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海昏侯墓出疑似《齐论·知道》简的学术价值

中国江西网记者陈文秀近日报道，在海昏侯墓中发现的竹简，其中包括久已失传的《齐论·知道篇》。同时，主持发掘者在《考古》2016年第7期上发表的《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一文，也正式学术性地公布了这一发现，并且随文刊发了包括篇题“智道”（知、智通）在内两支简的照片。

江西网的报道称，《知道篇》的发现，若得以确认，“那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可能在世界学术都是一个非常重大发现”。那么，其“非常重大”的意义究竟何在呢？现有的报道和已经刊布的研究都没有清楚说明。

真正的学术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满足人们探索未知的好奇心。我对《论语》没有做过一点儿研究，但同样对这一考古发现充满好奇心。受此驱使，做了一些思索。下面记下自己阅读相关论著的笔记。

江西网的报道讲述说：“西汉时期，《论语》分为《鲁论》《齐论》《古论》三个版本。”《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一文也说：“《论语》中发现的《知道》篇，很可能属于《论语》的《齐论》版本。”这些话表述得似乎不够十分清楚、准确。就版本学的意义而言，可分别表述为：（1）西汉时期流传的《论语》文本，分属《鲁论》《齐论》《古论》三个系统。（2）海昏侯墓中发现的《知道》（《智道》）篇，很可能属于上述三个系统《论语》文本中的《齐论》。

若谓西汉时期流传的《论语》文本有上述三个系统，那么，这几个系统的文本，又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是人们要关注的第一个问题。由此带来的问题，首先是《论语》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众所周知，所谓《论语》，是编次成篇的孔子论学言语。众弟子传述孔子的言语，并不等于实时编录成书，或是凝结成为单一固定的篇章书名。这是古今一贯的道理。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流传至今的先秦典籍，有很大一部分，是西汉以后写定的文本，或至西汉始“著于竹帛”。因此，孔子的“语录”即使早有传本，与今本《论语》恐怕也会有很大差别。

事实也正是如此。直到汉武帝时期以前，包括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和《韩诗外传》等书在内，在引述孔子言论时，往往只称“孔子曰”或“传曰”，而且其中有很多内容，不见于今本《论语》，显示出当时尚无“论语”这一书名（尽管极个别典籍，如《礼记·坊记》提到了“论语”，但统观相关其他情况，恐怕出自后人添改），而且似乎也没有类同今本《论语》的文本流传。

今本《论语》形成、流传过程中，西汉景、武之间再现于世的孔府宅第壁间秘藏古写本孔丘“语录”，是一个具有特别重大历史意义的文本——这也就是所谓《古论》，亦即古写本《论语》，西汉末人刘向称之为《古文论语》。

其历史性意义在于，孔夫子门下有很多学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这就像我们现在在《朱子语类》中见到的那样，相同或相近的内容，门生各有记录。待“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汉书·艺文志》）。据王充《论衡·正说》所记，圣门弟子记录孔子言行的文献，多至“数十百篇”。这也就是前文所说《新语》《新书》等引述的孔子言论会多逸出今本《论语》之外的历史原因。

但《论衡·正说》同时又记载，这些文献，至“汉兴失亡”。这也就意味着《新语》《新书》等书引述的内容并非出自“数十百篇”的全编，或口耳相传，或属摘记的文本，顶多依据的是有限的部分篇章。

在这样的背景下，《古论》的发现，实际上是较多篇章的孔子言论又比较完整地重现于世。

这次得到的孔子言论集，共有二十一篇，基本上就是今本《论语》二十篇的内容。只是当时的文本，是把今本第二十篇《尧曰》的后半部分另分为一篇，或题作《子张问》。因前面另有《子张》一篇，故亦称其有两《子张》。

当时社会上似乎并没有与这种《古论》内容基本相当的孔子“语录”辑本流传。而所谓《古论》之“古”，就是“古”在它是用秦统一前战国古文字写成的，读解不易。不难想象，要是另有通行的“汉隶”文本作对照，就会很容易释读。按照《论衡·正说》的记述，就官方的传授而言，昭帝时“始读”此二十一篇古本。这应当就是《汉书·昭帝纪》所记之元始五年诏书提到的“朕修古帝王之事”而“传《孝经》、《论语》、《尚书》”一事。但直到汉宣帝时，所谓“太常博士”尚且宣称其书“难晓”。这种情况，同样说明，在据此古本转写之前，并没有篇幅、内容与之相当的汉隶文本。不然的话，何必如此大费周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论语”这一书名，也是随着这种孔宅古本的流行而确定的。这就是《论衡·正说》所记孔子后人孔安国以其书教授武帝时人鲁扶卿，而官至荆州刺史的鲁氏“始曰《论语》”，亦即以“论语”二字名书。这符合上古著述起初往往仅有篇题（小题）而无书名（大题）的通例。

