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另类”参与者

王奇生

李敦白晚年忆述时，慨叹当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中国一待35年，并深度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把一生最好的年华留在中国。

对中国而言，20世纪无疑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在这一过程中，有各式各样的参与者，除了大批理想主义、激进主义者积极投入外，还有千千万万不革命和不知革命者被动卷入其中，或随波逐流，或成为革命的对象。但无论是主动参与者还是被动参与者，只要被卷入革命的洪流，往往难以自我主宰。

另一方面，与辛亥、北伐之国内革命相比，共产革命更有“世界革命”的国际联动性。“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仅仅是口号，亦落实在行动中。

那些参与中共革命的洋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有过怎样的境遇与情怀，其国际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的民族主义之间又有怎样的分际与张力，这些都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可惜，当年的参与者，留下详细资料的并不多。而有一位比较例外，他晚年留下了两部相当翔实的回忆录。此人即是美国人李敦白。

李敦白（1921—）的一生曲折而传奇，入大学不久即秘密加入美国共产党，又因为“二战”的机缘，他以美国军人的身份来到中国，然而没有打过一天仗即赶上日本投降。接到退伍命令的他，却和昆明的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头。地下党负责人建议他去延安教毛泽东学英语。他乃设法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视察员的身份留在中国，继而于1946年秋转赴延安，从此开始他投身中国革命长达三十余年的历程。晚年忆述时，他慨叹当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中国一待35年，并深度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把一生最好的年华留在中国。

35年间，李敦白的主要身份是中国对外广播的专家顾问，其人生“鼎盛”，是“文革”初期成为中国最积极也最具影响力的洋人造反派和可以“通天”的风云人物，一度被中央文革小组任命为广播事业局局长；而其人生“低谷”，是两次被误认为美国间谍而入狱，被单独监禁长达16年（1949—1955、1968—1977）。

如此深度介入革命，并有如此跌宕起伏之人生体验的外国人，李敦白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令人好奇的是，在身经如此“非凡”的人生之后，留存在晚年李敦白记忆中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与心绪？作为一位加入中共的美国人，他对中国革命又有着怎样的认知和思考？

正是怀着这样的期待，最近阅读了李敦白的两本回忆录：一本是《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著，丁薇译，以下简称“红书”），一本是《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以下简称“我书”）。两书各有侧重。“红书”依时序重点回忆了35年的中国岁月；“我书”则贯穿其整个一生，对前书所缺失的前后部分做了补充，并用相当篇幅描述了他与中共高层及众多社会知名人士的交往与印象。

一般人写回忆录，最常见也最难避免的，是以晚年的“后见之明”回溯前事以及选择性忆述。而李敦白的回忆，不仅呈现出罕有的坦诚，且尽量避免“后见之明”的影响，试图“再现”自己“当年”的所思所为。书中描述了一个充满理想的美国男孩是如何被中国的革命者点燃心中的火苗，如何倾其所有献身中国革命，但同时也如实述说了这些梦想后来又怎样引领他及其革命同道者步入迷途。

“身为美国人，我觉得有责任不让美国人成为中国革命中的污点。”李敦白为了避免再犯错误，只有“紧跟形势，紧跟毛主席”，“紧跟的结果，当然就是在‘左’道上越走越远”。

李敦白自述，他19岁加入美国共产党时，只是想争取“黑白平权，男女平等，劳工权益，学术自由”。他和他的美共同志们并非真正要在美国搞革命，虽然都崇拜斯大林，也学联共（布）党史，却无意把美国建成像苏联那样的国家。这也许意味着各国共产党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情形。

抗战胜利之际，中共之所以对这位来自美国的年轻人特别热情和感兴趣，在李敦白看来，是中共当时非常希望借助一位母语为英语的人加强其对美宣传。聂荣臻曾告诉他，等中共获胜后，毛主席希望能得到美国贷款来进行战后重建。他从李先念那里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中共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希望与美国建立正常友好的关系，除了经济上的考虑，亦有意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间，愿意与苏联、美国及欧洲各国同时交往，而无意仅仅依靠苏联。

此亦可见中共后来的“一边倒”是国内外局势演变的结果，并非中共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红书”41、“我书”195）

