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不是神

楼庆西

编者按：朱涛的《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一书出版后，在建筑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书中对人们传统观念里的梁思成有了一些观念上的颠覆，清华建筑系的部分教师也曾在网络联名质疑朱涛提及的梁曾借鉴日本专家资料等内容。而梁思成的学生，曾经与梁思成有过很多接触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楼庆西在研读本书后，写出了自己对书中问题的看法，或许可以带领我们从另一种视角看朱涛的这本书。

朱涛的著作分上、下两篇，第一篇探讨的是梁思成做学问和他学术成就的“源”，即梁思成的“建筑史学思想源于何处，是如何构筑起来的，他采用了怎样的史学方法论等”。作者在分析林徽因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时，称林“未必是经过自己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而很可能借用了伊东忠太的论述”。林写作此文在1934年，梁、林参加营造学社不久，还没有对中国古建筑展开系统调查，她的有关古建筑知识应该多数来自书本，但是当时已有的著作并非只有伊东忠太的一种；这种中国建筑独特体系的认识也可能来自中国绘画艺术独特体系的延伸思考；梁、林早年留学美国，又对欧洲古建筑做过系统的考察，他们也可能从西方古建筑与中国古建筑的对比中得出了结论；也有可能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之在林文中没有注明的情况下，诸种成因都只是一种可能。

作者在分析林文中关于中国古建筑有历史的演变的论断时又说：“从林徽因的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断定，一定是受到了温克尔曼的起源—发展—变化—衰亡，循环周期理论的影响。”其实梁、林二人，尤其是林对中国古代的瓷器、染织品等工艺品十分熟悉，他们常以这类工艺品的发展来比喻建筑的发展，所以这种发展观也可能是从对实物的观察中形成的，要说林一定是受到了温克尔曼的影响未免显得武断。

作为梁、林的学生与助教，我们不止一次问过：当年是怎么发现，确定这些古建筑的？梁思成说：一开始对古建筑缺乏知识，虽然有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及宋代《营造法式》，但是北京还能找到清代老工匠，故宫又在眼前（当时营造学社址设在天安门与午门之间的西朝房），自然从故宫开始调查学习。然后由近及远，从北京至河北、山西、河南等地，由清代至历代。那么怎样确定这些调查目标呢？梁思成告诉我们：靠史料，查县志。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些前辈学者的行程：营造学社平均一年出外两三次，当时社会动荡，交通不便，各地生活条件极差，作者在本书中对此也有介绍，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们自1932年至1937年在短短的五六年里行程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建筑266组，完成图稿1898张，他们还有时间去调查民居、园林等其他类型的古建吗？1937年营造学社部分人员逃难至昆明，梁思成、刘敦桢带领助手开始对四川、云南地区古建筑做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一些民间建筑如云南“一颗印”住宅、丽江民居进入调查之列，对这一次扩大了地区和建筑类型的调查，作者评说是“深具悲剧和讽刺意味”，“悲剧”意味可能指的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导致的结果；但“讽刺”意味是指什么？是对梁、刘他们过去鼠目寸光，不重视多地区调查的讽刺，还是对他们不重视民居等其他类型建筑调查的讽刺？不得其解。

1943年梁思成在四川宜宾市的李庄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这时，学社已经积累了国内190余座县市2700余处的古建筑资料，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对这些资料进行综合整理、分析、研究，至今仍保存着的当时对历代古建筑平面、立面的排列比较图，对历史各种式样佛塔的比较图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当时已有的古建筑在地区、类型上还不够全，但这种分析仍是客观的，看不出有主观的取舍现象。作者在本书第一篇总结中断言：梁思成及其同仁“他们史学方法论的特色：理论构筑先行，再通过实证调查佐证，在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排除‘杂质’，以期前后建立起一个统一、自足的‘中国建筑体系’——这实为一种极端‘纯粹主义’的理论化构筑。”这个结论与事实并不相符。

梁思成不是神，作者在书中也没有把梁当作神。但是在该书封面上却用了“在神话终结处，历史的幽灵探出头来……”做副标，看来还是有通过本书把梁思成从神坛上拉下来之意。

梁思成至1972年去世前的20年里非但不是神仙，而且是牛鬼蛇神。1978年开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认识他的学术成果和一些学术观点和主张，国内多家电视台编撰出有关梁思成、林徽因的电视片，如果梁思成在某些人眼中成了神，应该发生在这一段时期。

梁思成的一些学术观点与主张，从提出开始一直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是反对意见。宣传的最多的关于保护北京古城的“梁陈方案”，当时就有学者不赞成，我曾请教过两位北京城市规划委员会的老专家，他们都说“梁陈方案”不仅在当时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条件实施，而且古城保护下来一样会遇到城市发展中的种种矛盾。

梁思成关于文物建筑保护的理念与主张对国内古建筑保护事业是颇有影响的。但经过几十年文物建筑的保护实践，对梁的某些主张也提出了质疑和不同意见。21世纪之初，故宫紫禁城要实施大修，这是一次包括午门、太和殿在内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有人提出应该遵循梁思成提出的“修旧如旧”的原则，讨论中，一位曾在梁身边工作过的学生提出反对，他说：我遵吾师，但我更遵实践。结果故宫采用了对油漆彩画“整旧为新”的方法。

梁思成对自己的学术观念、治学方法的形成并不忌言它们的源头和学自他人或他处；对自己的学术成果从未考虑过是否原创或首创，他从没有自认为“神”。在我们这些学生眼中，梁思成从来就是我们的一位可敬可爱的良师益友。我始终认为对梁思成其人、对他的学术观点与成就、治学方法的研究将会是多方面的，这些研究只是角度不同，方法不同，甚至观点相异，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尽相同，但他们之间并无重要与不重要和孰深刻孰浮浅之别，如果硬要加以区分，将会不利于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也不利于对梁思成的真实认识，这也是做学问之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