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的中国姊妹

李静

在两条粗壮的话语轨道之外，诗人王小妮的短篇小说集《1966年》不动声色地出了轨。这部作品，语言不冷不热，感情不远不近，眼光不高不低，人物不好不坏，叙事态度疏离淡漠，叙事过程低开低走。但每篇小说却在细节、氛围、人物心理和行为的刻画中，泄露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线索——彼时，普通个体的生命状态如何？

《1966年》。这个书名会让你想起什么呢？标语，口号，语录歌，红海洋，天安门上挥舞帽子的领袖，金水桥边激动得昏厥的红卫兵，各种血肉横飞的武斗，各种山呼海啸的批判，各种不忍卒睹的伤，各种酷烈惨痛的死……一场灾难，一个噩梦。当然，也可能想成这样的：标语，口号，语录歌，红海洋，天安门上挥舞帽子的领袖，金水桥边激动得昏厥的红卫兵，各种高手如云的武斗，各种公正过瘾的批判，各种英勇无憾的伤，各种罪有应得的死……真是好浪漫好激情，不愧为人类社会伟大的实验、未竟的光荣哦！

关于1966年的文学和历史叙述，以上两种版本堪称主流。后者初被视为笑谈，现已不容小觑，因它进口于欧美“新马”，又有本土学者精心润色，在青年学子中行情看涨。鉴于当今中国的大学讲坛倡导积极和谐的学术观点，“灾难噩梦说”显然不合大势，那么“伟大实验说”将最终胜出，便几乎无疑了。

但，“作家总是在发明新的方法，来质问我们对公共空间的分享”（雅克·朗西埃）。在上述两条粗壮的话语轨道之外，诗人王小妮的短篇小说集《1966年》不动声色地出了轨。这部作品，语言不冷不热，感情不远不近，眼光不高不低，人物不好不坏，叙事态度疏离淡漠，叙事过程低开低走。但每篇小说却在细节、氛围、人物心理和行为的刻画中，泄露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线索——彼时，普通个体的生命状态如何？

恰恰是普通个体而非极端个体的生命状态，成为历史真相最有力的证词，也成为当下之人体察未经之事的隐秘通道——在“非常”历史中，“正常”人如何生活？如何以可理解的心理逻辑行事？这样的行事将导致何种结果或遭遇？由此结果或遭遇，折射出怎样的历史境况与人性光谱？此种折射，会形成何种诗学效果？……引发这些问题的写作，是一种“叙事还原”的写作，它悄无声息地为当下之人铺就一条重返历史之路。同时，它还通往未来。

小说集由发生在1966年的“11段短故事”（作者语）构成。11个短篇，主人公都没有名字，只以身份呼之——比如“父亲”“母亲”“女孩”“老太太”“戴眼镜的人”“不戴眼镜的人”……此可暗示他们的故事绝非特殊，而是普通又普遍的。这些普通人，从事各种行当，背负各种历史，在这个人人自危之年的某个临界点，他们的生活发生了身不由己的改变——这改变不是轰轰烈烈的生死抉择，而是灰色地带的沉浮明灭，人性的斑斓底色由此彰显。

一个因受过伪满日式教育而不被信任、自身难保的医生，在工作组调查他当年的老师是否是特务时，陷入回忆，决定为他辩护。（《钻出白菜窖的人》）

一个高干家庭的小男孩，父母被抓走，他最爱的哥哥越境而去，无助的他每天到火车站等哥哥，偷东西；“戴帽子的人”以组织的名义默默给他钱，照顾他，告诉他要当个好人；他用这钱买了彩色的粉笔，在屋外墙上画了一幅巨画：一个神气的火车头，上面坐着他骄傲的哥哥。（《火车头》）

一个水暖工，他的爸爸是耀武扬威的革命头目，他自己也有随心所欲的暴力倾向，他想做个爷爷描述过的精致棋盘；棋盘千方百计也没做成，却有人上门要逮捕他的爷爷和爸爸——经调查，他的痴呆爷爷就是他们一直搜找的“汉奸”刘课长。（《棋盘》）

小说笔调极简，硬朗，隐藏之物多于可见之物，王小妮无疑是海明威的中国姊妹。二人更大的相似还在于：他们都是诗人。诗的思维使王小妮的短篇脱离了小说致密的物质性，而成为触点密布、意味漫漶的海绵体。它们取消交代性的历史景深，放弃完整的故事轮廓，开门见山地特写，直截了当地感觉，片段化地转换视点，进行时地叙述局部——这些局部是货真价实的1966年出品，出自作者对彼时“气味、声响、色彩和不同人的心理”（“前言”）的记忆。

