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大氅马靴，气宇轩昂地在赵子立等参谋人员的簇拥下，一口气登上岳麓山最高峰。他举起望远镜极目远眺，不禁兴奋地叫了起来：“日本人逃跑了！我们胜利了！”
薛岳本是极沉稳的，但这会儿却怎么也按捺不住激动。
怎能不激动呢？最高统帅明令长沙不守，他却大胆抗命，违背统帅的意图在湘北摆开了战场。在他，守长沙是决心已久的，但敢于不受君令，一意抵抗，却是那一刻的冲动。
而实际上，此刻神情激奋的薛岳将军，在那一刻对于究竟能否守住长沙，心中却是没有绝对把握的。
现在，战局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了。日本人退回了原防。中国守军有较大伤亡，但日本人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薛岳此刻又油然生出了另一个想法：倘若此役失败，不仅丢失了自己担任着主席的湘省地盘，而且代理的战区司令长官的乌纱恐也早已不保了。
好在，这一切都只是杞人忧天了。
这时薛岳的激奋还在于，他已经看到作为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攻势的长沙会战，竟是自“七·七事变”以来，日军全面侵华中第一次放弃进攻占领地带，心甘情愿地回复到战前原来的态势。
想起会战之初蒋介石决心放弃长沙，一定也是认为长沙守不住而痛下的决心，薛岳看到了一个极好的机会的降临。
所以当日军一开始撤退，薛岳立即向军事委员会报告：
“……日军分三路进攻长沙，我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予以痛击，敌伤亡惨重，向北溃逃……”
几乎同时，陈诚和统一指挥南方战场的桂林行营主任白祟禧报捷的电报也呈现在蒋介石的面前。
蒋介石激奋的心情决不亚于薛岳。从抗战开始，或者更早些时候，他就渴望自己这个军人出身的党的领袖所统帅的军队能战胜日军，可是战场的屡屡失利，节节败退。已经让他失去了短时间内打败日本人的信心。抗战远非一二日的事情，国际间的变化还让人捉摸不透，此刻他孤立地领导着中国抗击强大的日本的军事进攻，他要保证这个民族不致沦到投降，俯首称臣的地步；而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和其他对立的政治力量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的宝座，希望着有朝一日江山易主。他蒋介石赖以立足的，就是这精心培养起来的军事力量，失去了它，一切都将不存在。
他必须保存实力，以待转机。
而现在，出乎意料的胜利，自然令他兴奋不已。因此，对于薛岳的抗命早已忘到九霄云外。
他致电薛岳：
“……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捷报传来，举国振奋，具是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勉，所有此役有功人员，希切实查明评报，其死伤官兵，并应查报，以凭奖恤，自兹胜利初基业已奠立，我将士之责任愈重，务望勉励所部，格外戒慎，倍加努力，勿骄矜，勿懈怠，光大战绩，用集大勉，至深企盼。”
而实际上，长沙会战的战况从9月下旬开始源源不断地传到重庆，经过广播电台和报刊的广泛传播，已经传遍了全国各地。
不断战败，丢失城池的中国人听到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胜利消息，已经形成了举国欢腾的局面。
中国抗战的陪都重庆，湘北前线每传一个捷报，全城顿时就爆竹连绵，响彻昼夜。
时逢“双十”国庆节来临，有人以“双十重庆庆重庆”的联语来形容和庆贺。
香港《星岛日报》驻渝记者黄薇的特写，《战时首都庆祝双十庆祝大捷》，反映了当时重庆的喜庆气氛：
灿烂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整个山城飘扬着。
温暖的阳光从重重的浓雾中露出了光辉的笑脸，它庆贺我们的双十节，象征着我国抗战经过长期艰苦奋斗之后的光明前途，人们的心在喜跃着。
街道上，松柏缀成的牌坊，好像凯旋门似的显出它的雄姿；庆祝国庆暨庆祝湘北大胜利的几个金字，向着行人发出了辉煌的光芒，使得每个人欢欣鼓舞，使得每个人坚决必胜信心。各色各样的标语、壁报、画报，贴满了大街小巷，每家商店门口，存留着前天贴下的庆祝湘北空前大胜利的红纸条：“我们以歼灭日人来庆祝二十八年[1]的国庆日。我们更要以最后的永久的胜利来庆祝二十九年[2]的国庆日！”
各个机关、团体、学校的人员，分成了几个充满热力的支流，他们有的流到重庆各界联合举行的纪念大会里去，庆祝双重的喜事；有的流到伤兵医院，慰劳光荣负伤的将士；有的流到街头乃至每个角落为前线将士捐募寒衣；有的流到四面八方，进行宣传工作。这些汹涌澎湃的支流，向着同一的目标前进。不久，它们将要汇成一支强大的巨流，涌到扶桑三岛，淹没日本法西斯军阀！
虽然纪念大会尚未结束，空袭警报就呜呜地响起来了，然而，它不足以动摇我们铁一般坚强的抗战到底的决心。大会在沉着冷静之中宣布闭幕，人们秩序井然地退出了会场：“我们革命的先烈以鲜血建立了中华民国，我全国同胞必须踏着先烈的血迹，以前仆后继的精神，用自己的鲜血奠定国家的基础，我们应该记着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只有全国精诚团结，才能达到最后的光明胜利之境。”大会主席洪兰友先生的几句精警之语，一字字有力地烙印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当我们的神鹰英勇地向着天空起飞时，人们兴奋了起来：“再来一次‘四·二九’大空战，日本的皇军，准备送贺礼来了！”
伤兵医院里的负伤将士们，得到由民众的崇敬、挚爱所织成的慰劳品，和亲切、真挚的慰问，重伤的展开了欢欣的微笑，轻伤的从床上坐了起来，挥着拳头说：“我恨不得伤病快快复原，我要重上前线，创造更大的胜利。”
在寒衣的征募声中，我们得到了崇高可贵的回响，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先生送来了法币10元，日本人的反战同盟准备会捐来了以节衣缩食所得的法币5元，并附了一封充满正义和兄弟之情的信：“曾经和诸君对垒过的我们日本人，今天觉得无上的欣乐，能够将我们的真心献给坚决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各位。我们将不久与各位站在同一条战线。我们送上菲薄的金额，表示我们的友情，希望充作缝制寒衣之用。我们的钱袋虽穷寒，但我们的友情将温暖地笼罩着诸位。”
湘北空前的捷报，掀动了每个男、女、老、少的心，一些卖扫帚的商人们捐出了大批扫帚来义卖，除了把义卖所得全数捐助寒衣外，还含有扫除汉奸的深长意义。新生活运动总会，在日机摧毁过的残墙故瓦之上，建立起了抗战的实验宣传场。就在这个地方，由重庆临时儿童保育院及新运干训班轮流表演电影、话剧、魔术、杂耍等有关抗战的游艺。这里有血、有泪、有欢欣、有悲愤，逼真的表演，引出了不少的热泪，也鼓起了不少的铁拳。
……
“双十节”这一天，在香港出版的《珠江日报》刊登的《会战胜利的由来》评称：
“……此次长沙会战，敌军使用兵力18万之众，战线自洞庭湖东岸，迄赣北的锦江流域，长达500华里，中经幕阜、九岭两大山脉。敌军所用的战术仍为一贯的‘包围歼灭’。自9月14日起，初在赣北佯攻，继又以全力助攻，企图与湘北之敌会师于长沙外围。至18日，始在粤汉线正面以轻快部队采取攻势。同时，鄂南敌军亦利用轻骑分三路迂回。其在洞庭湖之敌，方倾全力南进。其布置之周密，来势之凶猛，甚于鲁南、武汉两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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