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长沙答辩

◎李衡昌

1993年国庆节刚过，学院接到国家教委转来的重要通知，10月17日在长沙召开“全国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全体会议”，西北第二民族学院被列入评议名单，届时派负责人到会答辩。学院研究后决定：由院长李增林、副院长丁文庆在校坚持工作，由我和副院长于永茂、秘书马少刚从银川提前动身，取道北京转长沙参加会议。

我当时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过程漫长的十年筹建，一直戴着“帽子”，千所高校中榜上无名，仍载“另册”，危机感、恐慌感萦绕不断，现在要评议，总算盼来了机会，有了希望；另一方面，虽然学校已筹建十年，有了一些基础，但办学条件仍然很差，不仅离原定的设计规模相差甚远，就连眼前的现状也难以为继，国家规定的高校6项办学条件，我们勉强达到了3项，硬件不硬，内心空虚，要去答辩，思想负担沉重。一千多名师生的期盼，上级的信任和嘱托，一所民族院校存亡的重担，统统压在肩上，答辩能否成功、获得通过？我实在没有把握。

精心策划答辩词

一接触会议，我就感到形势严峻，对我们极为不利。听说提交上会的多所学校中，有6所条件较差，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便名列其中。会上要我们回答的四个问题中第一个就是：“校舍面积相差很大，基建投资逐年下降，是何原因，如何解决？”这正是我们的要害，不仅我们无法回答，就是主管部门也难以做出让评委们满意的答复。怎么办？这是对我们责任、能力、智慧的考验，也是经受大场面、锤炼提高、展示才能的舞台。我和于院长苦苦思索，商量对策，最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改变答辩方式，离开会议给出的四个问题，不采用问答式答辩，采用有情有景、以情论理、以陈述为主的答辩。这就要把握三个条件：一是把民族学院放在“老少边穷”地区的特殊背景下，多角度多层次陈述特殊困难；二是对具体问题避实就虚、避繁就简一带而过；三是着重表明二民院师生面对困难，不气馁、不灰心，呕心沥血艰苦办学、孜孜不倦执着追求的拼搏精神。把握这三个条件的目的在于先入为主、争取主动，求得多数评委的理解和支持。当然，答辩方式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但反复一想，只能一意孤行，冒此风险。成功失败在此一举，这样做，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不这样做，一点希望都没有。原则确定后，我开始酝酿腹稿，动手起草答辩词。长沙的第一个不眠之夜就是躺在床上构思答辩词中的每一处细节。初稿出来后，我又多次修改、反复试讲，直到我们三人都认为可以为止。为了会上尽可能发挥得好一些，我对一些技术性的细节，再一次做了认真考虑：第一，反复熟悉答辩词内容，做到上会不看稿子，把注意力放在观察会场情绪变化和叙述的自然流畅上；第二，在强调困难时，底气要足，不卑不亢，不能搞得像哭穷；第三，争取理解时，感情真挚，不故作姿态，要以情动人；第四，陈述的音调语速掌握适中，抑扬顿挫，尽量自然，使情、理融于一体。

安排答辩的那天上午，我们准时到会上场。我从容坐定后，环顾四周，以“尊敬的评委主任、各位委员”开场，“再过五个月，我院筹建就整整十年了”，我随声举起右手，有情有景。一开头第一句话就同评委拉近了距离，导入正题，收住了会场。接着，我以精心准备、磨炼得滚瓜烂熟的腹稿，一字一句、一段一段，有板有眼的进行陈述，引导评委的注意力沿着我们设计的思路向前推进，中间没有停顿、没有插话，我们兴奋时评委们兴奋，我们低沉时评委们也低沉。最后一段，我以“体凉、迁就、理解”三个关键词为主的排比句，层层递进，把情绪推向高潮，最终导出了“为我们投一张赞成票”“为西北少数民族办一件实事”的结束语。评委们被我们毫不讳言的坦诚直率深深触动了。在整个答辩会占有重要分量、历时13分钟的答辩词终于告一段落。根据我的经验，答辩败场的通常情况是：答辩人往往置于完全被动地位，被随处发问，穷于招架，有时甚至被问得张口结舌；有时被突发提问弄得晕头转向。由于我们准备充分，主动陈述，角度得当，答辩博得了多数评委的认同。