李敦白忆述中还提到这样的细节：当时美军在延安设有联络处，担任华盛顿与延安之间的联络任务。每逢周五晚，美军联络处即与中共高层分享美国电影。李敦白注意到，中国人非常喜欢那些美国电影，即使是最高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以及边区的军事将领王维舟、王世泰等，只要有空便来看电影。“他们对银幕上的美国充满了好奇和羡慕，我可以感觉到，他们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富庶的国家，与官方论调完全相反；而对苏联，这个理应看齐的对象，倒似乎没什么兴趣。”（“红书”51）在后来与毛泽东的交往中，李敦白进一步体察到毛对美国非常有兴趣。毛不仅愿意跟李敦白谈美国的情况，甚至喜欢翻阅美国的流行杂志，看看里面的照片。（“我书”290—291）即使是在冷战的气氛越来越浓，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李敦白仍感到中共官方虽然猛批“美帝国主义”，而美国人在中国还是相当受欢迎。李敦白记起上大学时，美共书记和他聊天时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美国或英国的共产党员有一天到印度、中国去，印度和中国的共产党员永远不会相信他，因为他们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时间太长，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来的人，他们都不会相信。李敦白晚年回忆时，认为自己的经历已证明这不是事实。然而，他两次冤狱的罪名均是“美国间谍”“美国特务”，又似乎证明美共书记的话不无道理。

李敦白晚年也承认，若不是美国人，他在反右至“文革”初期的政治运动中也许不会那么“左”，那么激进。因为他是美籍中共党员，为了获得中共党组织的信任和好感，不断提醒自己，要“比红更红”。“身为美国人，我觉得有责任不让美国人成为中国革命中的污点。”尤其是坐过六年监狱出来后，“我害怕再犯错误”，“我做的每件事都带有着强烈的动机，就是证明自己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我私底下盘算，如果我能‘红’得彻底，就能避免在将来再次遭到怀疑和攻击。”“我害怕组织对我的猜忌永远不会终止。”“我也想要归属感，我想被接受的欲望并未因监禁一事而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了。”（“红书”122）为了避免再犯错误，只有“紧跟形势，紧跟毛主席”，“紧跟的结果，当然就是在‘左’道上越走越远”。（“我书”93—94）

这样的心态，甚至表现在他择偶时的考量。第一次入狱前，他曾和一位漂亮的中国姑娘魏琳结婚，等他出狱时，魏琳早已改嫁。当他准备再婚时，更多从政治上考虑，所选择的对象玉琳虽不漂亮，但“是一个优秀坚定的党员，其无产阶级背景更无可挑剔”，“我可以信任她，帮我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我需要这样的伴侣让我远离麻烦”。（“红书”128）当然，重出身和政治面貌的择偶观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在之后每次政治运动来临时，李敦白总是焦虑自己再度被误解，因而总是积极投入。“如果我积极参与这个运动，就可以保护自己不再被误解。”（“红书”125）反右运动开始后，上面要求他所在的广播事业局必须“揪出”一名右派分子，虽然他认为广播事业局没有一个人符合右派分子的标准，然而他仍协助单位领导将陈为熙划为右派，其后反右运动波及他的朋友温济泽头上时，他虽然内心认为温氏冤枉，但仍参与了批斗温济泽的大会。李敦白承认，这是他第一次参与迫害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朋友，而他这样做，是求自保，因为他当时最大的焦虑是觉得自身难保。“只要风吹草动，我的心脏就开始狂跳，整天惴惴不安。”（“红书”142—143）

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年轻时秘密加入美国共产党。“二战”结束时来到中国，开始了他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动荡起伏的35年历程。他与宋庆龄、毛泽东、江青、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王光美、任弼时、邓小平、王震、李先念、朱镕基等，都有私人交往。叙述中他披露了领袖人物在生活与工作中的大量细节，弥为珍贵。他以“一个中国的美国人”的视角、罕有的诚实坦率，讲述了他在中国的非凡经历。个人生活的跌宕起伏，折射着历史的华章与疯狂，发人深省。而李敦白对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他的救赎与疗治，于中国读者则深具启发价值。李敦白称他的妻子王玉琳是上天下来的天使，20世纪80年代他与妻子重回美国创业，生活美满幸福，而直到今天，他对中国发展的关切仍然一往情深。《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编写严谨、规范的口述史著作。

