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麻城暴力史

刘军

近日，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威廉的《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报约请了两位书评人对罗威廉的研究进行了评述。罗威廉以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对麻城七个世纪所发生的暴力史研究，得到了刘军的认可。而他以陈宏谋展开的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却受到了刘仲敬的质疑。

麻城暴力在历史上不绝如缕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地理位置，第二是政治文化，第三是阶级结构。

罗威廉20世纪80年代在武汉做研究时，注意到麻城有悠久的暴力传统。他为此翻阅了从1530年到1997年的七部麻城地方县志，希望借此对中国农村社会历史上的暴力现象提供一个宏观的理解，探索中国农村社会暴力萌生的原因。

罗威廉认为，麻城的暴力史并非中国社会暴力史的典型案例。其在历史上不绝如缕的原因有三。一个是地理位置。麻城位于大别山南麓，有若干穿越高山的要隘，可谓是四战之地。一旦发生战争，过境的军队等武装组织就会给麻城带来动荡。

第二个是政治文化。当地民间传说和历史遗迹中，流传着许多有关暴力的故事，而地方史家和方志编撰者也出于各自的目的，时而把强人描绘为英雄人物，时而又把他们贬为盗贼、土匪。

第三个是阶级结构。麻城农业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土地集中、兼并加剧，贫富分化造成了大地主阶级、中小农户及无地、失地佃农的阶级对立。另外，麻城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服务于士绅地主的仆役阶级，奴仆阶层经常发动“奴变”，到民国时期仍是如此。“奴变”也是明清更替之际造成麻城血腥动荡的主要原因，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

儒家希望通过文质彬彬的“礼乐文明”制约农耕社会内部的暴力、攻击和掠夺的冲动，终结封建战争，建立礼治国家，但未能成功。

罗威廉虽然强调多描述，少分析，多细节，少结构，但我们不妨借助关于暴力的“概念框架”建构来进一步理解其历史叙述中的动力机制。

德国学者埃利亚斯认为，欧洲近代以来社会内部暴力呈现减少的趋势，原因在于宫廷、上层阶级通过文明的行为举止来制约统治阶级的暴力冲动。从宫廷礼仪，到中产阶级彬彬有礼的举止，欧洲的文明进程通过塑造身体的羞耻感、倡导文明的举止和礼仪，促进各阶级成员的社会化进程，减少社会内部的暴力冲动。美国学者诺思等人认为，“自然国家”在统治阶级内部采取“设租”的方式来控制和减少暴力——国家在统治阶级之间通过博弈达成妥协，赋予统治阶级以进入关键战略资源的特许权，从而减少国家内部的暴力冲突，国家由此得以逐渐垄断暴力、维持和平。

埃利亚斯的礼仪文明制约暴力论，在中国儒家思想的礼制中可见其对应。

国家设租而赋予统治阶级特权，从奥斯曼帝国、大明帝国等政权赋予其统治阶级的各种特权可见一斑——其开国军功集团等大封建主阶层、科名入仕的官僚阶层、聚敛兼并的大地主阶层以及僧团阶层等，一旦通过世袭、科举、信仰服务等制度路径进入统治阶层，即可以分享统治阶级独享的租金（各种封地荫职，盐铁、烟酒官营，或免税、免役之类的租金减免）。

国家财政汲取能力枯竭引发军队叛乱和“民工”起义，统治阶级内部分裂等问题相继发生。

但是，文明体制“礼崩乐坏”，特权制度屡致暴乱，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故事。美国学者戈德斯通分析了英、法、美革命乃至奥斯曼帝国和大明王朝鼎革的过程，总结出三个引致近代革命的要素：财政汲取能力枯竭而导致国家能力崩溃；精英集团因为过度竞争而分裂；出现了新的社会群体动员的潜能。

戈德斯通提炼的国家崩溃、社会失序模式，在《红雨》中颇多反映。比如麻城在明末的动乱，揭示出这三种结构性动力互相促进、互相激荡而导致的后果：国家财政汲取能力枯竭，造成拖欠军费、强制劳役或滥发货币，这些行为引发军队叛乱和“民工”起义；有些大地主的奴仆佃户（多达数千乃至万人）通过各种社会联合而动员，在明清易代之际多次发动暴乱，并汇入明末起义军的洪流，摧毁了明朝的基业。

在麻城暴力的动力机制背后，隐含着财政负担义务不公、特权超国民待遇、权利不平等这些“前现代”（早期现代）国家制度惯性遗留的危害。

《红雨》中历历在目的暴力画卷，连同戈德斯通所关注的“早期现代”，都已经是历史烟云，但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结构动力所揭示的教训，却仍然富于警示的意涵。这些动力机制的背后，隐含着财政负担义务不公、特权超国民待遇、权利不平等这些“前现代”（早期现代）国家制度惯性遗留的危害。

“现代国家”（相比于“前现代国家”）财税基础和动力发生了变化。现代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国家的财政基础由封建主、自耕农的田赋收入，转变为普遍施加于公民的各种税收。同时，现代国家在履行公共职能的过程中，依赖于税收、国债等公共财政手段。现代公民（纳税人）要求限制国家权力以保护自身的财产权利，从而催生了现代法治国，倾向于建设“有限”且“有效”的政府，行使公共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增进社会福祉。

现代法治国的公共财政制度，要求公平、效率、法定、普遍等原则。由此看来，在当代公共财政制度中实施“以少驭多”的残留制度，通过特权制度将财税负担加诸大多数人，封闭下层新晋精英向上流动的空间，而使少数特权者享受更多的利益转移，这是更大的不公平，孕育着更多的危机。因此，“民主财政论”研究者布坎南等人的主张——逐步实现普遍性公平原则支配下的原则政治——是可以与《红雨》中的历史经验对勘的。

附1: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是美国汉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家、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威廉的代表作，2004年出版后好评如潮。

本书叙述的时间段从元末农民大起义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研究的地域集中在大别山南麓、鄂豫皖交界处的一个小县城——湖北麻城。罗威廉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撰写的并非“没有事件的历史”，而是对当地的重要事件进行了详尽的描绘——从元末的红巾军、明末的白莲教、清军入关、清初的三藩之乱、19世纪中叶的太平军和捻军起义，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国共内战。

罗威廉采用了编年史方式的叙述方法，多描述而少分析，重细节而轻结构，很多场面描写颇具文学性，读起来流畅生动，如同讲故事。罗氏的叙事方式，能够使读者感受到鲜活的“在场”的中国历史。

附2:

麻城在七个世纪中卷入的部分暴力事件

1．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 邹普生、徐寿辉1351年8月在麻城发动起义。

2．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 崇祯十六年4月底，张献忠占领麻城，收编义军，消灭许多山寨。

3．满人的征服。 清将徐勇剿灭麻城当地的四十八寨联盟。

4．清初的三藩之乱。 吴三桂煽动麻城的山寨寨主刘君孚于1674年发动叛乱，清廷官员于成龙平定。

5．19世纪中叶的太平军和捻军起义。 1853年1月后，太平军在南京和武汉之间来回穿行，几乎每次行军都会横扫麻城。

6．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麻城成为大批土匪和匪军劫掠的目标。1927年，共产党人在黄安、麻城发动了黄麻起义。

7．20世纪30年代的国共内战。 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为争夺麻城东北部多次激战。肃反运动中，张国焘在麻城大清洗，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