。”他与公安局长兼人民法庭审判长的赵杏林并肩出色地完成了镇反、土改审判任务。1950年12月25日，祁门县人民法院成立并与人民法庭合署办公。

祁门地处皖南边陲，原为黟县和浮梁县地。因县东北有祁山，西南有阊门，乃合名为祁门。这是一座古城。“邑山多而田少，山区则普遍植茗。”当地“业茶者七八”。这里的红茶驰名遐迩，其特点是“色黄而香”。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所写“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其中“浮梁买茶”即包含祁门茶乡在内。

1951年，范长林出任祁门人民法院院长。在祁门担任法官，这可是个被人视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位置，况且范长林还兼任县政府的民政科长、人事科长和县农会主任三个职务。然而，范长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铁面无私，秉公办案，在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中，查处了一批民事与刑事案件，对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证据确凿地予以判决，执行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他对每个案件都实事求是，区别对待，恰当处理，沉重打击了反革命残余势力。从而巩固了人民政权，保障了土改顺利进行。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是范长林的最大特点。1947年与1948年深县土改、平分时，他亲手写下了许多调查报告与工作总结。这些文字材料至今还在深县档案馆珍藏着。经查阅祁门人民法院的档案资料，范长林在任县人民法庭审判长、法院院长期间亲笔写下的手稿，就有数十万字之多。范长林在法庭任职时，兼职最多，担子最重，除兼任三个科长职务外，还兼任祁门镇反委员会主任兼秘书、县复员委员会主任等职。这些部门的重要公文、布告、审讯记录、判决书、工作总结、请示报告与工作安排等，大都出自他的手笔。范长林在祁门埋头苦干，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工作。

据《祁门县志》记载，三年镇反中，取消反动道会门十余个（其中会首400人，会徒5000余人），惩处了与人民为敌的首恶分子81人，审理了山林失火案119起，受理民事案件1933件。其间，范长林亲自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为祁门培训了1500余名婚姻法宣传员。经法庭判决废除旧婚约和包办婚姻136件、童养媳36件，办理新婚9370对，处理离婚326对。据县志在“民政”一节记载，范长林在任期间，追认烈士202人，建立烈士墓18处，修建烈士纪念塔4座，安置复员军人335名，并对残废军人、民工进行了残疾等级的评定，安排军转干部163人，选招干部178人、其他145人。

范长林时常对法庭与法院干部们讲：“一定要有群众观念。凡遇到不会写字的人打官司时，可叫他口诉，随来随问，以免群众误了生产时间。”无论处理什么案件，他都强调调查，从不轻信口供。在审理“大刀会”等反动道会门的案子中，他带领干部，跋山涉水，亲赴现场，一一调查，并写下了大量的调查手记。

毛泽东说：“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漫长的革命历程中，范长林无论走到哪里，都特别注重干部的培养，特别是科技人才的培养。在冀中深县工作期间，他亲自为干部兴办文化、政治理论学习班，并在实践中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后来，他们大都成了党的高级干部。在祁门任法院院长期间，他非常器重工作勤奋、热爱学习的郑启通、江用宾、程震、程维等，并把他们培养成为审判员。后来，郑启通升任院长和县人大主管政法的副主任。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撤销皖南和皖北两个省级人民行政公署，正式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是年6月，范长林调任太平县代县长。他一上任，就对县级各科室、各乡镇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全面考核。从而做到了“知人善任”和“人尽其才”，调动了全县干部的积极性。

黄山的天都峰就在太平县境内。古代黄山称为“三天子都”，秦代取名黟山。唐代李隆基崇重道教，并立之为国教。为纪念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于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六月十七日下令，将黟山改称黄山，即“黄帝之山”。

黄山共有36峰，太平县境内就有8峰之多。虽然范长林在太平县任职时间不长，但他却为黄山旅游区的开发和建设洒下了辛勤的汗水，黄山管理处的许多林业技术干部就是他培养起来的。正当他为建设黄山出大力之时，又调任皖南木材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不久安徽省委又调范长林任徽州专区水利工程队(处)长。为兴修皖南的水利，他的足迹踏遍了横江两岸、洽水河畔与徽州地区10个县市的山山水水。为修建屯溪、休宁的“千秋渠”以及进行“改田为地”的试验，范长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重调查，求真务实，作风深入，联系群众，是范长林早在抗战初期就养成的习惯。在修渠筑坝、治水改田的工作中，他亲临现场，调查研究，制定措施，因此指挥得力。他亲手解决了歙县三合坝和太平弘山渠存在的问题。他处处替群众着想，善于在群众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他常讲：“不管干什么事，一定要让群众思想通了再搞。”在修渠中需要群众搬迁时，他亲自解决群众住房与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为了搞好水利的兴修，造福徽州人民，范长林深入到休宁三山乡、屯溪景阳乡、黟县梅兰乡、绩溪板桥乡等地进行调查，并写出了指导全省性水利建设的《水利典型材料》。

在1952年的半年内，范长林的工作单位和职务变动了三次之多，但他一切听从党安排，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埋头工作。

1953年3月19日，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府主席曾希圣同志签署命令，任命范长林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徽州区专员公署建设科第一副科长，主持全面工作。范长林主持召开了专、县林场、农场、水利等工作会议，并亲手写出了三个结论性的工作报告与总结。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制定了《徽州专区水利工程修建规划》。这个《规划》，非常实际。1954年5月9日，也就是范长林离开人间的前三个月，他还带病坚持工作，写出了《水利会议工作总结》。之前他还为徽州人民制定了《水利建设五年计划》。这一计划，1957年已全部实现。范长林为安徽的建设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徽州人民，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在黑暗的旧社会，范长林长期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加之在战争年代饮弹负伤，积劳成疾，终致身心俱瘁。蒙组织关怀赴沪医治，住院两周，抢救无效，于1954年8月8日20时，在华山路上海医学院内科学院逝世，终年46岁。其灵枢浅厝于上海市江湾区泗塘乡家庭公墓。翌年，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爱子扶柩，运回祖籍。

光阴荏苒，范长林与世长辞整整40周年了。

著名诗人臧克家同志在《有的人》一诗中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可他还活着。”

桃乡深州，冀中平原，茶邑祁门，徽城歙县，黄山景区，新安江畔，祖国大地，换了人间。然而，在冀中平原与皖南茶乡的人民群众中，范长林却一直前进在他们的行列之中，屹立在他们的心田。

1994年8月于宁夏吴忠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