与此同时，孔宅发现的用战国古文字写成的孔子“语录”文本，至东汉时期仍有流传。许慎《说文解字》引述的相关内容，就应直接出自这种古本，而东汉末期学者郑玄称述的“古文”《论语》，恐怕应该是直接依据古文改写的隶书文本，即所谓“隶古定”本。

根据曹魏时人何晏《论语集解》叙文中引述的西汉末人刘向的说法，西汉武帝以后、特别昭、宣二帝时期以后，社会上还传习有所谓《鲁论语》和《齐论语》，或亦称作《鲁论》和《齐论》。

那么，这种《鲁论》和《齐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二者之间以及它们同所谓《古论》又有哪些不同呢？相关问题，有些简单明了，有些则不大容易说清。

乍一看，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鲁论》是春秋战国鲁地传习下来的《论语》，《齐论》则是齐国旧地传习下来的《论语》，是与《古论》不同的另外两个系统。现在很多学者也都这样看待这一问题。但问题是：如前所述，早期门徒所记“数十百篇”的孔子言论，至汉初已经“失亡”，而传习《鲁论》与《齐论》的学人，凡见于文献记载者，都是汉武帝时期发现孔壁古文写本以后的人物，绝大多数人更生活在昭、宣时期以后，正可印证早期孔子言论集本多在汉初失传的情况。

汉文帝时，情况有所改变。但如刘歆《让太常博士书》所述，当时“天下众书多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从而可知当时所传孔子言论，或属“诸子传说”之一，而如前所述，这时也还没有“论语”这一书名。陆贾《新语》和贾谊《新书》等引述的孔子言论，有些或源出于此等“诸子传说”。

这就提示我们，武帝以后才清楚传习情况的《鲁论》和《齐论》，是不是有可能出自所谓《古论》呢？

首先我们来看篇目。

今本《论语》最主要的骨干，出自《鲁论》。如前所述，与今本《论语》相比，《古论》只是比今本《论语》多析出《子张问》一篇，实际构成无大差异。《隋书·经籍志》称，除了“章句繁省”的细微差别之外，《古论》“与《鲁论》不异”，讲的就是二者差相仿佛的情况。除了“章句繁省”之外，《鲁论》和《古论》对书中各篇的排列次序，也不尽相同。如篇章次第主要依从《鲁论》的今本《论语》（《汉书·张禹传》），《乡党》列在第十篇，《鲁论》亦应如此，《古论》则是把《乡党》列为第二篇（皇侃《论语义疏》）。不过这种篇次顺序差异，是早期写本文献常有的现象。诸家《论语》篇次前后的差异，还不止于此。据《汉书·张禹传》记载，前面提到从孔安国学习《古论》的鲁扶卿，与王阳、萧望之、韦玄成诸人，虽然都讲说《论语》，但却“篇第或异”。

《齐论》的情况，亦大致与之相仿。如曹魏时人何晏，在《论语集解》的叙文中说，《齐论》的章句虽然“颇多于《鲁论》”，但同样只是“章句繁省”的差别，实质内容，大体一致。

这种情况说明，《鲁论》和《齐论》确实很有可能是从《古论》脱胎而出的。

不过，事情也并不是这样简单。《齐论》同《古论》《鲁论》相比，还有比较显著的差别，这就是《齐论》共由二十二篇组成，用何晏的话来讲，就是“《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汉书·艺文志》及其古注中也有相近的记载。因此，从表面上看，《齐论》似乎另有渊源。然而对此也可以做出另外的解释，这就涉及《问王》《知道》二篇的性质和价值。

