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颠覆了美国精神

唐山

1620年，一艘捕鱼用的小船离开英国港口，整整65天艰苦航行，船上102名清教徒（中途去世一人，新出生一人）到达新大陆，他们没有忙于庆祝，而是通过协商签订了《五月花公约》，这成为美国的立国基础。

同期到达的英国移民有很多，他们乘着大船，携带充足的给养，一下船，就被美洲的壮丽景色征服，选择了迂回的“观光路线”，赶到营地时，秋季已至，无法耕种，漫长的冬天夺走了70%—80%的人的生命，熬到开春，又因技术人才缺乏，局面一片混乱。

但清教徒治下的殖民地情况迥异，一切井井有条。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在英国时就已做好准备，从收到通知到上船，准备时间极短，其间他们要卖掉房子、购买农具等，可他们都从容应对。

世界上有的民族经得起大迁徙的考验，有的却不行。在迁徙中，组织随时可能崩溃，看到身边人一个个倒下，余下的人会失去理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人人都会固执己见，可最终只能听一个人的……面对这些困境，清教徒们挺了过来，在《清教徒的礼物》的作者们看来，他们身上蕴含着真正的美国精神，而这，是决定美国兴衰的关键。

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在信仰中，信仰不会告诉你为什么，只会说“信则灵”。一大堆似是而非的神圣法则约束着人们，比如敬畏自然、敬畏祖宗、敬畏文化、敬畏传统等。

“入魅”的后果是，人们更相信来世、命运或官府，宁愿等待和依靠，也不去主动作为。而科学的传播带来“祛魅”的后果，人们突然发现，那个神秘而神圣的世界，其实可以把握。

通过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清教徒主义。本书作者们认为，它包含四方面内容：第一，建设人间天国的信念；第二，亲力亲为的技师精神；第三，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第四，组织能力。

在美国建国诸公身上，这四点体现得特别鲜明：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不尚虚谈，从不怀疑美国的未来；他们多是“工匠”，富兰克林发明了避雷针，杰弗逊善于做钉子，潘恩是胸衣匠；他们个性不同，意见常常相左，但争论之后，合作如常；此外，他们都有过人的组织能力。

在建国诸公中，大多数人是清教徒，正是清教徒精神让美国得以独立。

清教徒主义源于英国，为何美国能后来居上？因为在传统清教徒主义的基础上，美国人又加入了法国人重视科技的精神。

传统清教徒主义虽重视技师精神，但在制度层面没有落实。英国当时没有技师学校，大学沉溺于理性思辨，很少培养技术人才，技工多从钟表业来。而法国则有完善的技术教育体系，它与清教徒主义的结合，极大地焕发了美国的活力。

美国建国不久，很快涌现出一大堆新发明，到1851年伦敦世博会时，美国人的创新能力让英国公众羡慕不已。

也许，“流水线”最能体现出英美清教主义的不同。美国19世纪20年代开始采用此技术，较英国晚了十多年，而到1850年时，反而是英国派人到美国学习引进，可引进后不久便又放弃了。因为英国缺乏专业技工，所以他们只能玩小系统，玩不了大系统。“流水线”的发明国却用不上它，最终只好乖乖交出“世界工厂”的地位。

已很少有人知道，在“山姆大叔”外，美国曾有另一个外号，即“乔纳森大哥”，这本是英国人的蔑称，却被美国人当成好话接受了下来。

“乔纳森大哥”代表了憨直、勤奋、有创造精神的美国工人们，在美国突飞猛进的时代，一大批传奇企业从车间里冒了出来。比如初期以生产炸药为业的杜邦公司，老板杜邦十分迷恋化学实验，他的祖父、父亲都被炸死在实验室里，他却依然每日沉浸其中；再比如HP公司，当初是两个人开的一间修理作坊，创始人之一的休利特始终对技术保持着浓厚兴趣。

那一代美国经理人大多亲临一线，他们在基层跑来跑去，50多岁时才坐进办公室，曾经的成功与挫折成了他们的宝贵财富。所以他们秉持了许多“乔纳森大哥”式的经营观念——轻易不借债，不外包，重视技术革新等，所以他们的企业挺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萧条。