或可把这些故事的写法归结为一个词——“反陌生化”。何意？“陌生化”是将日常经验反常而怪异地呈现，以此反思存在之平庸；王小妮《1966年》的任务和方法与此相反。她要做的是：将打上了“怪异反常”标签的“文革”经验还原为切近平常的个人经验，以之转喻个体内在心灵和众生外部历史的双重世界，由此打破历史、政治和神话化的文学叙述竖起的感觉隔栅。这种面对“反常”历史时波澜不惊的“日常”神情，即是“反陌生化”，实是对刻板的“‘文革’怪异叙述”的“陌生化”反拨。

举个例子。首篇《普希金在锅炉里》这样开头：

“有这么一家人都坐在双人大床上。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四个孩子。两个大人的脸上不好看，陈年老土豆的气色。就在这一天以前，孩子们爬上父母亲的这张大钢丝床，总忍不住要互相推撞踮脚蹦跳。今天，他们都老实极了，圆黑的眼睛望望父亲再望望母亲。”

这一场景与我们的当下经验没有距离感，并非特别的、只有1966年才有的。而那些1966年特有的事物，则是换算成我们的日常经验来呈现的，比如“大字报”她不直呼大字报，而是这样写：“很多整张整张的大纸，黄黄绿绿地糊满了玻璃窗，一层压一层。”叙事人站在历史空间的外部，用普适性的语言、情感和思维，去讲述那桩似乎“正在进行”的既往之事。

小说从“自力更生烧锅炉”的家庭动员会开篇，慢慢向炉中物“普希金”靠拢。拆解开来，可以发现它倒着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青年，因教师家庭出身不能考大学，只好当锅炉工。他爱文学，嗜读俄语名著，在本子上抄写了普希金的一首“色情”汉译诗——在1966年的冬天，这一切足以置他于死地。“罪证”必须烧掉。但他住在阶级警惕性特高的铁路工人大杂楼里，没有卫生间和厨房，不敢举火。于是他来到曾经服务过的一对高知夫妻家，给他们义务烧锅炉。他把装着“罪证”的书包藏在这家的储藏间，准备陆续烧掉。家里情窦初开的12岁女孩出于对青年朦胧的依恋和好奇，偷看他的本子，读到那些诗句，万分惊恐——除了童话，大人的书她只看过《红岩》，因此认定那些字句是可怕的。她报告了父母。父母惊恐万状——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已够罪过了，“他这是想害死我们？”连夜把普希金们扔进锅炉里烧掉。第二天，他们赶走了年轻的锅炉工。这青年欢快地回家了——多么好，那些“罪证”不经他手就化为了灰烬。

整篇小说以全知视角叙述，依着时间的流动，视点先后落在“父亲”“女孩”“年轻的锅炉工”身上。视点的每次聚焦，都呈显一个小世界——父亲恐惧和“原罪”的世界，女孩纯情和遐想的世界，青年锅炉工幻灭和无奈的世界……一个个小世界的叠加，最后拼贴成一个大残酷：在1966年北方的冬天，忧郁真挚的“普希金”竟成一群羔羊的噩梦；当羔羊们成功粉碎了噩梦的威胁，他们身上最温润的珍宝亦随之粉碎了：女孩成为萌芽状态的告密者，她的父母出演见死不救的角色，锅炉工沦为“嫁祸于人”的险恶之徒，只是未遂罢了——幸亏“普希金”被及时扔进了锅炉里。这不是一出家破人亡的惨剧，而是在家破人亡的恐惧中，心灵之死的悲剧。

这种激活生命同情的“反陌生化”手法，其深意值得玩味再三。由于遗忘教育的多年遮蔽，“文革”往事已渐渐失真，在青年人眼中愈来愈像一则抹黑的谣言，一个可疑的传说。这种经验感的断裂比理念的鸿沟更可怕。因它从直觉和情感的层面拔除了历史意识，拔除了后来者对既往之事移情和体验的可能，因此，也势必切断“绝不让惨痛历史重演”的路径。《1966年》以当下之人的感知方式还原彼时的生命经验，即在弥合经验感的断裂，其对抗遗忘的审美与道德力量是润物无声，难以抵挡的。

我们需要探究这力量的来源。它不只来自作家对社会—历史—人性的批判意识和叙事技艺，更来自她的爱与自由的意志，她的生命与道德的自觉，她的内与外、热与冷、善与恶、姱与丑的辩证法，更重要的是，来自她的诗之光耀。在王小妮的故事中，诗之光芒照耀孩子，也照耀大人；照耀良知本能无法磨灭的人，也照耀为历史浊流增添泥沙的人；照耀自杀和失踪，也照耀依恋与诺言……一切对空间、氛围、人物角色的设计和勾画，皆源自作家对世界整体的诗性认知和隐喻。因此方寸之间，生命之奔流无休无尽。它有着坚硬的柔软，也有如雪下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