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海
《学记》谓：“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范福潮能继父志，在某种意义上也证明了范父的善教。与新式教育的斩断根脉相比，范父强调读书问学要知渊源，懂家法。
范福潮1957年出生，其父生于光绪三十二年。两代人年龄相差较大，虽都嗜书，但父亲开蒙于私塾，儿子进新式学校，所受教育截然不同。相差极大的知识结构，容易让两代人不和，难免不为人间喜剧添加些材料。范家父子不但没有反目，范福潮还笔记了父亲关于读书的意见，参以己意，形诸文章，让上代读书人的见识通过下一代的文字流传不绝，算得上克绍箕裘。
范福潮所叙之文，或提示读书门径，或指导作文诀窍，无论关涉多广，脉络丝毫不乱，几乎是乾嘉学人读书心得的一些基本总结。譬如书中说，“善读书者要知源流，正本清源，从根底读起。读《史记》前，最好先读《国语》和《左传》，因为后者是源，前者是流，如重耳流亡之事，三本书都有篇章，参读之后，便知哪篇写得好。读唐诗前，最好先读《诗经》《楚辞》《古诗源》、魏晋南北朝诗，以知诗风的嬗变与格律的变化。”
就算愿意对古代学问探源知流，时代毕竟已经不同，要像古人那样熟读深思，不躐等而进，已是极大的难题。连范父这样经过旧学训练的人都说：“我生不逢时，饱经战乱，半辈子为生计奔波，难得静心治学，纵使勤奋，怎敌乾嘉学人的读书、考据功夫？”因为这个原因，他觉得自己所作不过是“即兴涂写，一鳞半爪，不成系统”，怕留下来贻误后人，便取来烧了。何况现今旧学传承基本废置，西方学术大量涌入，也罕见有生活优渥到不需为生计奔波的人，恐难再用乾嘉之法按部就班地读书。如何在新的社会境遇和学术现实中知所去取，“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或许比单纯的感叹甚至勤奋，来得更加重要。
《父子大学》“序”里讲：“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年龄的增长，我愈来愈体会到父亲给予我的培养绝非读书作文那么简单，他在教我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在乱世中保全自己的本领。”这次阅读给我较深感触的，不是各类有趣的读书法门，而是书中写到的范父对时代的判断，以及在此判断下的应对之方。他告诉范福潮，“身处乱世心不可乱”，“与世无争，适性而为，是乱世中安身立命的最好方式”。他一再约束孩子毋对乱世涉入太深，“看多了暴力和乱象，耳濡目染，长大后就难成一个温和的人”。不止范氏父子，弄脏了别人的书便仔细抄还的梁老师，惨遭抄家后不忘祈祷的李牧师，得了默许也不肯偷盗的雅歌，都有着苦难中的坚韧，乱世里的平静。他们对时代虽有怨怼，却怨而不怒，始终从严要求的，只是自身。
作者下乡期间，结识了“右派”老顾。老顾年轻时写过诗，作者拿自己的诗词向他请教，他劝对方打消学写诗词的念头：“纵使一心两眼，痛下工夫，穷其一生，未必有成。能真切地品评诗词就不易，何必跃跃欲试？”另有一次，作者自学中医小有所得，酷爱此道的姐夫告诫道：“学中医或有家传，或有名医亲授，或进中医学院专修，靠自学很难成才。你若喜欢，拿些书回去读，了解中医治病的原理，学一些健身养生的方法，就行了。”两段话看起来有点消极，却暗含着人在面对世界的庞杂时因知止而来的一点放松，将人生绷紧的丝弦调缓一点，有一种从容的豁朗在里面。
读自己性情所长的书，也不可耽溺。下乡时同住的王老师，曾对作者说：“我自幼天分极好，机缘也好，一生失败，皆因读书所致。俗言开卷有益，其实并非如此，开卷有害之处甚多。如今谋生艰难，少年应该以做事为首务，读书次之，书要拿得起，放得下，千万莫要因书误事……你与我少时性情相同，前车之鉴，不可不察。”读到这番话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心里的什么地方，一点点松弛下来。
乡下“六哥”就没有这么温和，他对作者爱书成癖最为反感，经常数落他在买书上乱花钱。范福潮陪他到外地买了五次幼猪，他坚持给二十四块钱，前者拒绝，他却说：“拿着吧，这是吃苦挣来的，你拿这钱买书，我啥也不说。”“六哥”这类人，早经了人生的艰难，对事对人都有自己基于世俗的独立主张，却世故里藏着宽厚，对异于自己的部分保持着谨慎的开放态度。这态度掀开了逼仄人世的一角，从密密的书页间透出了清澈的光。对我来说，这是两本小书传递的最为宽阔的人世消息。
附：
《父子大学》
作者：范福潮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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