如前所述，所谓《古论》应是早期记录孔子言行“数十百篇”文献中的一部分，但这“数十百篇”本身也是不断累积集合而成的。

在《古论》面世的汉武帝时期，尽管篇章远不如孔壁《古论》这样多，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孔子言论的零篇，通过其他途径存留于世（或即汉文帝时期面世的“诸子传说”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所谓“齐鲁二篇本”和“河间七篇本”（《论衡·正说》）。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认为，“齐鲁二篇本”应是孟子游齐时将齐、鲁两个学派的传承汇聚于一处的产物，也就是折中子贡派和曾子派的结果，而这部分内容，同样见于《古论》，这就是《古论》的第一篇《学而》和第二篇《乡党》。“河间七篇本”也与孟子具有密切关系。它应该是曾子、子思、孟子这个系统传承下来的孔子言论集，核心传承人物是鲁人曾子。这七篇不仅同样见于《古论》，而且似属《古论》中结集历史最为悠久的部分，此即《雍也》《公冶长》《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诸篇。无论是“齐论二篇本”，还是“河间七篇本”，都是汉人通行的“今文”文本。与此类似的情况，如汉初鲁人高堂生传今文《士礼》十七篇，为后来发现的《礼》古经五十六篇的一部分；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也在后出孔壁古文《尚书》四十六篇之内。

武内义雄同时认为，《古论》中其他诸篇的来源，也有踪迹可寻。其中《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子张》《尧曰》七篇，是以子路为中心的孔子言论，应属齐人传承的孔夫子“语录”，而《季氏》《阳货》《微子》《子张问》《子罕》诸篇，则是后人根据种种材料拾取夫子言论而对孔子“语录”所做的补遗。这些“补遗”部分，内容驳杂，汇集年代各异，其最迟晚者，应已进入战国末期。

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推测，《齐论》中不见于《古论》的《问王》《知道》二篇，也有可能是武帝以后人在《古论》基础上新增补的内容。

事实上，武内义雄正是把《鲁论》和《齐论》看作是《古论》不同的“今文”传本，即《鲁论》为流传到鲁国故地的传本，《齐论》是在齐国旧境的传本。前述从孔安国受读孔宅古本并将其定名为“论语”的鲁扶卿，据《汉书·艺文志》等记载，正是传布《鲁论》的重要学者，可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上述看法。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武内氏也从几种文本的文字和内容上做了具体的对比分析。至少在我看来，是比较合理的。

按照这样的观点，不言而喻，《问王》《知道》二篇，只能是汉朝齐地一派的学者根据其他材料和途径新增入《论语》的篇章。

那么，齐地一派以外的学者，又是怎样看待这两篇内容呢？审度今本《论语》的编定过程，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

在今本《论语》形成过程中，最关键的人物，是成帝时人张禹。据《汉书》本传和何晏《论语集解》的叙文等记载，张禹本来是师从夏侯建学习的《鲁论》，但后来又转而师从王阳、庸生学习了《齐论》，故能以《鲁论》为主而折中二本，编成定本。由于张禹曾被成帝赐爵关内侯，后又受封安昌侯，世人或称此本为《张侯鲁论》，或称《张侯论》，为世人所尊贵。关于此《张侯论》的情况，在熹平石经残片中尚可见一斑。在此篇章结构的基础上，郑玄在东汉末又参考《齐论》和《古论》，为之作注（武内义雄认为，实际参考的恐怕主要是《古论》）。再经曹魏何晏，杂糅诸家，纂为《论语集解》（《隋书·经籍志》），流传至今。

在这过程中，张禹和郑玄等人，对《齐论》中的《问王》《知道》二篇，都视而不见，《隋书·经籍志》更明确称，张禹在编定新本的过程中，乃是“删其繁惑”，这才“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亦即对这两篇犹如排泄物一样弃置不顾。这说明在他们看来，这两篇的来源或者价值一定存在严重问题（顶多是已经别有传本。如清人汪宗沂以为这两篇已编入《大戴礼记》）。这一点，是人们在为海昏侯墓发现的疑似《知道》简兴奋不已的时候，应当持有清醒认识的，以合理衡量和把握这一发现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武内义雄对《古论》《鲁论》《齐论》三《论》关系的看法即使不能成立，仍无法改变《齐论》之《问王》《知道》二篇是被张禹和郑玄等人刻意剔除于《论语》定本之外这一事实）。

最后再次郑重说明，具体的情况，相当复杂，以上所述，只是我作为一个外行初步阅读相关文献和论著的读书笔记。这些内容，或许与世间通行的说法不符，差误更在所难免。写下这些体会，不过是为自己进一步学习、理解有关《论语》早期文本的问题存以备忘而已；同时，也表明自己看待海昏侯墓出土疑似《知道》简的基本态度，以供关心这一新发现的人们参考。

2016年9月29日晚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