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中国政经体制之路

曾靖皓

如何抓住中国机会在高风险和高收益的中国市场取得成功，才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立足，已经成为众多跨国企业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在前不久出版的《应对中国挑战——企业如何在中国获得成功》中，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以及外交政策项目和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资深研究员李侃如，为渴望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的跨国企业指明途径。

要论及中国研究最得力的人物，美国学者李侃如肯定算其中之一。大约20年前他出版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一书就被媒体称为继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之后中国研究领域的又一里程碑之作。

不过稍微对比一下两人的研究就会发现，虽然两人在研究内容和观点上都没有太多的共同点，但就对中国政治体制和权力运作机制的理解来说，李侃如要略胜一筹。从《治理中国》一书的第三部分李侃如对中共领导下的党政体制和权力交易的研究就可以看出，就此问题其水准高出同类学者很多。除了为数不多的细节错误以外，他的研究称得上务实、细致、准确和到位，而且有很多理解相当的“中国化”，加上他直言不讳的一贯做派，其作品可以说是观察中国难以绕开的文字。这种研究风格如今在他的新书《应对中国挑战》中继续得到发挥。

这本书是李侃如专门针对国外跨国公司的高层人士而写的，其目的是帮助他们理解处于剧烈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政府的决策，解开权力运行的复杂谜团，使此类公司更好地融入到中国市场，搭上其高速增长的经济班车。

作为一本引导外国公司应对中国问题的手册，李侃如完全放弃了基于意识形态的理想化批评，更没有站在普世价值的角度对中国发出“你应该怎样”的建议，只有对中国现状的描述和解释，以及跨国公司如何应对的具体方案。对外国公司而言，这本小书无疑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李侃如相当客观的记录可以作为我们自我审视的一个参考。

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如今是国际上的热门话题。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一再承诺和表态从反面来看实际上是质疑之声不断扩大的结果。那么从宏观上回答是否应该进入中国市场，或者扩大在中国的投入规模就成为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李侃如的回答是肯定的。同时他的理由非常独到，虽然他也提到了城市化和中产阶级壮大这样的因素，但是他始终认为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体制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保证。他指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极度依赖政治力量推动的结果，也就是他说的“对这一体制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源源不断提供的产品”。经济增长在他看来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来源。因此从中央层面来说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关乎执政与社会稳定的根源，是断然不可能放弃的。对地方政府来说，它只是作为中央决策的执行者，虽然有相当的灵活处理和建议的权力，但是如何实现中央口号式的发展目标始终是关系权力分配和地方命运的核心，作为一种政治交易，增长的底层基础一定不会发生动摇，所以努力实现增长必然是中国政治上下一致的选择。李侃如指出，中国政府对经济微观层面的干预是相当多的，这种政治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方式也决定了增长意愿与执行效率之间的紧密结合，而且不会在一二十年的短期内发生变化，因此中国经济肯定还是会持续增长，只不过不会像以前那样快而已了。至于中国增长模式是否能走更远，是否能转型成功，由于不确定因素太多没有进入李侃如的讨论范围。

李侃如对增长的信心并没有掩盖他对中国问题的忽视，相反，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提醒跨国公司的决策层中国增长存在阻力和风险。李侃如分析指出，中国模式有其悖论的一面，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是促进增长的核心，同样政治上的弊端也会反过来阻碍经济。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虽然已经极大的市场化，但是其指令经济、计划经济的痕迹和尾巴依然存在。到了地方政府，由于执行层面的巨大权力和参与经济活动的政治冲动，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场面大量存在，很多项目和决策不是根据经济理论计算的结果，更与市场化的需求搭不上边，完全是根据地方一把手的喜好，然后按政府指令方式贯彻的。这就会形成很多增长的阻力，比如地方保护主义，互相攀比的工业投入，大量重复建设带来的浪费和低效，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漠视，等等，当然最厉害的莫过于指令经济下权力寻租带来的腐败，介入其中的跨国公司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因为官员的失败很可能带来投资的失败。

除此以外，中国还面临30年前不曾面对的一些挑战。一是政府民生责任与自身能力的矛盾。李侃如指出国企改革破坏了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重建的重担落在了地方政府的肩头，但是实际情况是其能力和责任之间的差距非常巨大，也就拉大了政府在经济增长与转型之间取舍的矛盾，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二是分歧和政策偏好造成的增长阻碍。三是30年来积累的环境灾难和资源短缺在短时期内会集中爆发。四是中美关系带来的外部阻碍，中国的崛起引来外交和经济摩擦的频繁，尤其是贸易上的反制行为，可能会对行业增长产生冲击。

从这些阻碍出发，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也就不言自明了。政治风险首当其冲，有来自宏观面的政治治理脆弱引起的系统风险，也有依靠单一地方政府领导带来的政治风险。其次是声誉风险，由于中国的环境污染、工人保障体制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落后、质量监督不到位等，供应链上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给公司抹黑的意外事件。再有就是资源供应的风险，水、电、气、油供应状况的地域差距成为决策必须重点考虑的因素。还有环境恶化带来的外国人力资源进入的困难等。

针对这些阻碍和风险，李侃如提出的应对之策也是非常实在的。他把和政府的关系摆在跨国公司经营的第一位，同时李侃如也多次提醒跨国公司，不要将搞关系等同于依靠某个具体人物，更不是进行商业贿赂，而是要将公司的战略目标与中国政府的发展目标挂钩。比如，公司的项目将如何融入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为地方提供什么样的经济效益，提供多少就业和税收，带来什么样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只有把地方政府的经济意图深深嵌入公司的发展战略，才可能在实质上提升自己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其次就是调整中国公司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必须改变过去将中国单独看待的做法，提升中国团队的战略地位，同时改变产品定位，从将国外产品进行稍微改动后就投放中国向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转变。再有就是大力推进中国团队的人才培训，通过优化保障留住外国的专业人才。还要加强对中国的数据调研，不要轻信官方数据，以此为依据对差异极大的不同区域采取不同的战略定位等等。

在阐述这些建议时李侃如就像一个中国人教老外如何在中国处事一般，建议内容甚至细化到了教老外们如何读懂政府决策的文件，如何区分中国政府部门“条块结合”的复杂机制，如何绕开职位的高低去辨别一位地方政府里的直接分管领导，如何在吃饭时谈公事。相信这些不仅会让外国人受益，也会让中国人看清自己。

附：

《应对中国挑战——企业如何在中国获得成功》

作者：〔美〕李侃如 魏星 等译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