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桂华 舒 意
寒暑易节,春秋代序。1984年,从教西北第二民族学院;1998年,离开教坛。1984—2014年,三十载岁月的历练,让不惑之年的他进入了古稀之年。董云峰,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的开拓者之一,为我们讲述了他与二民院故事。
缘起民族公学
1984年宁夏教育厅学生处处长陈志林被任命为宁夏民族公学筹备小组主任,是董云峰工作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他在来民族公学之前负责固原的专科招生工作,陈志林负责全区的大学招生工作,两人在来民族公学之前已有很深的情谊。
在陈志林负责筹备民族公学广纳教师时,董云峰就问他能否招纳,陈志林的回答是随时欢迎董老夫妇,随后董老夫妇相继来到了二民院。
物质匮乏
物质生活的匮乏,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基本国情,回忆起当年初来民族公学,董云峰四处望望,依然感慨万千。“当时这里还比不上现在北门外的那些空地,举目四望,一片荒凉,满地沙砾。一有风,根本看不清路,鼻子里、口里满是沙。”
1984年4月,他以第29位教职工的身份从固原调入宁夏民族公学。当时,教工宿舍还未竣工,先来的教工们都住在银川西门外的筹备处或自己家中。筹备处人住满了,后勤组把他安排在学生宿舍楼里,一张桌子,四张上下床。七八月份,天气很热,房子不通风,很闷。他说:“我一个人住没问题,在地上洒些水就可以了,但是暑假来了,妻儿要来了,房子太小,就再要了一间。四口人分住在两个宿舍里,对面的宿舍门都是锁着的,南北不能通风,既没电扇,也无纱窗。苦熬了几天,妻儿们浑身起了痱子,痛痒难忍,妻子还中了暑,整天头疼头晕,只好提前回了固原。原本计划玩一个暑假却只待了一个星期。”
为把筹备工作做好,教职工们不分昼夜地干活,尤其是清理废物,打扫卫生,搬桌椅板凳之类的体力活。那年,民族公学被国家民委接管,紧接着教育部下文同意筹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全体教职工为之热血沸腾,内心燃起了希望之火。
尽管那时物质生活匮乏,但在他的讲述中,依然能反映出那个年代的快乐,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说:“任何事物在它的初生阶段,都要经过一段痛苦磨炼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学校正在建设中,有这没那,是常有的事,应该理解。”
累并快乐着
从1986年开始,汉语言文学系不仅有了三年制专科班,还有了本科班,这给原来工作量不小的教师又加了不少的任务。“1986年,当时的环境很差,教师人员数量有限,教师待遇低,工作量大。”他说。
在两三年的时间里,中文系发展到8个班,应全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需要开办了文秘班,当时,一些老教师不怕苦,不怕累,多代课,他也在行列之中。“老师每人一周大概20节课,早上我讲完本科班的通用写作学,马上又换上了文秘班的秘书学;下午又去讲古代公文写作学,都没时间做家务,一个星期打扫一次我的房子。”他说,“学校应地方教育部门的需要开设了两年制师资培训班,还要教语文教学法。”
师生情长
在采访中,记者无意间翻开了《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师生员工人名录》,里面是1984年到1994年二民院的学生名单,一些名字前画了勾或是有下画线。“30年过去了,也忘记很多了,有勾或是有下画线的就是我记得的。”他说。
记者看到在王晓梅和李卫东的名字下有下画线,并且线是连起来的。“他们结婚了。”他说。
他特别提到了陶雨芳,她当时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和当时的班长恋爱。两个都是党员,男的后来留校当了辅导员,而陶雨芳被分配到了左旗。为此,他对书记发了火,说:“为啥不把他们都留下。两个搞对象是事实,但又没有违反纪律,两个学习都很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非得他们一辈子不结婚你就乐意了!”一年之后,陶雨芳就被调回到学校当了辅导员。他对陶雨芳夫妻的情况也很清楚。去年,他还到陶雨芳的单位去看了看。
14年的呕心沥血,他默默地耕耘在讲台上,为教育事业贡献着光和热,也为西北地区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人才。如今,不少人成了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人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
1998年退休,身离心不离。记者翻开他的2012年版《北方民族大学通讯录》,他在目录的学院名称前标上阿拉伯数字,数着学院的数目、研究所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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