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子”怎么“走”得这么急

11月中旬的一天，银南地区文联现任主席郎万海同志与我交谈《银南文苑》复刊之事，并谈起了固原地区的《六盘山》杂志。只要一说《六盘山》，自然就要念叨起范泰昌同志来。不料，郎万海同志对我讲：“范泰昌同志在银川去世了。”噩耗传耳，令人惊讶。

我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自言自语地说：“‘一家子’呀，‘一家子’，您小我十几岁，正是干事业的成熟年华，怎么‘走’得这么急？泰昌同志突然逝世，是出乎人之所料的。”

“一家子”是我与泰昌同志的互相称呼。因为我俩都姓范，所以只要一见面，就这样亲切地称呼着。

20世纪70年代末，在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宁夏文联开始恢复工作。作为地（市）一级的文艺代表，我、马健（石嘴山市）、冯汉兴（固原）三位主管文化艺术工作的副局长，被增补为宁夏文联第一届委员会的委员。从1981年起，两地两市的文联相继成立。银南地区文联成立后，我由文化教育局副局长兼任文联副主席和戏、音、舞协主席。是年11月，固原地区文联成立，范泰昌同志由固原地委宣传部新闻干事调任固原地区文联副主席，地委宣传部部长张学彦同志兼任文联主席。由于工作关系，从此我便与泰昌同志开始相识，并逐渐熟悉起来。

在宁夏文学艺术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和泰昌同志都当选为区文联委员，后来姚家树（石嘴山市）、杨希圣（银川市）、范泰昌和我又当选为宁夏文联常务委员会委员。由于常在一起开会，我与泰昌同志就熟识起来。泰昌同志毕业于宁夏大学。他毛笔字写得很漂亮，堪称青年书法家。但我真正对范泰昌同志的了解，还是从1985年秋开始的。为进一步推动我区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和搞好基层文联的自身建设，区文联组织各地（市）县文联的负责同志到南方去参观学习。由宁夏文联主席石天同志任参观访问学习代表团团长，银川市委宣传部部长马翔雪和市文联主席杨希圣同志任副团长，带领我们十余人前往广东、福建等地的文联参观学习。每到一地，范泰昌同志都和我住同一个房间。于是，我们这两个“范氏”真成了“一家子”。通过这次参观学习，加之互相交谈较多，家事、私事、公事，无所不谈，从而进一步增进了革命友谊和互相之间的了解。

泰昌同志祖籍是陕西省西安市。他中等身材，仪表堂堂，异常精干。从其服饰穿着看，虽不显得多么时髦，但却很讲究。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干净、利落。不了解真相的人，看不出他是一个在六盘山地区工作的青年作家和书法家。

泰昌同志勤奋好学，政治敏锐性强，善于动脑，思考周密。他擅长书法，而且爱好文学，散文写得颇为出色，对佛教亦有研究，是个名副其实的山区“才子”。

泰昌同志人虽年轻，社会知识却很丰富。在游览逛街或“采购”时，一般人都不敢轻视他。有次在福州逛市场，他劝我给家里“采购”点银耳，我对此兴趣不大，但在他劝说下，只好像他一样，“采购”了一斤福建银耳。

泰昌同志出生在西安，扎根在“六盘”，对固原地区的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他到文联主持常务工作后，为创办《六盘山》这个文学刊物，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文联经费短缺、人员不足的情况下，他与“两琨”（高琨、屈文琨）携手并肩，战胜了许多困难，终于把《六盘山》办得颇具地方特色，并于1985年1月开始，向全国公开发行。就宁夏四个地（市）文联来说，泰昌同志任常务主编的《六盘山》杂志，是独树一帜的。

南方归来后，我和“一家子”就很少面晤了。后来，听说他从文联调出，当了固原地区行署文化处处长。我虽然与他见面很少，但心里却时常想念着泰昌同志。特别是他那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甘居山区立功建业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为了使固原地区的人民摆脱贫困，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泰昌同志以“愚公移山”的顽强精神，把全部精力用在了《六盘山》杂志上。在所谓“通俗”文学猖獗一时的情况下，《六盘山》也受到冲击，也曾一度出现过一点小问题。对此，我也曾表示过不满，埋怨泰昌有点糊涂。后来闻悉泰昌在政治上头脑很清醒，我又转忧为喜。他说：“在经济大潮冲击下，头脑一定要冷静，决不能见利忘义，更不能忘掉《六盘山》的办刊目的。”他严词拒绝了一外地文化商送来的《邓小平婚史》等不健康的所谓“力作”的稿件。由于泰昌办刊思想正确，自觉抵制了不健康思潮的冲击，从而使《六盘山》健康地成长起来了。