从1958年到“文革”初期，“我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如鱼得水，一时风头无两，简直可以说是个人生命中的‘黄金十年’。对‘文革’的积极参与，是这种扮演已久的角色的自然延伸，具备充分的主客观条件”。

如此这般的心绪，似乎是身为外籍人士参与中国革命时的异样情结。其实也不尽然。李敦白坦言，“文革”开始后，批斗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梅益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支持者、保护人、上司、顾问和朋友”。“我认为他真诚关心革命，也是行家里手。同时我也有个人顾虑。不少人知道我和梅益关系亲密，我担忧自己会被打成同谋，或是故意隐瞒情报，以便保护他。”为了与梅益划清界限，李敦白最终选择参与到批斗梅益的行列中。应该说，因为“怕”而紧跟，只是李敦白心结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当他第一次出狱后，被组织安排担任广播事业局的中层领导，他感到重新获得了信任时，又有受宠若惊之感。李敦白自我剖析说，从1958年到“文革”初期，“我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如鱼得水，一时风头无两，简直可以说是个人生命中的‘黄金十年’。对‘文革’的积极参与，是这种扮演已久的角色的自然延伸，具备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我书”89）在这“黄金十年”间，他获得了毛泽东亲自封给他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政治封号。更不可多得的，他是延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是外国专家中仅有的几个中共党员之一。而其他几位入党的外国专家并没有得到像他一样的政治待遇。当时中国政府让在华外国专家享受极高的物质生活待遇（如外国专家的薪水大约是其中国同事的七八倍），政治上则将他们隔绝开来。只有李敦白等极少数人例外。

李敦白说：“除了我和乔治·哈特姆以外，大部分外国人还是与他们所喜爱的中国隔绝。在北京的外国人大部是教师、语言专家，或是科学家，他们被奉为上宾，但同时又被严格隔离。”一般外国专家不能随意接触中国同事，他们的苦闷是与中国社会相对隔绝，十分孤独。为了克服孤独感，这些外国专家组织了各自的学习小组。李敦白很快就在外国专家群体中获得优越的地位。其他外国人都迫切地想要获得外面的消息，而他因有内部信息来源，很快就成为这个团体里的明星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李敦白自认为获得了中共最高层的信任，成为中国政府对外联络的某种管道和彰显无产阶级革命国际性的“道具”，也因此获得了与上层接近的良好机会，每年均有机会见到毛主席，自我感觉成了符号式的“通天”人物，具备相当的政治能量。尤其是让他参与《毛泽东选集》和一些中共重要文献的英译工作，更让他倍感荣耀和信任。他认为自己在“文革”前，事实上已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引人注目，“所以，我之成为‘文革’风云人物，某种程度可以说是‘势之必至’”。这样一种被信任的高度自得，与前述的那种可能被疑忌的高度焦虑，竟然并存于李敦白的内心深处。两种看似极具矛盾的心境，却殊途同归地引发和推动他走向行动上的极左。李敦白忆述其“文革”初期的风云际会时直言：“政治权力的致命吸引，呼风唤雨的巨大幻觉，也让我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我书”94）当他1967年再度被监禁时，有外国专家在友谊宾馆贴出大字报，说他“爬得高，摔得重”。晚年李敦白承认，“话虽伤人，却是实情。我是所有外国专家中介入中国政治最深的人，也是受到惩罚最重的人”（“我书”89）。那么多“文革”中呼风唤雨的人物，很少有人如此坦率地自我剖析在革命狂热背后所潜藏的权力私欲。

