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之后的列宁主义

刘仲敬

帝国主义论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后果：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力量和软肋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最有力的打击应该从这里发动。

西欧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包括《资本论》写作时期的马克思本人）普遍相信：资本主义内在的逻辑将会导致工人贫困化，体系的崩溃并不遥远。“一战”前夜，这种预测已经明显不再符合历史的发展。因此，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需要重新解释原典。

在这方面，考茨基和列宁的修正版影响最大。他们虽然相互指责，采用的修正方法却非常相似：用帝国主义理论补充资本主义理论。如果工人阶级始终仅仅是被剥削者，他们理应不断贫困化。如果工人阶级日益富裕，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在某种方式上变成了统治阶级。欧洲是全世界的统治者，因此欧洲工人阶级的角色变得暧昧不清了。一方面，他们在欧洲仍然是被统治者。另一方面，他们在世界范围内分享了统治红利。就这样，资本主义通过殖民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首尾相应的世界体系，通过超经济剥削殖民地、以部分红利收买本国工人，延长了自己的寿命。这种理论的直接利益在于：能够解释欧洲工人的资产阶级化和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

帝国主义论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后果：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力量和软肋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最有力的打击应该从这里发动。只要摧毁了发达国家对殖民地的超经济剥削，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剥削就会随之崩溃。苏联革命是这种理论的实践，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新型革命的蓝图。中国读者对帝国主义论非常熟悉，因为我们的中学历史和政治教科书就是这种理论的简化普及版。国际体系—跨国剥削—反帝斗争的思维方式深深渗入我国人民的潜意识，经常在毫无政治或历史意义的地方流露出来。

帝国主义论和早期马克思主义有一大差异：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其母体（古典经济学）的产物，而是以一种斯宾格勒式的历史哲学为基础。列宁很少用经济学理由为自己辩护，他的依据来自古典的比附。斯宾格勒把这种方法称为“相术的直觉”。罗马征服万国后，用行省的贡品建设福利国家，用“面包与马戏”收买了本国的无产阶级。此后，罗马内部的阶级斗争转化为罗马世界范围的国家斗争。罗马无产者不再是革命的主力军，反而有可能沦为帝国主义的助手。新型革命的主力军是边缘国家的反帝力量，其中有可能包括非无产阶级。共产国际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国民党、印尼穆斯林联盟、印度国大党身上。后者不是无产阶级，却反对国际体系。欧美工人虽然是无产阶级，却支持帝国主义。

根据严格的列宁主义，后殖民时期没有帝国主义超经济剥削。因此，失去帝国主义红利的资本主义应该自行崩溃。

随着西贡陷落，《国家与革命》的解释体系和战略部署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然而，退潮的速度比涨潮快得多。帝国主义论无法解释：为什么西方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发展速度反而比以往快得多？殖民地似乎不像是红利，倒像是包袱。为什么苏联采取了对内超经济剥削（“农民是我们的非洲黑奴”），却离现代化的目标越来越远？超经济剥削似乎不像是武器，却像是毒药。无论如何，“围魏救赵”（从第三世界打击帝国主义）的列宁主义战略已经行不通了。新左派如果不愿宣布理论上的自杀，就需要开发新的体系。

用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沃勒斯坦理论是对列宁主义的扬弃。也就是说：他源于列宁主义，超越列宁主义，最终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列宁主义。他继续用帝国主义的补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图解，却将超经济剥削的概念束之高阁。原因不难理解：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要求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真正的政治（超经济）控制，只能存在于殖民主义阶段。根据严格的列宁主义，后殖民时期没有帝国主义超经济剥削。因此，失去帝国主义红利的资本主义应该自行崩溃。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社会主义理论就有问题了。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比帝国主义精妙得多，不需要霸权国家实施政治控制和超经济剥削。世界金融和贸易体系本身就足以建构不平等的世界体系，殖民地存废无关宏旨。福利国家实现了发达国家内部的分赃体系，白种资本家和白种工人齐心协力剥削有色人种。从老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这种理论有一个大问题：欧洲工人阶级再也不是被剥削阶级了，启示录式革命的重任落在第三世界农民工的肩上。他们觉得，这种改革太像威尔斯的笑话：印度皇帝为纪念爱妃建造陵墓，最后发现陵墓美不胜收，唯有棺材丑陋碍眼，于是下令把棺材拿走。

在沃勒斯坦的体系中，荷兰、英国和美国相继统治世界。我们要注意：“统治”一词在他这里已经完全变味了，大致相当于“国际贸易体系的核心动力”。实证历史学家、老自由主义者和老马克思主义者大概不会承认荷兰有世界统治者的资格，因为它占领的国土始终少得可怜。他们顶多承认，荷兰人在国际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要让郑成功、康熙皇帝和德川幕府相信荷兰人的世界霸权，任务过于艰巨。正如埃里克·沃尔夫所说：“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所涉及的并不是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中的某个或某些学科，而是对所有这些学科的整合，因此是将所有这些领域置于一个新的认识层面上。”这话翻译成小市民能懂的语言，就是说：世界体系论不是史学，而是玄学。