当《六盘山》开始向全国发行时，国务院下发了一个文件，提出了对文艺刊物“进行整顿”“地市级的文学刊物，应自负盈亏”。在经济制约下，《新月》《文苑》《贺兰山》都相继“下马”停刊，唯固原的《六盘山》依然屹立在宁夏山川。这是与泰昌同志那颗赤诚的事业心分不开的。他身居山区，甘于清贫，耐得寂寞，孜孜不倦，笔耕不辍，硬是使《六盘山》编辑、出版、发行了80多期。泰昌同志那种郑板桥诗里所讲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工作、学习和办刊劲头，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当《六盘山》作为地级刊物独自屹立于宁夏文坛时，我曾口占一绝：“固原有一范两琨，能文能诗能拉琴，扎根山区不动摇，《六盘山》育新文人。”事实正是这样，《六盘山》出刊了80多期，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事业。为六盘山区培养了一大批文学人才。同时，一大批编辑人才也源源不断地成长起来了。记得固原地区文联在纪念《六盘山》公开发行10周年时，泰昌同志曾撰文说：“走进《六盘山》编辑部的，都可以说是固原地区的一代才子。”并赞扬说：“他们付出了青春年华，丢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他们为什么？为了文学，为了六盘山区有文学。他们是一群可亲可敬的人。”这话讲得太对、太好了。如今《六盘山》已不再是我口头和笔下的“固原有一范两琨”的局面了，仅我见过、知道或听说过的就有任光武、米震中、王漫西、陈彭生、戴凌云、兰茂林（曦）、李正声、李云峰、王铎、李成福、闻玉霞、郭文斌、马吉福等同志。他们都是文坛新秀，是固原文坛上的优秀“才子”和“才女”。经过《六盘山》培养的文学人才，不仅有走向全区、全国的，更可喜的是有数百人扎根于六盘山区。同时，《六盘山》也为我们银南地区培养了许多文学新人。像李凌等同志的散文作品，都是从《六盘山》起步的。

固原的范泰昌、高琨、屈文琨，能文能诗会拉琴。屈文琨的诗歌《花儿》颇有水平；高琨会拉大提琴，多才多艺；范泰昌文章写得很好，口才也称得上出众。俗语云：“文如其人。”读了泰昌同志的文章后，犹如见到其人。今年第一期《六盘山》上刊载了泰昌写的评论《展示回汉民族爱美之心的六盘山民间剪纸》，读完如见到范泰昌同志一样，足见其他对群众文化的热爱。

泰昌同志，固原人民需要您，宁夏人民需要您，宁夏的文学艺术事业需要您。您怎么“走”得这么急？从1985年南方归来后，由于您变换了工作岗位，我们这“一家子”见面机会少了。但只要一碰到固原的熟人，我都要打听您。特别是王铎主席告诉我，您调到了宁夏博物馆工作时，更令人高兴。可您怎么就在为繁荣宁夏文化艺术事业而大展宏图、施展才华的关键时刻，放弃了您最热爱的文化事业而匆匆地“走”了呢！遗憾的是近几年再未能与您面晤。也许由于我“升”任了银南文联名誉主席的缘故吧，连您“走”的讯息也知道得太迟了。更使我未能前往银川为您“送行”而倍感遗憾。

泰昌同志，您曾经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的《六盘山》这朵鲜花，将会越开越盛，用您生前的一句话说：“历史永远不会倒退，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是人民永远需要的。”泰昌同志，放心吧。

为弥补我未能为您“送行”的遗憾，为缅怀您为建设六盘山区的文艺事业而立下的不朽功绩，谨以此文，以示对“一家子”的深切悼念。并以此文寄托哀思。

泰昌同志安息吧！

1997年11月28日于宁夏吴忠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