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意的公民”到“监督员公民”

刘军

20世纪中后期，西方民主国家中出现了日益低迷的投票率、日益分化的社群等政治问题。比如，以美国为例，1996年大选时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合格选民参与投票；每年定期关心政府及公共事务的公民数量更少。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在《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一书中触及了这个尖锐的问题：人民主权失败了吗？

舒德森认为，美国人的公民权发展和公共参与历史，经历过几个不同的时代，其中的“好公民”的定义和特征，屡有变迁。

《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一书探讨了从北美殖民地时期直至20世纪末的美国公共生活史，探讨了美国公民身份变迁的历史。

美国初创时，是“同意的公民”的时代。此时的公民身份，意味着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对本地绅士的统治表示“同意”，并且在选举日那天接受这位绅士免费赠送的朗姆酒。19世纪初期，“同意政治”的时代，让位于“政党政治”的时代。这一时期，日渐成熟的政党成为政治领域的主要行为者。它们举办火炬游行和怪物集会等精心组织的竞选活动；投票日充斥着竞选旗帜、争斗和痛饮。选民将党票贩子交给他们的预先印好的选票放进票箱，然后可以到小酒馆里拿到几美元的犒赏。

第三个阶段，出现于美国20世纪初期的“进步主义时代”。此时竞选变得不那么情绪化，更富于教育意义。选举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随着公务员制度改革，政党在授予自己拥趸的分肥职位时越来越受到限制。这是“知情的选民”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经过了“民权革命”之后，美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范围更为广泛，“知情的公民权”成为主导性的政治追求。

美国目前需要进入的是第四个时代——“监督员公民”时代。此时不再要求公民——如同亚里士多德的“好公民”规范所要求的那样——“每个人要去做一切事情”，而是学会通过教育机制、大众传播媒介等手段，密切监视政治世界，积极充当政治风险的监测者，监控政治代理人及技术官僚阶层的动向，促使其为全社会的福祉服务。

基于对近三百年的公共生活的考察，舒德森强调，美国的公共生活并未衰退，只是公民关心政治的内容及方式发生了变化：食品安全、环境保护、血汗工厂、同性婚姻等。美国历史上的“公共领域”并非如人们想象得那么美好，现代的公民不必也无法效仿过去的公民。他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充当“监督员公民”，积极创造一个新的、有可能更为令人满意的未来。

舒德森的回溯及其结论，再次展示了民主制度内部（即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张力，有些理论家试图协调二者。

经典的民主理论有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两个发展脉络。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来源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密尔等人的思想传统）强调公民通过代议制选举代表，对国家实行间接统治。（密尔：《代议制政府》）共和主义传统（来源于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卢梭等人的思想传统）则强调公民基于公民美德直接参与公共生活和政治统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这两种思想传统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和对立。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和维持，限制国家、政府的公共权力，以保护公民权利和私人领域。代议制民主依赖政治代表和文官/公务员的专家统治，导致公共参与精神不足，民主生活衰退。共和主义传统认为，代议制民主使公民在非选举期间失去了对国家政治、政策的影响力，国家应该培养公民的共和主义美德，振兴共和主义精神，促其关注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加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力度。如果公民放弃了公共参与，现代民主制度的维持就成为问题。

简单地说，自由主义民主日渐诉诸专家，共和主义民主则逐渐诉诸人民。但是，限于当前政治公共体的庞大幅员及人口规模，公民的直接政治参与缺乏可行性。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论矛盾和实践缺陷——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是目前具备可行性的制度安排。

当然，有些理论家试图协调二者，整合出当代民主制度发展的新路径。比如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注意到当代民主制度下公共领域建构的复杂性，倡导“审议民主”“话语民主”的思路，摒弃中心化、一元化的权威，建立多元化的平等协商、理性辩论、充分交流的沟通体系，逐渐培育公共理性，凝聚多元化民主社会的共识。（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现代复杂的风险社会中的公民，必须逐渐承认、接受技术—风险密集型社会的管理途径，让政治精英、技术官僚享有更多的社会管理权力。