慎重对待第一问

我刚陈述完毕，坐在对面第一排正中的何东昌主任发问了：“这几年基建规模确实压缩了许多，但是中央文件规定，教育这一块的经费不能减。你们学院经费是不是减了，为啥要减？”

面对第一问，我自感关系重大，非同小可：第一，发问的正是评委主任何东昌；第二，提的问题是要害，是我们最直不起腰的“软肋”；第三，他第一个发问。真是重要人物在重要时刻提出了重要同题。对如此提问，如果回答失当、角度不对、分寸不准，或言之无物，或老生常谈乘机诉苦，就可能引起评委腻味，使自己出现被动。而如果第一问就产生被动，就可能导致全局皆输，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也就危在旦夕。我很清楚，这一问，不光是问学院，也是问上级，但眼前的文章还得自己来做。当时，我的脑子飞转，一面警告自己，不能慌张，一面调整思路组织语言，开始从容应答。我说：“何主任，您说的很对，您作为中央教育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可能参与了中央文件的制定，‘教育经费不减’的提法，也可能出自您的思路，这也代表着学校的意愿，我们非常拥护。但是，制定文件和执行文件，中间距离往往很大，经过的关口很多，层层都有自己的考虑，有些文件执行到我们基层，弾性就很大了，甚至走了样。实际情况是，我院近几年的经费确实比前几年减少了。”说到这儿，我停了一下，心想：他说没减，我说减了，各说各的，容易僵局，陷入尴尬。我脑子一转，忽然想到借用一下外力，这时，我直直身子，转过脸，环视全场，面对大家，然后说：“我们的经费是减了，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校长，你们的经费是不是也有减了的？”这一问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四周出现几个声音：“减了，减了，减的还不少呢！”哎呀！真是谢天谢地，感谢这几位不知名的校长在这个节骨眼上响应了我的问话，为我帮了腔，使我松了口气。接下来我又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经过这一呼一应的问答。尽管不太完满，但何主任总算也感觉得到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回答。

人一急，就可能会冒险。事后想，我向大家发问，如果无人回应，或者是得到相反的声音，那不是把自己晾到那儿，全砸了！真有点太险了，因为面对的四十多位评委都是德高望重、影响力很大的教育界专家、权威人士，有的是教育司长、厅长，有的是名牌大学的领导。其中，何东昌就是革命老前辈、卓有成就的教育界专家，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当天主持评审会议的评委副主任是刚从北大党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的王学珍。他们可不是在思维上随意“听人调遣”“牵强附和”的。当时，我之所以敢于寻找支援，一是豁出去了，也算是急中生智吧；二是坚信答辩词会起点作用。前面我在答辩词中有一段话专门是说校（院）长的：“哪个校长不为经费发愁，校长难当啊！”这句话也许勾起了他们的切身感受，所以在关键时刻引起共鸣，我才收到了先铺垫后回应的效果。