沃勒斯坦像黑格尔、列宁、弗洛伊德、斯宾格勒一样，不可能证实或证伪。他们引用的某些史料可以证实或证伪，但不会影响其结论。如果你选择相信，可以另换一批史料而不影响结论。如果你选择不相信，原有的史料已经足以让你不相信了。

迈克尔·曼说：“同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本位主义相比，沃勒斯坦宽广的视野令人惊叹。”这话翻译成小市民能懂的语言，就是说：照所谓“科班”历史行业技术员的标准，沃勒斯坦根本不应该搞什么宏大叙事。

当然，读者应该注意：“科班”的偏好和公众的利益通常是背道而驰的。如果人人谨守学术处女的变态贞操观，就没有人敢写时间跨度超过20年的题目了。公众之所以还能有一点历史知识，绝大部分原因应该归功于沃勒斯坦的同类。

在新保守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对决的年代，残余的左派已经不再构成值得重视的政治势力。

历史不负责预断未来，而历史哲学（玄学）却最喜欢做这种事情。黑格尔、马克思、列宁如何扮演先知的角色，我们无需重复介绍。沃勒斯坦提醒志得意满的新保守主义者：不要以为左派的失败就是自由市场的胜利。统一和稳定的市场有赖于国家并非免费的服务，右派削弱国家的激情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早期资本主义依靠农村廉价劳动力的涌入，现代帝国主义则以第三世界为廉价劳动力水库。

然而，世界城市化即将完成。到21世纪中叶，第三世界人口水库就会枯竭，正如19世纪末叶，欧洲农村人口水库枯竭。这是我们“所知世界的终结”。我们不难看出：未来的终结产生于历史的类比。“漫长的19世纪”终结后，苏联在混乱间歇期产生。美国秩序的整合将欧洲末世论放大为世界末世论，新混乱间歇期会给人类提供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终结论的基础是哲学模式和思想实验，不是实证史学。在这方面，福山和沃勒斯坦没有区别。

1968年全球左翼运动是“终结的开端”，路径选择的分岔点将在2030—2050年出现。“1968年的世界革命结束了温和自由主义在地理文化中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在‘后1968时期’，无论是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解放了，不再是温和自由主义的傀儡，恢复了独立性……美国终于实现了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从1945年到1970年左右，它也发现公民要求太多，大大超过了英国和荷兰共和国等前辈当年所面对的要求。

“20世纪70年代后，分析家开始谈论‘越南综合征’，这是一个持续的、不断增长的对美国的约束。新保守主义者试图通过布什的单边强势军事主义来重新取得美国的霸权地位，但行动效果适得其反，将原来的逐渐衰退变成了急剧衰退。苏联解体后，美国似乎不可一世的力量好像已消失……1968年/1970年之后，光彩夺目、运转平衡的长长的19世纪世界体系开始出现分叉。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体系，而我们都在为把世界推向另一个我们更喜欢的世界体系而奋斗。现今股市和主要货币的汇率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剧烈波动，全球权力地缘政治立场的快速变化，实际上已经让各国的决策丧失作用，巨型企业、银行、个人消费者，所有人都面临即便是短期稳定也不可得的局面。”

1974年，沃勒斯坦出版了《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卷。2011年，《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出版。在此期间，人间几度沧桑。“短暂的20世纪”结束了，苏联解体了。老左派春残花尽落，沃勒斯坦学派从左派圈的边缘走向中心。然而，2011年的左派中心甚至不如上世纪70年代的左派边缘有势力。在广义自由主义与广义社会主义对决的年代，左派是最有成功希望的在野党。在新保守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对决的年代，残余的左派已经不再构成值得重视的政治势力。争执的焦点已经改变了，社会主义者失去了主要在野党的地位。如果沃勒斯坦设想的世界阶级斗争果真摧毁了世界体系，胜利者也不是欧洲工人，而是第三世界廉价劳动力（印第安人、黑人、穆斯林，等等）。这场假想的革命不仅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末日，而且是希伯来—希腊—基督教—欧洲文明的终结。蛮族征服罗马以来，世界历史从未发生如此剧变。无疑，沃勒斯坦本人及其学派不会在这样的剧变中幸存。他敬佩的康德拉季耶夫无法在苏联幸存，原因与此相似。读者只有一点可以庆幸：他们颇有机会活到沃勒斯坦预言的危机年代，以自己的选择书写（或改写）世界的命运。

附：

《现代世界体系》

作者：〔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郭方 等译 郭方 校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