正如舒德森所观察到的，当代社会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复杂社会。想想我们目前面临的诸多“技术—风险密集型”问题——举凡转基因食品、PM2.5污染、持续不散的雾霾、足以毁灭地球多次的核武库——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一点。

当今复杂、高风险社会的管理，的确需要借助于技术官僚的专业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实施，普通公民对于诸多技术问题基本不具备知识与经验，参与公共管理的能力和经验均越来越不足。舒德森主张“知情的公民”发展为“监督员公民”，可谓是顺应这一社会趋势，倡导充分利用当前的社会警戒机制，加强、完善对于技术官僚等社会管理阶层的监督，促使其为社会公益服务。

舒德森的结论，与共和主义传统的要求看似背道而驰，其实是一体两面，与哈贝马斯的协调努力一样，是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内部调整与完善。代议制民主制度下，掌握日益分化、专门的政治知识和专业知识的政治精英、技术精英，日益被赋予更多的统治/管控权力。共和主义强调公民参与政治，本是人民主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具体到如何创制公共参与的途径和方法，仍然需要在“审议民主”“话语民主”等程序性民主建制方面有所突破。

因此，舒德森的观点——虽然看起来多少有些无奈——更为中道。现代复杂的风险社会中的公民，必须逐渐承认、接受技术—风险密集型社会的管理途径，让政治精英、技术官僚享有更多的社会管理权力。

可以在充分、完善的法律赋权的基础上，利用新闻、结社、言论等自由权利，充分行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对政治专家、技术官僚等社会管理精英进行监督。

但是，现代公民应该如何在“风险社会”中参与公共管理、驾驭技术官僚及技术专家？自由主义代议制与共和主义参与制如何能够更好地结合起来，以便驾驭已经日益专业化、职业化的技术官僚和专业阶级，管控“风险社会”的高度风险？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探讨“风险社会”时，提出了“反思性民主社会”的构想。现代社会从古典工业社会中产生，逐渐形成了当今的社会形式——工业化/后工业化风险社会。（贝克：《风险社会》）如何超越风险社会？贝克及其合作者探讨了当代危机四伏的、高风险的现代“大科学”领域：核技术、基因组技术、现代卫生保健、生殖技术、生物技术、智能机器、全球金融贸易体系，等等。（贝克等：《超越风险社会》）这些“大科学”技术中的任何一种如果失控，都有可能带来大规模、系统性乃至全球性的风险。贝克等人认为，需要建立一种更为开放、公民赋权更为完善，同时更富于反思性的公民文化、民主文化，以此抵御当代高风险社会的可能危机，开创更为确定和安全的未来。

如此看来，现代风险社会中的公民，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管理者，而是可以在充分、完善的法律赋权的基础上，利用新闻、结社、言论等自由权利，充分行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对政治专家、技术官僚等社会管理精英进行监督。人民可以作为“监督员公民”，积极开创风险与机遇共存的未来。这是舒德森书中的中肯结论，也是当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可能途径。

附1：《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

作者：〔美〕迈克尔·舒德森 郑一卉 译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附2:

【延伸阅读】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

作者：〔美〕罗伯特·帕特南 刘波、祝乃娟 等译

作者认为，民主质量的好坏或民主制度的绩效，可以从公民社会的状况得到解释。如果某一个社会的民主运转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说，那一定是公民社会（公民意识、公民组织、公民行为等，总之是公民生活）发生了变化——例如，社区生活走向了衰落。他敏锐地感到，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不再愿意把闲暇时间用在与邻居一起喝咖啡聊天，一起走进俱乐部去从事集体行动，而是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于是，作者用“Bowling Alone”这个词来形容和概括美国社会的这一变化，并力求对这种变化的性质和原因做出理论解释。在他看来，“独自打保龄”的现象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流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能是复杂而不易确定的，但后果却是明确的，那就是公民参与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