千里电报来救急

接着提问的是评委会的秘书长、国家教委基建计划司司长、审批高校的主管人物。他说：“不管怎么说，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的办学条件都是比较差的，虽然筹建了十年，但仍未达到设计规模，按规定是要停止筹建、予以撤销的，考虑到民族院校的特殊性，才放宽了时间，没有撤销，现在先要求国家民委拿出1500万投进去再说。”说了半天还是经费投资，问题又回到了老地方。一听秘书长讲话的弦外之音，就是本次会议不打算通过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我刚松弛了一下的神经又绷紧了，顿觉身上冒冷汗。眼下谁又能代表国家民委当场表这个态能否拿出1500万？怎么个拿法？在这时，进入会场前刚刚收到的一封特急密码电报救了急。我当场宣读了国家民委的电报，评委们被电报中国家民委的诚恳态度、一再表示今后要尽量加大对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的经费投入、加快建设速度的决心所感动，多数评委表示理解，有的评委说：“国家民委也是一个吃财政的全额拨款单位，经费不宽裕，有这个态度，也算好的。”我趁机说：“国家民委下属部门单位多、开销大，但十年来一直没有放弃我们学院，也算是理解万岁吧！”激烈争论的经费问题逐渐平缓下来后，其他问题就比较好办一些了，诸如：专业设置层次、培养目标等，这些问题事先都做了准备，有准备好的回答方案，对于有的提问，于院长就逐一做了说明。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说那封特急电报。在评委们阅看材料、进行初审阶段时，对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投入少、条件差的情况几乎达成共识，一致要求国家民委再投入。参加会议的评议委员、国家民委教育司长及时把情况转告了我们，并明确建议，要我们请求国家民委立即发一封表明增加投入的电报，否则很难评议过关。问题是，想要得到这封电报也很不容易：北京、长沙相距千里，可供利用的时间只有一天两夜；面对偌大的国家民委机关，要找谁、怎么找？我们三个人碰头后认为：这件事必须打破常规、急事急办，不能按部就班、慢慢腾腾，首先需要清醒头脑，整理一下一团乱麻的思路，然后分步办理。遵照机关工作程序：第一，要找到能够签发电报的领导人，同意发一封电报；第二，找一位悟性高、出手快，能够应急起草电报的工作人员；第三，再找一位熟悉情况，并从电报起草、整发、传阅、打印、发送等各个环节紧盯不放、不出断档纰漏，完全靠得住的热心同志。办事方向和目标确定后，我们开始连夜打电话找人，从头天晚上打到第二天，电话不计其数，结果总算幸运，找对了人，没耽搁事。白天的最后一个电话是下午六点，打到国家民委收发室，证实该件已送至密码电报拍发的专门机构，至此，电报已顺利走出民委机关。第二天一早，秘书马少刚就急不可待地只身跑到湖南省教委传真室等待消息，8点刚到，来人打开办公室的同时，就听到机器呼叫，打开收到的第一份传真正是国家民委转发过来的电报。这就是那份经历不凡，及时派上用场，关键时刻救了急的特急密电。这封电报的诞生过程，从构思到宣读，确是一个不循常规、急事急办的范例，是国家民委机关高效运转，机关作风优良，工作人员认真负责的有力证明。

结果满意动人心

投票表决决定命运的那天下午，我们三个人没离开驻地一步，一直守在电话机旁，耐心而又焦急地等待消息。时间刚到6点，电话铃响了，对方正是我们的司长：“报告一个好消息，西北第二民族学院获得高票通过，向你们祝贺！”我觉得很不过瘾，正要问详情，“你们等着，我马上过来。”司长这样说道。我们和司长虽同属国家民委，直属他管，他也是评委，但很少见面，且评委们住省委招待所，武警守门，戒备森严。我们二十多所学校代表安排在离会场很远的宾馆，不能见面交流，偶尔通个电话，客观上也受了限制。现在表决通过了，他也按捺不住高兴，要当面交谈。经他介绍，会场采用按键表决器，读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时，大屏幕显示：参加投票44人，赞成票38票，获得通过。此时此刻，万分激动，这几个日日夜夜，这几天的分分秒秒，都记载着它的价值，都历数着它的轨迹，人生能有几回搏，这也算一搏，用心血和智慧实现了期盼已久的夙愿，情不自禁，喜不自禁，我们当场喝烈酒一杯，以示祝贺。

当晩对我来说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显然，这是激动回味、享受喜悦，还有庆幸。庆幸当初那个大胆的决定，变常规答辩为陈述为主的独特答辩。如果遵循常规，后果不堪设想：一是力不从心，底气不足，不少答辩学校投资过亿，有的双亿，实力雄厚，以力取胜。我们缺乏炫耀的资本，唯一可说的900亩土地，还不是现实优势，只属有待利用的潜在优势，所以我们只能示以真诚争取评委理解。二是无话可说，说则招烦。因为40多位评委，对高校的事情，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按照我们的方式，抛开题目又不离主题，离开学校说学校，伴着国家的困难说学校的困难，视野开阔了，余地增大了。这就使我们有机会在这种场合乘机宣传一下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创办民族院校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这也才使专家们有耐心听完并接受我们的陈述。当然，更值得庆幸的是国家民委没有放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宁夏尽力关心支持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特别是几百名教工一直坚守在学院。而所有这些正是评议通过的前提条件。

转眼二十年过去了，今非昔比，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渡过了困难期，走上蓬勃发展路。长江后浪推前浪，历史一页又一页。在庆祝第二个十年院庆时刻，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欢庆之余，衷心祝愿西北第二民族学院茁壮成长，未来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