但也绝不可否认和无视，在李敦白“左”的背后，最突显的仍是其革命理想主义情怀。晚年李敦白剖析其“左”的主观原因时，首先言及“我二十岁前参加美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在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本身就是极左行动。纯洁的理想主义与苏式教条相结合，‘左’成为我的思想底色”（“我书”93）。这一点，即使在后革命时代亦毫不令人怀疑与贬斥。今天我们如何“重返”当时的历史语境，去了解和理解当年革命者的所作所为，其实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敦白承认“反右的时候，我当时不觉得不对，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确实应该改造”（“我书”202）。在他的印象中，当知识分子大鸣大放时，大多数的北京市民和郊区的农民其实并不认同。当中国人民大学葛佩琦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鸣放文章后，许多愤怒的工人和郊区农民拥到他家抗议。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来电台鸣放的学者印刷讲稿。工人说：“我们不会去印这些攻击党的稿子。”（“我书”295）。直到晚年回忆时李敦白仍坚持认为：“当时知识分子和一般老百姓的观念相距很远，而毛主席深得普通大众的心理。”（“我书”295）

对于“文革”初期的所思所为，李敦白做了更直率的陈述。“文革”伊始，“一想到运动即将风起云涌，我仍忍不住兴奋起来”。“我渴望参加‘文化大革命’。”（“红书”201—202）上面有通知不许批评外国专家，他第一个站出来，贴出一张自我批评的大字报，一夜之间竟成了英雄，“我通过了考验，我成功了！”“我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小组被提升到了至高的位置，“我却觉得非常好”。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周总理叫他不要去，江青叫他去。“我听了江青的。我当时的看法是，江青是真正的、红彤彤的左派，周总理当然拥护革命，但属于老一辈，不如江青先进。”（“我书”200）

李敦白选择回美国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恰是对中国告别革命、转向改革开放的严重不适。

如果说，李敦白最初确实被造反派的行动所激励，认为那就是“真正的革命”“真正的民主”，就是他从青年时代开始追求的为人权而争的战斗，那么，后来的异化和演变很快让他迷惑。他发现，毫无节制的自由民主，迅速涣散成无政府状态，“人人都在享受新的自由和独立自主，样样事情变得一团糟。”“人人有主意，个个有道理。”其结果是，旧造反派刚掌权，新的造反派随之而起。当面临新造反派挑战时，旧造反派力图独享权力而无意共享，并立刻将之前的自由民主诉求抛诸脑后，转而运用手中的权力毫不留情地镇压挑战者。

令李敦白深感困惑的是，既然“造反有理”，凭什么只许自己造反，而不许别人造反？然而若允许再造反，再夺权，又势必形成“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循环造反局面，如同当年鲁迅所讥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命”之怪象。当亲眼目睹“被压迫者在他们取得权力的瞬间摇身一变成了压迫者”时，李敦白实在无法容忍。而当他天真地尝试让新旧造反派团结和共享权力时，自己却沦为派系权斗的牺牲品，换来的是长达十年的牢狱生涯。

然而，即使在十年监狱中，李敦白也一直认为“文革”是对的。他期待中国可以因此建立高度发达的民主，所以对“文革”一直满腔热情，即使看出问题也要坚持，以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就能达到理想的彼岸。从监狱出来后，思想也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与社会隔离了十年，出狱之后，我没有多少变化，社会却已大变，我们已经不能相互适应。我的思想比较僵化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这个社会显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恶痛绝的病态。”对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最初还难以接受：“我当时（1979、1980）的看法是，邓小平背弃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对他很不满意。”（“我书”204）

李敦白说，自从到延安之后，一直到第二次出狱，从来没有想过要回美国，自以为会终老中国，把自己的热情、才情和深情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中国。然而，1980年初，他却选择回美国定居了。他选择回美国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恰是对中国告别革命、转向改革开放的严重不适。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这样一件事：1980年1月，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说有些问题，如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以后报纸上不允许讨论。看完这个文件，他就对妻子说，看来我们该走了。很快，他就携全家离开了中国。他深有感慨地说：“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它的理想、目标、途径都与我年轻时代所追求的不一样了；在这个拐弯处，我选择了回到我的出发点，而不再像前几次那样顺流而下。我对新时代产生了深刻的疏离感。”（“我书”258）而对于他的归国，在华外国专家普遍有意见，他们觉得“离开就是背叛”（“我书”246）。虽然如此，晚年李敦白仍坚信：“选择中国，选择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生的幸运。”（“我书”316）

附1: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

作者：李敦白 口述 徐秀丽 撰写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附2:

《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

作者：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 丁薇 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