然而，泰勒出现了，他从没让一家企业发财，却成了“现代管理学之父”。

泰勒具体计算每个工人的劳动效率，以追求“最优化”，迫使工人们像《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那样疯狂地工作，他这一套显然行不通，却被贴上“科学”的标签。

泰勒的最大副作用是开启了“专家崇拜”，而所谓专家，就是拿个MBA，在大企业中工作两年，以后靠不断换老板来刷新自己的职位和薪水。

在这些“专家”的指挥下，IBM尝试外包，亲手扶起了Intel和微软，自己的PC业务却不得不最终出售，因为“专家”们不知技术为何物，他们坐在办公室里靠数据来做判断。

他们中最辉煌的人才是越战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这位MBA手持一份战绩统计表，每场战斗成果都被数字化，让他奇怪的是，每个数据都证明美国在取得最终胜利，可事实却正好相反。原来，一线部队用屠杀平民来完成任务量！

随着美国企业决策层中“专家”数量越来越多，有技术背景的管理者比例越来越低，研发经费越来越少，美国企业失去了创新动力。更麻烦的是，在“专家”们看来，“为股东服务”乃天职，因此忽略了“企业为用户服务”的根本宗旨。为增加销量，他们甚至要求降低产品质量。最终，车间里忙碌的“乔纳森大哥”消失了，换成了装腔作势的“山姆大叔”。

在今天，美国高级经理人的工资是普通人的400倍以上，而在“乔纳森大哥”时代，差距只有20倍左右，这自然会对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产生巨大影响。

太多美国家长把“专家”视为成功者，鼓励孩子向他们学习。考进好大学、拿个过硬的MBA，替代了对综合素质的重视。如果说20世纪初美国人之所以迷上汽车，是为了周末可以对它修修补补，则今天美国出现的大量的宅男宅女，他们最大的优点是面对质疑，能振振有词，说得好像他们真明白是怎么回事一样。

有趣的是，本书作者们认为中国和日本的崛起也来自清教徒的礼物，“二战”结束后，麦克阿瑟邀请美国管理专家参与改造日本企业，使其抛弃了原有的、落后的英式企业管理方式，这促成了日本的腾飞。以后中国通过引进日资，也将这套方法学到手。

中日继承了清教徒主义，而美国的清教徒主义却在“专家崇拜”中衰落，“世界工厂”的头衔易手，岂非顺理成章？

“金融风暴”后，美国经济长期表现平平，学界对此反省颇多，《清教徒的礼物》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对“美国精神”的过度敏感，源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当年英国衰落即源于英国精神的长期低迷，社会冲突不断，人们丧失了向上的冲动，最终“英国病”将其从世界领先地位上拉了下来，无怪乎美国人对此会警钟长鸣。

然而，像大多数普通经济学著作一样，本书对历史的解读显得过于简单。事实上，用简单脉络很难串联起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毕竟历史是多线索演进的，在不同时期，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各不相同。

为凸显“美国精神”的核心地位，作者不惜删削史料，前人违背“美国精神”的地方一概不提，而后人符合“美国精神”的地方亦视而不见，这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美国精神”果然渐行渐远。但这一切并不建构在数据调查的基础上，仅靠举例说明，多少有些落入“文傻逻辑”。

应该说，面对金融废墟，作者解开了一个重要的侧面，但他的解决方案太过空洞。

在现代社会中，中层是连接上层和下层的关键，它的质量决定着发展的质量。

本书深度揭示了以“专家”为代表的中层如何颠覆了“美国精神”，毫无疑问，同样的危机在所有现代国家中都可能发生，中国也不例外。

在中层的生产机制中，秘书、亲信占据重要份额，他们往往缺乏一线经验，而来自一线的中层又常常不熟悉办公室博弈技术，导致在竞争中出局，当后者的比例严重失衡时，就可能造成管理失败。

正如“金融风暴”前，美国政府、企业家、金融家、学界一片唱好，几乎无人预警，猛然一击后，我们才发现，原来竟还隐藏着系统性的缺陷，对此，我们甚至束手无策。

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中，而驱动这个发展的活力究竟是什么，众说纷纭。如果有一天这个活力发生波动，我们该如何面对？我们能否更积极地把握它？

毫无疑问，本书为我们诊断中国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同时也为我们提出了预警。

附：

《清教徒的礼物》

作者：〔美〕肯尼斯·霍博、威廉·霍博 丁丹 译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